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几年的户外真人秀节目数量逐渐增加，形式花样翻新，节目中对嘉宾生活的展示、轻松的游戏设置等内容为受众提供娱乐享受，满足受众窥视、游戏和狂欢的快感。但其霸屏之势以及对社会、受众产生的影响，使我们不得不认审视这一电视文本。文章借助相关大众文化理论，从窥视的快感、游戏的快感和狂欢的快感三个层面，分析户外真人秀节目如何为受众提供快感，并反思其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的缺失。

关键词：户外真人秀；快感；狂欢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0-0088-02

我国真人秀节目兴起于2000年，《快乐大本营》等游戏类节目的出现曾掀起一阵快乐旋风，之后不少节目开始走向低潮。2013年开始，一批户外真人秀节目开始登陆电视荧屏，凭借新鲜、刺激的内容和节目互动传播的优势再次带动娱乐文化走向繁荣。户外真人秀节目的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原因，节目内容和表达方式同样对社会文化环境和受众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在消费社会，人们被各种符号化的快餐文化包围，传统价值观逐渐消解，受众享受着传媒创造的各种视觉奇观和快感体验。为让受众树立理性的消费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需要慎重审视户外真人秀节目中传递的快感文化。

一、快感文化及其成因

快感文化的流行，与大众文化的崛起分不开。大众文化作为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产物，伴随着消费主义的蔓延，在社会上形成一股追逐快乐和自我满足的潮流。电视是传播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节目类型和内容多种多样，而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接收或规避某些文本内容。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将快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躲避式的快感；另一种是生产诸种意义时所带来的快感[1]。大众对“生产诸种意义时所带来的快感”的追求，可以从当下繁荣的娱乐文化中找到依据。娱乐节目是大众文化的话语形态之一，电视凭借其独特的声像技术和互动式传播等优势，能够为受众提供视觉和心理的快感享受。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娱乐需求也逐渐增多。电视媒介的教化功能逐渐不被需要，提供娱乐的功能开始凸显。此外，户外真人秀节目的受众以年轻群体为主，这一群体在面临社会转型期中承受着巨大压力，长期处于紧张状态，需要轻松、愉快的资源调整一下现实生活。户外真人秀则通过设定情境、构建媒介场景，让受众在参与的过程中体验节目带来的快感，从而为自身“减压”。

进入消费社会，商业逻辑渗透到各个领域。当商业逻辑运用到电视节目制作中，一切都在为收视率和广告服务，受众对娱乐、快感的追求，成为电视台制作、购买电视节目的依据。因此，户外真人秀节目能够掀起娱乐狂潮，也是迎合大众需求催生出的电视文化奇观。同时，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看”的方式发生改变，动态的图像取代文字阅读带领大众进入“眼球经济”时代。电视提供的声音、图像都是转瞬即逝的，为了吸引受众的瞬间注意力，电视需要尽可能为受众提供各种奇观化的内容，刺激受众心理或者感官，制造视觉的或者心灵的快感。

二、户外真人秀节目的快感表征

如今的户外真人秀节目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作为一种新的节目样式，它借助全程跟踪拍摄展现其纪录片式的真实性，节目游戏的刺激性和戏剧化走向又吸引受众投入其中，为受众提供着窥视、游戏和狂欢的快感。

（一）窥视的快感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的满足是人类最低层次的需求，可以通过外部条件来满足。这种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在消费社会则体现为寻求感官刺激、满足好奇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窥视他人生活的条件是有限的，并且受道德的约束，但在电视中便可以自由观看电视内容而不受道德谴责。户外真人秀节目则通过展示嘉宾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的展示等，来迎合受众的窥视心理。

户外真人秀节目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采取全程跟踪拍摄的方式展示其记录的真实性；参与嘉宾是真实的人，并且在节目各环节真实展现自己性格、喜好等。我国的户外真人秀节目向来喜欢以“明星大咖”来制造噱头，将明星作为节目的主角。一直以来，中国的明星都给受众一种触不可及的神秘感，节目将这些神秘人物置于大众视野之中，并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个人生活中的隐私或行为展示出来。明星不再扮演剧本中的角色，而是在节目展现真实的自己，受众可以窥视他们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以满足自身好奇心。例如，在《我们来了》节目中，除了日常的跟拍记录明星一整天的活动，在嘉宾卧室也安装了摄像机，明星嘉宾刘嘉玲、奚梦瑶都直呼“太恐怖”。

劳拉·穆尔维认为，看本身就是快感的源泉，看的快感可以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而女性是作为被看的对象。节目对女嘉宾身体的展示，则迎合了男权社会的偷窥欲望。在《奔跑吧！兄弟》《二十四小时》《极限挑战》等节目中，男性主持人经常表达自己对邀请女嘉宾的期待，或者在请女嘉宾逐一出场过程中，经常伴随着男性的尖叫和欢呼声。这种“男性化凝视”将身体作为满足自身窥视欲望的资源，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

（二）游戏的快感

真正好看的电视真人秀节目，绝不是对生活的松散记录，它需要设置环节和任务，推动情节一步步发展，让受众参与其中，享受其中。游戏是节目调动参与嘉宾积极性和受众参与感的重要手段，游戏环节既有别于现实生活，又有一定规则设置，让受众在参与中享受自由和控制的双重快乐。纵观当下的户外真人秀节目，游戏已经是节目内容“标配”，在一些户外竞技类真人秀节目中尤为常见。体验类户外真人秀节目经常会增设游戏环节，如《一路上有你》《我去上学啦》等节目，不仅能丰富节目内容，也能增强受众观看兴趣。竞技类户外真人秀节目本身就是由若干个游戏组成，如《奔跑吧！兄弟》《我们战斗吧》和《非凡搭档》等节目，都是通过一环扣一环的游戏环节推动整个情节发展。

游戏为节目受众提供一种虚拟的、替代式快感。“受众以节目中的嘉宾或现场受众作为假想依托，进行一种替代性参与。在这种游戏娱乐中人们可以改换兴趣，并将常态的和连续的生活暂时打断一下，获得一种非常态的心理愉悦和精神舒缓。[2]”这一过程属于人与媒介的“内部互动”，接受者的自我意识沉浸在游戏文本中，在游戏中“能让观众看到他们自己”。游戏具有诱惑性和刺激性，户外真人秀节目大多采取“直播”的方式，按时间顺序推动开头、发展、高潮和结尾，并用设置悬念、回放镜头、紧张的音乐等方式来营造气氛，吸引受众跟随嘉宾一起进入游戏情境。“真人秀节目极力强化时间意识，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最后的营救、最后一秒、倒计时等。这些时间标志在节目中都会成为一种戏剧性因素推动故事发展，也强迫参与者进入一种兴奋和紧张状态。[3]”

（三）狂欢的快感

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里，狂欢就是一种感官快乐的宣泄。但巴赫金对狂欢节和狂欢文化的研究，突破了身体层面的局限，将快感放在更大的社会文化层面进行研究。他认为，“狂欢”具有全民性和仪式性，其本质是反抗主流、消解权威、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理想世界演绎出的文化策略。在狂欢理论的关照下，大致可以在我国户外真人秀节目中找到当下受众“狂欢”的特点。

按照巴赫金的说法，狂欢的意义在于其全民性。观看电视本身就是一个私人化、低门槛的活动，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都能参与其中。户外真人秀节目用丰富多彩的图像和搞笑轻松的环节，让受众在电视机前捧腹大笑，并成为大众生活中的谈资。节目创造的高收视记录和话题热度，也足以印证其掀起了一场全民围观的娱乐狂欢。此外，户外真人秀节目将拍摄场景设置在荒岛、村落、操场、泳池或游乐场等地，营造一个个虚拟的狂欢广场，并在“广场”中完成对明星嘉宾的“脱冕”仪式。明星不再打扮的光鲜亮丽，还在游戏中丑态百出，各种搞笑、狼狈的场景成为凸显节目狂欢性的一种方式。

三、电视快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不少学者将真人秀称作为一场电视文化奇观，因为它既反映现实又作用于现实。户外真人秀节目呈现的快感具有一定积极性，节目将社会生活表现为各种景观的聚合，把古今文化、自然景观和人们生活状态等呈现在电视荧屏，让受众足不出户就能聆听苏州评弹艺术、观赏内蒙古草原等自然景观、感受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节目满足了受众的休闲娱乐需求，同时向受众传递文化知识、提供美感享受。

但快感不能置换美感，节目不能成为娱乐的工具。当下户外真人秀节目的制作遵循着市场化运作，收视率成为隐匿的“上帝”，同质化、低俗化、过度娱乐化等问题随之而来。这种为迎合受众快感需求生产娱乐文化充斥电视荧屏，成为当下电视文化的主体。在全民狂欢的背景下，主流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大众文化备受追捧，受众享受消费主义带来的各种快感。这既不利于电视文化的健康发展，也会造成受众接受心理异化。电视节目如何发挥其价值，“应将它认为那些大众想要阅读的与那些它认为应该阅读的，两者间作一调和”[4]，提升文化内涵。电视作为主要的大众传播载体，电视工作者需要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用健康、有意义的内容引导大众。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钰,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 张凤铸,陈立强.一种节目范式的解析:从《快乐大本营》说起[J].当代电影,2004(4).

[3] 谢耘耕,陈虹.真人秀节目:理论、形态和创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 (美)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的责任[M].台湾远流图书出版公司,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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