摘要：詹姆斯·凯瑞提出传播学的两种分野即仪式观和传递观，仪式观认为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通过信息的共享来达到在时间上对一个共同体的维系。对美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不满使得詹姆斯?凯瑞提出仪式观，而其仪式观的理论来源建立在对芝加哥学派的思想继承之上，杜威、库利等人的思想都在仪式观中有所表现。本文试图探究詹姆斯?凯瑞关于仪式观的思想源流及其对芝加哥学派理论的重构，探究詹姆斯?凯瑞为何要回到芝加哥学派。

关键词：仪式观；芝加哥学派；詹姆斯·凯瑞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7-2-0023-03

“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基本上，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尔曼。”凯瑞毫不掩饰杜威等人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并在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传播”一词的理解：所谓“传播”，就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tion)、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可见，芝加哥学派对詹姆斯?凯瑞对于传播学研究的分野观点影响极大，虽然其理论观点吸收了格尔兹、英尼斯、詹姆斯等其他学者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但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在其理论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分野

在詹姆斯·凯瑞提出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分野之时，正是传播学美国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大行其道之时，美国的传播研究将效果研究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及其核心内容，重视受众在大众传播的信息传递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拉扎斯菲尔德作为量化研究的代表，开创了美国效果研究的经典范式并在美国传播学界传习。詹姆斯?凯瑞表达了对这种研究范式以及传播观念的不满，因而提出了仪式观与传递观两种传播学研究分野的观点，认为美国人对于“仪式观”的观念相对“淡薄”，有必要重新开启对传播的分析。

传播学研究的“传递观”视野在美国传播学学界中占主导地位，通常与“发送”“传送”或“把信息传给别人”等联系在一起，将传播作为出于控制目的的社会行为，能够使信号或信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而“传播的‘仪式观’并不是信息在空间维度中的扩散，而是指信息在时间维度上对整个社会的维系；不是单单指代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整个社会及参与社会过程的人们共享信仰的表征”。在此意义上，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不但可以用来描述社会行为，而且创造出一个社会或民族独特的文化构成。仪式观的提出，不仅开阔了传播学界的研究视野，并对人文主义理念的重新建构有着重要意义。

二、仪式观的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溯源

在仪式观提出之际，詹姆斯·凯瑞毫不掩饰自己对芝加哥学派的好感，坦言自己对传播学的探究始于杜威对传播的定义和解读，称自己的传播学研究“始于杜威”。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及理论深刻地影响着凯瑞关于传播学研究视野的论述。芝加哥学派作为20世纪初到30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派系，在传播学系统成型之前对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有着一定程度的奠基意义，在美国后来的传播学研究中，许多理论都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源头。同样，詹姆斯?凯瑞所提出的仪式观的思想也可以从芝加哥学派学者的论述中找到其根源。

(一)杜威的传播思想

首先，詹姆斯·凯瑞从杜威开始，解析了杜威对于传播的定义，并将其关于传播建构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直接运用于对传递观的解读：“对于社会的维系”作用。杜威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其传播思想主要在两方面影响凯瑞：一是关于传播的定义；二是由定义所衍生的关于传播对于社会的“建构”以及“维系”的作用。

从定义上看，詹姆斯·凯瑞将杜威关于传播的两种意义完全转化为自己关于传播学研究两种分野的直接起点，从杜威对传播与社会的关系见解来看，“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与传播而得以继续存在，而且还可以说是在传递与传播中存在着。在‘公共的’‘共同体’‘传播’这几个词之间具有超出字面上的联系。”杜威认为三者共同的词根展示了其天生的联系性，共同含有“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产在一个共同体内”的本质。另外，杜威将传播的定义分为地理上，运输上的意义，以及共享和沟通。杜威的划分方式直接为凯瑞提供了传播学两种研究视角的划分依据。

而在第二个方面，杜威关于传播对社会的建构和作用则被凯瑞用来阐述自己关于仪式观的内涵。杜威认为：“社会不仅因传递和传播而存在，更确切的说，它就存在在于传递和传播之中。”而詹姆斯·凯瑞则认为，传播具有建构社会的作用，传播为受众参与社会建构提供渠道和契机，在这个过程中，受众创造、理解和使用符号系统，并通过符号系统等传播行为建立自身与他人及社会的联系。凯瑞认为“如果我们追随杜威，便会发现，传播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与围绕着我们创造并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性质有关。”也就是仪式观所认为的共享信仰的表征。在杜威这里，凯瑞找到了自己关于传播研究文化取向的起点和理论来源。

(二)库利与米德的传播思想

对于传播所建构的社会，以及人们的互动行为与符号互动过程的问题，芝加哥学派学者库利和米德，为詹姆斯·凯瑞的传播观点提供了支持。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人类行为层面，芝加哥学派的米德和库利成为凯瑞传播思想的源流。凯瑞认为，人类的传播行为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文本，而传播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发掘文本中的意义并对其进行解读。

库利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予以寻根的：“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或者已形成的任何状态都是从遥远的过去发展至今。”构成这条历史长河主要是两条干道。一条是遗传或者动物传递，另一条是交流或者社会传递。库利将传播的过程看作是构成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形成已有社会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库利所说的社会传递并不等同于传递观所说的信息在空间上的扩散，而是詹姆斯?凯瑞在仪式观所提出的，传播是“时间”上的建构和延续。库利关于人类历史的论述及其对于交流行为和信息传递在时间维度上的论述，支撑了詹姆斯·凯瑞以时间维度考察传播行为的观点。

米德所倡导的符号互动理论，注重社会中的人及其行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强调人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建构自己的角色，并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与不同的交流状态下“角色扮演”。米德所提出的主我，客观的互动产生自我的观点强调，产生自我的过程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通过与他人和社会的交流完成，并完成自我的建构。这一观点，实质上也就是詹姆斯?凯瑞所说的信息“分享”的过程，传播在构建自我以及社会中承担的作用就是凯瑞关于仪式观的看法。

三、詹姆斯?凯瑞为什么回到芝加哥学派

凯瑞提出其仪式观的思想之际，正是美国功能主义及行为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效果研究在美国传播学界占有主要地位，凯瑞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而提出其观点。凯瑞认为，只有回到芝加哥学派，才能找到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詹佳如在《凯瑞为什么回到芝加哥学派》一文中认为，“凯瑞之所以要提倡回到芝加哥学派与凯瑞和芝加哥学派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关”。这一共同问题即美国对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批判”的缺失。

笔者认为，詹姆斯·凯瑞除了认同芝加哥学派的逻辑起点以及面临共同问题之外，其对芝加哥学派的好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人文主义倾向。詹姆斯?凯瑞在论述仪式观之际，人类学家格尔兹对于文化的看法对其影响颇深，在《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一章中，大量论述了格尔兹关于人类文化的解读，并写到：“对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传播学的人来说，传播是仪式和神话，对从文学批评和历史角度来说，传播就是艺术和文学”。人，以及人的传播所衍生的象征体系在格尔兹所认为的文化中居于主要地位，詹姆斯·凯瑞对格尔兹的认同，主要来源于其人本主义倾向的关于文化的阐释。凯瑞认为，文化就存在于人的行为及其意义之中。

而芝加哥学派，从杜威关于民主的论述中，强调政治不应该将民众独立于外，强调人在传播过程中对于构建社会的重要意义。芝加哥学派认为公众本身就存在于政治过程之内，受众作为有人格、有理性的个体，能够发挥自己在社会传播中的作用，并对受众参与政治过程中所能展示出的潜力持肯定态度。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强调是自我控制和自我交流。米德所倡导的“符号互动论”，则是将交流作为人在参与社会、与他人互动中的重要环节予以强调。人，以及人的行为所构建的意义，是芝加哥学派在社会与传播的研究中始终关注的问题。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研究中，总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社会的构成以及运行，如库利对于首属群体等的论述，米德关于社会、心灵，以及自我等的论述等。芝加哥学派同样反对功利主义对于社会的消解，其研究论述都流露出对人本主义的关切。因而，凯瑞回到芝加哥学派，除了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与芝加哥学派共同的逻辑起点，以及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外，芝加哥学派人本主义的特点，也是吸引凯瑞所在，二者共同的人文情怀，让詹姆斯·凯瑞在开启传播学大门之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芝加哥学派。

四、结语

詹姆斯·凯瑞在讨论传播学，提出传播学研究的两个分野、论述其传播的仪式观之时，毫无疑问是从芝加哥学派开始的。芝加哥学派作为美国20世纪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其核心关注虽然不是传播学领域，但其在研究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对于传播学后来的研究在很多领域都有着启蒙和奠基的作用。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仪式观，吸收了芝加哥学派众多学者的理论及论述，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其对于传播的观点和认知。其在进入传播学领域之时由芝加哥学派开始，不仅仅因为两者在面临问题和逻辑起点上的共同之处，也因二者共同关注人本主义及其人文情怀。詹姆斯·凯瑞从芝加哥学派汲取所需思想，并在该学派及其他学者的影响之下形成了自己对于传播学研究分野的观点和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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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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