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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行”代替“武林”

从《师父》与《火烧红莲寺》的互文性谈起

陈霄元
2016年09月09日14:07 | 来源: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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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导演徐皓峰的电影作品广泛受到关注,在他的武侠电影中,独特叙事视角和历史化的武侠世界构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在他的新作《师父》中,徐皓峰以《火烧红莲寺》这一中国早期武侠电影的代表作为潜文本,通过戏仿其中的情节来表达自己的武侠观:用“武行”代替“武林”。本文将以《火烧红莲寺》与《师父》的互文性作为切入点,系统地阐述其内在逻辑。

关键词:武行;徐皓峰;师父;历史化

“跟以前的武侠小说相比,自己的小说可以称为‘武行’小说,将武人还原为从业人员,写他们存在的真实状态和突出其职业特征。”①徐皓峰在访谈《硬派武侠小说的接脉》中如是说。不仅是小说,徐皓峰的电影亦是如此。“武林”讲的是“千古文人侠客梦”,“武行”讲的是职业武人的生存与彷徨。消失的是“侠”及其建构的江湖世界,崇高的武侠被平庸的武人替代,曾经盛极一时的武术也逐渐成为博物馆中的展品。《师父》是迄今最具有徐氏风格的“武行”电影作品,其中重复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武侠电影代表作《火烧红莲寺》片段引人深思,笔者试从二者的互文性谈起。

一、《火烧红莲寺》与传统武侠

《火烧红莲寺》在《师父》中一共放了三次,没有一次能够放映成功。第一次放映被偷梁换柱成了林副官算计师父郑山傲的影片,结果激起了全武行的公愤。邹榕(蒋雯丽饰)问:“《火烧红莲寺》还放吗?”林副官抬头道:“放。”第二次放映,才介绍完影片的基本信息,银幕就被主角陈识的八斩刀劈开,电影放映变成了踢馆;第三次,冷静下来的陈识问林副官:“《红莲寺》,还放不放?”这次的放映没有被打断,但在场的人却无心观影,影片中红莲寺住持常德庆刚用掌心雷击败众对手,现实中的陈识就被天津武行的一群人扑倒在地。这时候,镜头又切向了银幕上倒地的女侠陆小青等人。在这里,《火烧红莲寺》与《师父》构成了互文关系——《火烧红莲寺》不仅作为《师父》的潜文本被叙述,《师父》在陈识倒地等情节上,也有意戏仿了《火烧红莲寺》里的场景。情节的仿拟蕴含了作者的叙事态度,对传统武侠的嘲讽与调侃显而易见。《火烧红莲寺》经过了《师父》的筛选再次被搬上了银幕,获得了新生。

1928年,由张石川执导,萧英、胡蝶主演的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上映,可谓是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火烧红莲寺》讲述了陆小青等人与恶僧常德庆斗争,除暴安良的故事。这部电影在当时有着开天辟地的意义,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侠热。一时间,武侠、神怪电影成为风尚。尽管在新文学界受到质疑,被斥为“神怪的封建的超人主义的”②、“游民阶级的生活,豪侠武士,独行盗式的结构加上裸体跳舞”③,但在通俗文学界看来,《火烧红莲寺》成功地发扬了武侠的精髓,是中国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徐皓峰导演在《师父》中选择它,并且三番五次打断它的放映,制造了叙事延宕效果。还借主人公的八斩刀将荧幕劈开,这一象征意味浓郁的画面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作者挣脱传统武林叙事的诉求。在笔者看来,传统的武侠世界已经成为历史,徐皓峰有志于重建一个全新的武侠世界,一个属于徐氏的武林时空。

最早的“游侠”从史传中脱胎而来,是寄托了士人想象与武林真实的混血儿。千年以降,文学想象中的“侠”不仅满足了作者和读者的英雄梦,还将他们除暴安良、精忠报国的道德追求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自由精神,谱写成了一部部英雄史诗,不断地被传颂和纪念。这正是所谓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到了清末民国,武侠小说勃兴,与时代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有清一代,白莲教、八卦教乃至近代的义和团运动,背后都有聚众练武的影子。各种政治性和宗教性的起义层出不穷,成为政府的心腹大患,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屡次明令灭拳、禁武。但随着国门被迫大开,软弱的政府无力抵御入侵和凌辱,侠义精神中“为国为民”的一面就受到了关注和肯定。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冯玉祥任理事长。武术一跃成为“国术”,这是民族危亡之际有识之士出于强国保种的考虑:企图通过全民习武,来“野蛮”国人的体魄,对抗外敌。徐克导演90年代的电影《黄飞鸿》系列,翻拍多次的霍元甲、陈真等人的故事,正是国人呼唤习武救国的写照。不仅在晚清民国的危亡之际是这样,发生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许多武侠故事也饱含着救亡的热忱。

二、沦为职业武人的“侠士”

所谓“侠义”,在传统的武侠作品中,一般指向两个维度:一个是“为国为民”的大义,隐含着传统中国文人家国天下的情怀;另一个维度则指向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忠”和“义”。

在徐皓峰的《师父》这部电影中,乍一看却没有一个“侠义”的人。师父陈识作为“一个门派的全部未来”,他肩负着北上扬名的重大责任来到天津,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赢得武林中的一席之地。他娶赵国卉,住在贫民窟,来向武行掩饰自己踢八家武馆的野心;收徒弟耿良辰,将他作为一枚棋子,关键时刻再视作弃子。至于郑山傲,坐镇武林三十年,老骥伏枥,想要改变武林的格局,却也知进退,懂得明哲保身。徒弟耿良辰,觊觎师娘的美色拜师学武,陈识评价他“是个小人,毁了不可惜”。林希文、邹榕之辈更算不上“侠义”,一个是心狠手辣、背叛师门的军方代表,另一个是运筹帷幄、处心积虑的武林大姐大,幕后操盘手。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算计着。

一个没有侠义的武林,口口声声讲的都是“规矩”,明里暗里玩的都是“权谋”,对于习惯了传统武侠小说为我们建构的武林世界的读者,这还是武林吗?

在徐皓峰这里,家国天下的情怀和抱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荣辱、行业的兴衰。师父陈识有一身绝世武艺,谨遵师训要把“咏春拳”发扬光大,与郑山傲商议,把出头踢馆的任务交给了徒弟耿良辰。徒弟耿良辰,从一个街头地痞,逐渐成为了一个有担当的汉子,陈识对他的态度摇摆不定——从“盼着他毁了”到为了给他报仇不惜放弃开武馆的理想。郑山傲坐镇武行三十年,不断感慨武馆“不教真东西”,力图改变现状,郑山傲对武林的“改革”持续了三十年,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被徒弟算计前,他看重的是颜面,所以“你徒弟会的,我都要会”。被林副官算计,声名扫地之后,名声、颜面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他收了林副官送的房契,安心到南美去做寓公。蒋雯丽饰演的邹榕,是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打着“规矩”的旗号维持着武林的平衡,是这个武术上没有什么造诣,善于玩弄权术的幕后操盘手的拿手好戏。她一手操纵了对林副官的暗杀行动,“声势浩大”地追击陈识,却故意将其放走……“男人打的天下,女人要守住。”维系自家武馆的生意之外,她还维护天津武馆的生存。

徐皓峰导演现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其家族与形意拳有着很深的渊源,他早年跟随形意拳传人李仲轩习练拳法,并在道教仙学泰斗胡海牙处学道。他的小说《道士下山》被誉为“硬派武侠小说的接脉之作”,不同于金庸、还珠楼主奇幻的武功招式,与宫白羽、郑证因等人写实主义的武侠风格一脉相承。反映在电影当中,则体现为一招一式都有武学依据和渊源,强调真实的搏斗动作,给人以快、硬、直的直观体验。所谓的“硬派武侠”,另一反面则指的是徐皓峰小说、电影中的“武林”具象化为“武行”,作品表现的是一代武人在社会、行业中的生存现状。

《师父》是徐皓峰执导的第三部作品,与《倭寇的踪迹》和《箭士柳白猿》相比,《师父》在文人化和大众化之间找到了平衡,不似前两部作品那般晦涩和拿腔拿调,抛弃了对意象和概念的堆砌,在叙事结构上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可谓是徐皓峰导演的成熟之作。在另一篇访谈《他们写武侠,我写武行》中,徐皓峰指出:“古龙多写青年人的情感,我写的是传统中国人处于颓废时期的悲悯。”④这一颓废期的悲悯,是师父陈识的快意恩仇,更是邹馆长与陈识之间似有似无的默契。

三、历史化的武行

借邹馆长之口,徐皓峰说道:“我们这一代习武人,都是客厅里摆的瓷器,一碰即碎,不能实用,只是主人家地位的象征。”清末民初,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武术被捧为“国术”,各地武馆林立,似乎煞有介事。但“拳术自古秘传,广招学员的武馆是生造出来的”,武术繁荣的假象让很多人对武术救国信以为真。“政客做政绩,商家做名声”才是这一繁荣背后的真相。令人唏嘘的是,冷兵器时代的拳术,终究无法与枪炮对抗。摇摇欲坠的武行,也和武侠所代表的精神一样,都处在分崩瓦解的前夕。

徐皓峰的影评集《刀与星辰》中,他写道:“文化成了博物馆或亚博物馆式的文化,是一种悲哀,但比起异化变质或消失殆尽,毕竟是一种欣慰。”⑤徐皓峰的电影正是怀着这样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欣慰”,用史家记录历史的态度和手笔,将武学的知识、武林人的百态、武术的招式一一记录,一一陈列。大兴于危亡时刻的武术,于救国而言是无用之学,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最真实的悲哀。

《师父》难道仅仅是一曲武侠的挽歌吗?并不尽然。徐氏武侠讲究真实,影片中的武器都渊源有自,比如《师父》中出镜率最高的八斩刀,是近身搏击的绝佳武器,其名称的来源是这套刀法的套路由8路动作组成,包括膀、摊、枕、耕、滚、斩、割、穿、拍、圈等刀法,每一式都快、准、狠。⑥陈识的八斩刀遇上克星战身刀,立起来有一人多高,战身刀有盾牌的功能,手持战身刀之人,一般不主动出击,接了招才能反击,用刀护住己身,一手握柄一手扶刀背,让陈识的八斩刀几乎无用武之地。陈识后来得赠子午鸳鸯钺,此刀又名日月乾坤剑,其形制又专克战身刀,陈识用此刀才得以获胜。徐皓峰在影片中罗列意象和典故,刻意营造出距离感和陌生感;同时,用“武行”代替“武林”,“武人”代替“武侠”,“武术”代替“国术”,并不是简单地把武侠电影拉下神坛,而是将其当做审美的客观对象,是一种历史化的叙述和表达,在此基础上成就徐氏风格的武侠电影。

“禅杖打开生死路”,徐皓峰导演用八斩刀劈开《火烧红莲寺》的银幕,为一代武侠精神画上句号。我们今天喜欢说“XX已死”、“XX精神已死”,太过于悲观和撕心裂肺。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象征着重建一个当下武林的努力。这个武林也许在明代倭乱之时(《倭寇的踪迹》),也许在民国时期(《箭士柳白猿》、《师父》)。它们都是对当下的映射,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武林,或者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注释:

①王逸人.硬派武侠小说的接脉——与徐皓峰谈《一代宗师》和《武士会》[N].新文化报, 2013-02-03(Z01).

②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J].中国戏剧,1963(03).

③陶希圣.中国文化与火烧红莲寺[J].中学生,1931(13).

④赵大伟.他们写武侠,我写武行[J].中国企业家,2014(24):117.

⑤徐皓峰.刀与星辰:徐皓峰影评集[M].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12:12.

⑥黄涛.咏春拳[M].人民体育出版社,2013:308.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2013级本科生)  

(责编:刘雨霏(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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