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提醒说，还有一种现象，也多见登载，如重要会议和活动、两国交往、时局变化等，会议秘书处、活动办公室以及相关部门等，事后都要发表新闻公报、声明、宣言、照会、抗议等，很大的一类啊，都可以归类为“公报式新闻”，新华社的社长、总编辑去采访也好，一般记者甚至是派专职通讯员、实习生去采访也好，都要拿到新闻公报等文件的文本，回来写新闻稿件，除拟订出新鲜、重要、醒目的新闻标题外，就是写新华社某地某月某日电，某会议或活动举行，结束时发表了新闻公报，“公报全文如下”，就这么一两行文字是自己写的，接着就是“公报”全文照发照播。在现代社会，国内外会议、活动频繁，这类新闻很多，这些“元文件”才是“事实”信息，要一字不漏地照发，这也是“用事实说话”。有些人讲《新闻采访》《新闻写作》课程，却不讲甚至提都不提“公报式新闻”，这么一大类新闻稿件，根本不讲，至少不全面、不实事求是。

新闻事实，重要的新闻事实，包含在众多事实之中，要全力去找并且摹写出来。有的人讲新闻写作，要求真实、生动、活泼、形象，要饶有兴味，总之是要遵循趣味性原则。新闻稿件写出来、刊登出来，有没有趣味、读者爱不爱读，是“事实”决定的，不是“写作”决定的，“事实”是客观存在，“写作”是将事实表达出来，能否真实、生动、活泼、形象、有趣，那就要看事实本身是否真实，是否生动，是否活泼，是否形象，是否有趣味。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是新闻事实真实、生动、活泼、形象、有趣，而不是写作生动、妙笔生花。他曾不止一次在讲课中提到获得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的、那条由新华社记者郭玲春采写的人民艺术家金山追悼会的新闻电讯稿，分析评价说，从当代新闻信息传播现状看，给读者信息多、质量好，才是获奖好新闻作品的基本评价标准，可是这条新闻电讯，字数虽说不算太多，但信息量小、质也不很高，一共只有两个信息，一个是人民艺术家金山死了，另一个是人民永远怀念自己的艺术家，“死讯”是“新”信息，“永远怀念”就不算那么“新”了，这样篇幅的一篇新闻电讯稿，只给出“两个信息”，很难说是非常优秀的获奖“好新闻”。这样看来，在何微先生眼里，“好新闻”首先得有“好事实”，而且要把这些“好事实”好好地“表达”出来，必须是用“好事实”来“好好地说话”，其中传递的信息须量多质优。

在新闻学专业教育、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培训等方面，无论是新闻学本科生、研究生的脱产全日制的教育与培养，还是大专、专科接本科或续本科、新闻干部专修班、培训班，或是通讯员学习班、刊授、函授、夜大、广播电视大学、私立大学、自学考试等，都要牵涉到新闻学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或提高。

何微先生非常明确地指出：叙事和议论是新闻信息的基本表达方式，要教育和培养学生在修学过程中“叙事”和“表意”并重，不能有所偏颇。他说，“叙事”就是叙述事实，这是新闻信息传递中的基本表达方式之一，也是学习新闻学专业必须具备和训练好的一种基本功。基本功不好，也就是基础不牢，盖房子基础不牢，沙滩建高楼不会滑坡就会倒塌。

何先生在授课时讲得很明白:我国的汉语言文字写作，历代文献资料、文集、典籍，卷牒浩繁、汗牛充栋；就说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秉笔直书；若说史书，如编年体、纪传体、国别体，朝代史、断代史、通史、通鉴、通义；再说文体，叙事诗，从《诗经》开始就有，如《十月之交》，诗里所记的日食、月食、地震，还真有据可查，从叙事诗到记事文、说明文、日记、游记、山水游记、笔记，勤笔免思呀，记录事实，叙述事实，叙事清晰，这在中华文化上是有深厚传统的，“秉笔直书”“叙事清晰”这些传统要继承和弘扬，加上现代科学技术工具的运用，就不光是文笔书写“叙事”了，还有镜头（电视画面）叙事、录音叙事、照相（照片）叙事、网页（网络信息）叙事，等等。尤其是从高中直接考上大学来读新闻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定要加强“叙事”的教育和训练，应该是与中学阶段教“语文”课一样，除阅读以外还要扎实加紧“作文”训练，新闻学专业本科生的“作文”训练就是“叙事”，要达到的要求或标准就是“叙事清晰”。

何微先生还指出，新闻传播信息的表达，方法、方式或途径，除去“叙事”就是“表意”。“表意”就是“表达意思、意图或意愿”，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而又高出于客观、高度抽象的，也就是说，是经过概括、提炼或凝练了的客观，在手法上就叫做“议论”，议事论理、析事说理。表明意图、表达意思、表现意愿，是新闻评论工作、写作新闻评论过程中最主要的，也是“发议论”所必需的；写新闻评论，就得摆事实、讲道理，议事论理；见之于事，催其思考，发为议论，这就是新闻评论工作和写作新闻评论作品的本旨。南宋陆游有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呀。为此，他要求应该“以见事实、见现象、见迹象、见征兆、听言谈、看到新情况，再来发议论”，这样地教育和训练新闻学专业的修学学生。

有一年秋天，武汉大学珞珈山上枫叶泛红的时日，周永固副教授讲完课回家，先到何微先生住所小憩一会，一是走环山路累了，该歇口气再步行回去；二是可顺便看望何微先生，继续讨教；这次则还加上周永固副教授请何微先生为其“新闻评论学课程讲义”编写为教材、出书写“序言”的事情，碰巧我也在场。寒暄互问后，何微先生对周永固老师说：“书稿，我看了；序言，我也在写，还没弄完。我看你概括新闻评论的特点，哈，那么多‘特性’，一个一个的，比较全面，论述这些‘特性’也算简洁。新闻评论的这些特点，要给学生讲，但更要练习写新闻评论，做出‘习作’，学会表明态度、意思，学会表达主要的意图。我在陕西日报社做了八年总编辑，这八年都没回家过个春节，在值班、看清样、写新闻评论。在在陕西日报社工作时，碰上忙的时候，几乎天天写新闻评论，省委常委开会、省委常委开扩大会等，这些重要活动一结束，就要写社论，社论的稿子还得送审，送省委宣传部、省委书记秘书甚至是省委书记本人，要审阅、要修改或提出修改意见或建议。在这么短的时间，仓促地写出社论稿件，满脑子想的是活动意图表述清楚没有、稿子送审能否通过，哪里有闲空去考虑新闻评论的那许多特点？主要是考虑领导意图表达准确。政策、决定、主张、见解、措施等，不能原文原句照搬，也不能是政策条文图解，而只能是用议论的手法把领导层面的意图，准确地议论出来，让老百姓能掌握、能参照着去做。意图表达不准当、不科学，普通百姓就不容易把握或领会。连学生都知道，甚至是考试要考，就死记硬背这么些新闻评论的特点，却在写新闻评论的习作时表达不清、表述不全主要意图、议论不了孰是孰非，那就是没教好、没学好《新闻评论》课程。”

何微先生在做新闻传播工作或从事新闻学专业教育活动上，十分注重自身的言传身教，提倡新闻学专业的教师更应该为人师表、为学生的表率。

何先生说，培养记者、编辑等新闻传播业的后备军，记者工作是多方面的社会工作，是传递社会各行各业、各个单位或个人的最新信息，是要在社会里广泛地与人打交道。这样一来，新闻学专业的教师，便是其今后去从事专业活动的修学学生的最早楷模、榜样、影子、样子。列宁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何微先生说到做到，表里如一。无论是在战火纷飞、弹雨横穿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红红火火、各业奋进的建设年代，或者是在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改革年代，在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负责的岗位上，他总是身先士卒。外出采写新闻，他带领记者下基层、进厂矿、到村头，走家串户、察看实情；坐在总编室里，实在忙得不可开交，不能外出调研，他打电话约工厂的工人、乡村的农民等朋友到他的办公室来座谈，了解实际情形和实际效果。记得有一次，何微教授指导我说：怎样了解实情、了解农民意愿？那一年推广密植树苗、在距间内种植小麦，规定这一排白杨树到那一排白杨树之间仅间隔五米宽，白杨树苗一长高、成排的白杨树，五米宽的间距内还能种小麦？拿不准！除了叫记者站的记者带老农民到总编辑的办公室来谈，我自己还打电话请了两批农村的朋友来谈，老农民们都说那么密地成排栽树，其间距内就种不成小麦了。这样一了解，推广密植栽树间距内种小麦的报道，就不再在《陕西日报》上刊登了，报纸不可以为这种“瞎指挥”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害农坑农的作风和行为推波助澜！

何微先生做新闻舆论工作数十年来，就是这样一位非常尊重客观实际、拜内行为师的直性子人，可谓“刚正不阿”。正是这种刚正不阿的直性子，使他自嘲自己的新闻“官职”越做越小，而他所工作过的新闻单位之工作人员、记者、编辑对他却是特别拥戴、倾心敬佩。在《陕西日报》做总编辑八年，每年除夕夜，他到食堂亲自炒几个菜，与值夜班的记者、编辑们围坐一桌吃年夜饭，其乐也融融！

他曾对我讲过：“新中国建立初年，对文职人员评定级别比较地高，那时我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副社长兼北京分社社长，给我定的是八级干部。别小看我这个八级，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中最年轻的也只是八级呀！1957年反右运动，我被派到江苏分社去反右派、揪右派，也没事，还是八级；到1958年搞“大跃进”、刮“浮夸风”，我就较为冷静了，不那么愿意“跟风”报道；1959年“反右倾”运动，我抗日战争时期报道过彭（德怀）老总指挥的打击日寇的“百团大战”，“反右倾”期间又为彭德怀元帅说过话，便被降一级，为九级干部，调往京外分社任职了。看看，当了这么多年运动员！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职位上退居二线，被武汉大学请过来做新闻学研究所的所长（处级）了，不是“官职越做越小”吗？我那时也没多想，顺嘴接应了一句：“何老，您可是‘学问越做越大’呀！”何微先生不止一次地“自嘲”自己当了一辈子运动员——要知道直至因病去世，他还是“九级”（干部）运动员呢！

何微先生在新闻学专业教育的多种形式的岗位（作“学术讲座、学术报告”的新闻单位负责人、新闻业界名人、教授、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等）上，规模不一的大礼堂、报告厅、大或小的教室里的讲台上，始终是一位学识深厚、阅历丰富、和蔼可亲的师长。与他在新闻传播业界一样，与同行的关系以及相处都很好。他的言行举止，是在表率，让我这个后学者难望先生的项背。

就说新闻学理论界的“南王（中）北甘（惜分）西北何（微）”，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相处就很有些惟妙惟肖！我在1995年春节给甘惜分先生拜年时，甘老对我说，1957年反右派，组织对王中先生的批判，不写批判文章不行啊！批王中还没批完，在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就已经开始批我啦，这是外人所不知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甘肃兰州举行新闻教育学年会，我听说王中老将出席，特意早去兰州两天，亲到兰州的机场接王中老。谁知，王中老还生气呢。我热情伸手到刚下飞机的王中老面前，王中老手也不伸、眼也不抬，钻进接他的轿车走了。后来，我在美国时，得知王中老病逝的消息，赶紧写了一篇《风雨飘摇忆王中》的纪念文章寄给国内期刊上发表。甘惜分先生这次还将此文复印件给了我一份，其意我心知肚明，是暗示我今后有机会写文章时作点释“南王北甘”之间的“前嫌”吧！

而“西北何（微）”与“南王北甘”的关系，就相对地平和，相互尊重、相互倚重！何微先生说，王中老年纪比我大，我手下的人到上海，我总要吩咐他们在沪上去复旦大学拜会王中老，听听他的意见。王中老对别人说，“这个红区（指延安）来的何微先生，有意思，派桑义燐等手下来我这白区（指上海），征求对新闻学专业教育、培养、科研的建议呢！由王中先生生前所传出的这些话，可见王中先生与何微先生的关系很平和、没有什么间隔。何微先生与北甘（惜分）都是1937年入的延安抗大，又同是1938年被分派做新闻工作，何、甘关系一直融洽。甘惜分先生给何微先生的书信往来，一般是毛笔书写的，我是见过的。一次，何微先生跟我说：这个甘惜分老，信上说“您我同庚”，可信的抬头却写“何微兄”，究竟谁年月大？何微先生轻拍自己脑门说，我记得甘惜分老大我的月份！改革开放、恢复学位制度以后，甘惜分先生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许多篇的外审请的就是何微先生评阅、写评语的。1988年冬，甘惜分先生带着研究生童兵、董炜去海南调研，接到南阳日报社刘少宇电话邀请参加《南阳日报》创刊暨毛主席撰写《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新闻电讯稿4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们就约定到武汉大学何微先生住处汇合，然后一起去河南省南阳市。是夜，一辆中巴车载了甘惜分先生一行和何微先生带着当时新闻所干事张铁球和做研究生的我，加上开车司机共七人，甘惜分先生一行三人刚从海口向汉口，汇合后与何微先生一行三人便下襄阳向南阳了。不巧，那时路正改造，又是暗夜里行车，颠簸得很，但见何微先生手端甘惜分先生的茶杯，每隔一两小时便送给甘惜分先生喝一两口，童兵和我这些做弟子辈者想接何微先生手里的杯子也不让接，何微先生可以说是彻夜未眠地陪着甘惜分先生，直到车子在天亮时驶进南阳市区。何微先生与甘惜分先生的同学情、战友谊、同行关系之亲密无间，由此也可见一斑。

在新闻学专业教育和理论界，除南王（中）北甘（惜分）西北何（微）外，再最有资历的就应该是我1979年考入大学读本科时的北京广播学院（现改名“中国传媒大学”）任新闻系主任的康荫教授了。康荫先生是1938年入抗大学习的，年龄比甘惜分先生、何微先生要小两岁。我1993年夏研究生毕业后回本科母校任教，就被分派在与康荫先生、王珏教授一起同坐一个办公室。康荫教授所指导的研究生王云鹏也已毕业，那时在《广播电视年鉴》编辑部任主任，是副教授，也指导研究生。王云鹏学长还记得康荫先生想趁腿脚还好行动时，去一趟延安。王云鹏学长是陕西咸阳人，本科是78级编采专业的，与我所学的是同一个专业。王云鹏学长找我商量康荫先生去趟延安的事，我便联系了我的研究生指导教授何微先生，住在西安家中的何微先生很快就给这事做了安排，并且说要陪康荫先生一行到延安。何微先生的热情回答，让我有些喜出望外。半个月后，我在广院校园路上见着王云鹏学长了，便问：陪康老去延安回来了？可顺利？印象如何？王云鹏学长回答：“很顺利，何微先生要了辆车，一星期都陪着我们，从西安到延安再回来，一直是何微先生在张罗、安排。印象呢——”王云鹏学长沉吟了一下，说：“怎么说呢？我的导师（指康荫教授）是个教授、学者，却像一个新闻官；你的导师（指何微教授）是个级别很高的新闻官，却更像是一个教授、学者。哈哈！”王云鹏学长现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我与王云鹏学长路遇时评说印象的话，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让我感到无比欣慰。

毫无疑问，历史已经证明，南王（中）北甘（惜分）西北何（微）和康荫先生等，是走在20世纪下半叶新闻学专业教育队列最前面的人，就像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所书写的可以称之为“巨人”的人！他们心灵之圣洁、精神之伟大、道德之高尚、思维之睿智，使他们能够成就为业界的“脊梁”。如今，南王（中）北甘（惜分）西北何（微）等先生，斯人已去，但他们的思维智慧将永存。何微先生故世快20年了，他生前的这些新闻学专业教育思想，至今耐人寻味、深受启迪；他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所操办的新闻传播业、所从事的新闻学专业教育活动之业绩将永在；他这些关于新闻学专业教育的思维闪光，将照耀着后学者、后来人改革创新、决胜小康。

胡耀邦同志湖南故居食堂的墙壁上有一副对联：“屋矮能容月，楼高不染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看到此联，改其中两个字：“身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尘”，以称颂胡耀邦同志光明磊落的一生。在2015年12月22日的《长寿养生报》第15版上，用了大半版篇幅刊登作者宋立民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百年的长文，标题就引自这副所改字的对联《耀邦百年：“身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尘”》。我听何微先生谈过1938年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毕业时分派去向的经历：当时抗大的政治部主任就是胡耀邦同志，给他的第一张路条子是去河南沁县任县委书记，他没接受；第二张路条子是去《黄河日报》，他欣然前往了，从此走上了新闻学专业活动之路。作为何微教授指导毕业的研究生，我这里仍要仿而效之，将这副对联增改几个字并加横批，来纪念恩师何微教授诞辰百年——上联：身材矮能容皓月；下联：级别高不染俗尘；横批：可为师矣！

（作者系何微先生的研究生，先后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经贸大学教授、华北科技学院兼职教授。本文2016年2月26日-3月24日断断续续写完初稿，5月12日下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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