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魏建功。

　　1951年4月，新华辞书社工作人员在原出版总署院内合影。

　　初版《新华字典》封面及内页带有科普性质的插图。

　　1945年台湾光复后，魏建功带着《国音常用字汇》去普及“国语”，那里面“和”的多个不同读音中包括“hàn”。示范读音的齐铁根正是老北京，这才把“和”的“hàn”音带到了台湾，并且一直沿用下来。

　　不过，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和”作为连词时也更普遍地被读作“hé”。1953年的《新华字典》只收录了老百姓最常用的三个读音，hé、hè和huò。

　　在收字、收词方面，《新华字典》也一改不少旧辞书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辗转传抄的做法，从普通老百姓的鲜活语言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比如“垃圾”，本是吴语方言，读“lè sè”，北京话原来没有“垃圾”一词，都说“脏土”。这两个字传到北京，很多人“秀才认字读半边儿”，读成了“lā jī”。因“垃圾”用得逐渐广泛，初版《新华字典》就收录了这个词作为字头，并同时标注了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此外，马达、摩托等近代常用的外来语也被收进了字典。

　　实际上，不仅第一次编写，《新华字典》在后来的历次修订中，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曹先擢告诉记者，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举个例子，初版《新华字典》中，“癌”字的读音是“yán”，从1962年版《新华字典》开始改成了“ái”。对此，曾参与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的金有景撰文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北方话里，‘癌’字本来读‘yán’，跟‘炎’字完全同音。但是，‘肺癌’跟‘肺炎’，‘胃癌’跟‘胃炎’，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硬要说成一个音，也是很麻烦的，因为得了‘肺炎’或‘胃炎’并不可怕，得了‘肺癌’或‘胃癌’可不得了……”

　　金有景说，在浙江方言里，“癌”、“炎”两字是不同音的，其中“癌”的发音接近普通话的“ái”。而在医学界“癌”字读成“ái”，也已有不少年。他推测，很可能是北方的医务工作者听到自己的南方同行发音，觉得是个办法，就学着改变了“癌”的读音。

　　辞书学家韩敬体也曾回忆，1961年初，主持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工作的丁声树曾一度住院，当时他特意就“癌”的读音向医护人员请教过。最终，考虑到医疗工作和人们生活的便利，这一版《新华字典》改动了“癌”的读音。不久，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也确认了这一改动。但在1982年出版的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中，“癌”字的读音仍然是“yán”。后来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癌”在台湾的读音才慢慢发生了改变。

　　脱了旧字典的窠臼

　　“某，某某也”，这是传统字书、字典释义最常用的句式。即便是出版时间距离《新华字典》最近的《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无论释义还是举例，仍是满纸的文言文或半文言文。对那些最需要字典的文字初学者而言，很可能会出现看不懂字典的尴尬。

　　《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中“胡”字的一个义项，这样解释：“何，如‘弗虑胡获’，见诗经。”要明白这个字，恐怕还要先读懂《诗经》。翻开初版《新华字典》，“胡”字同样的义项就解释得简单明了多了：“疑问词，为什么，何故：~不归？”今天的我们可能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这种脱离“文言”的全新面貌，最初的编写者们却只能凭经验琢磨。

　　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主张“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高潮迭起，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解放区外，白话文也只是在文学创作上占据了主流，在报刊、书信、论文等应用文体中，多半还是文言或半文言。曹先擢举例说，胡适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但他参加起草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其中例句大多数仍是文言的。也正因此，民国时期的辞书无论收词还是释义，基本都是文言文的地盘。

　　参与初版《新华字典》编写的语言学家刘庆隆回忆，“开始时，叶圣陶拿来一本开明书店的小字典稿子，想在这个基础上加工，后来感到内容不合适，遂决定另行编写。”“当时的做法是：每个参加编写的人都有一本《国音常用字汇》，按照这个顺序，每人分几个字母，由编写者自己从《国音常用字汇》里选字，选编的字就画个圈。”

　　至于每个字的释义和例句，则要依靠30多万张人工摘抄的小卡片。曹先擢曾在2000年后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审订委员，他介绍说，现在有了互联网，编辞书要找例句时随便在网上一搜，语料就多得不得了，太方便了。但在上世纪50年代，找语料必须徒手翻报刊、文学作品、教材等。初版《新华字典》的参与者李文生就曾回忆：“从新中国的小说、文艺作品里选词，然后把这些词抄成卡片， 或者剪贴成卡片，按音序排列，我们的资料就是一步步这样做下来的。”

　　如此，到了1951年夏天，字典初稿就完成了。没想到的是，新鲜出炉的初稿一汇总，却被编写者自己打了个不及格。原来，由于编写工作分头进行，各守封疆，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经验和想法编写，结果每个人的稿子收字的宽严、注释的详略、举例的思想性等都不一致，分歧很大。看过部分初稿的叶圣陶则觉得稿子不够简明，他在日记中感叹：“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项，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诚大非易事也。”编写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

　　怎么办？辞书社只好从编写的初稿中选了一部分油印，送给一些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中等程度的干部审阅提意见，还分别开了座谈会。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从广州来北京开会，也被单独邀请座谈。结合各方面的意见，辞书社内部终于统一了意见：初稿不能用，改！

　　刘庆隆回忆，当时确定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稿子分歧太大，不统一；二是政治思想性太差，比如“八路扒路”、“诈尸确有其事”、“不走大街走小巷，专为飞眼吊膀子”、“吃窝头凄心”等等。

　　有了初稿的教训，编写者们决定改变工作方法。第二稿前先开了一系列业务会，重新拟定编写方针，制定编写原则，并且试写了一部分。1952年夏天才正式开始动笔。

　　刘庆隆的回忆中，还记载着当年严格的编审流程：第一步，初编，初编者分成小组，每个人编的稿子由小组互审提意见，个人再进行修改；第二步，看稿，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进行审阅修改；第三步，社领导审阅定稿。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所有的编写工作都得落在笔头上，初编用蓝墨水，看稿人用红墨水，定稿则用绿墨水，每个经手的人都在稿子下边盖章，层次清晰，一目了然。除了辞书社的工作人员，叶圣陶也亲自上阵，逐字逐句看稿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辞书社内部定稿后，又刻写油印，再次分送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等提意见。最后，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定稿。

　　1953年12月，历时三个春秋的《新华字典》终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杀青付梓。

　　不过，编写者们层层审定，还是百密一疏。字典刚印了一部分，时任出版总署图书期刊司副司长金灿然就发现“民”字下的“国民”注释错了，当时是这样解释的：（1）取得某一国家国籍的人。（2）人民民主国家里专政的对象，他们不能享受人民的权利，却要遵守规定的义务。这里的第二个义项显然是把“国民”解释成了“敌人”，与“人民”对立起来了。

　　好在这一错误是在印刷过程中发现的，得知情况的叶圣陶急忙联系辞书室（1952年夏，新华辞书社改为人教社辞书编辑室），在已经印刷的三百万册上用重新印制的小纸条贴盖，尚未印刷的两百万册则直接改版。发行后不过半年多，五百万册字典便在全国销售一空。

　　至此，初版《新华字典》终于尘埃落定。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这确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用魏建功的话说，“总算脱了旧字典的窠臼”，算是一个创新的好东西。

　　扫盲拐杖

　　初版《新华字典》发行时，新中国的国民基础教育尚未普及。考虑到当时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新华字典》还请人教社绘图科专门绘制了300多幅插图，附在正文中，其中以各种动植物居多，比如芭蕉、柏、蝙蝠、狼等，都附有自然、形象、逼真的插图。此外，附录中收录的注音字母表、出版总署1951年9月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中国历代纪元公元纪年表等，都与今天的《新华字典》类似。其中，《标点符号用法》所用例句均为最新的白话文，或出自政府文件，或出自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文稿。

　　字典发行后，苏州等一些南方方言地区读者来信反映说，他们对注音符号不大熟悉，字典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查起来感到不方便，有的读者甚至要求退书。于是，魏建功、李文生两人参考《康熙字典》，很快赶写了一份《笔形部首检字表》的补充说明，作为小册子随字典赠送，买过书的也可以来领。随后，辞书室又着手编写了新的部首排列本字典，于1954年春完稿，8月出版。

　　魏至告诉记者，部首排列本字典并非完全照搬《康熙字典》的部首，而是进行了改良。比如，“手”和“扌”、“人”和“亻”、“水”和“氵”等，过去都是一个部首，从1954年《新华字典》开始，才被分开成两个独立的部首。这种“论其形不论其义”的做法，大大方便了无太多文字学知识的初学者，他们只需从直观的偏旁找部首，就能找到要查的字。

　　就在部首排列本《新华字典》发行不久后，新中国的一系列语文规范化工作也拉开了序幕。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12月，文化部、中国文改委发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2月，中国文改委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为贯彻这些新法规，《新华字典》很快开始了一次全面修订。繁体字改成了最新发布的简化字，汉语拼音还是草案，字典便仍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但同时标注了汉语拼音，并把部首索引附在了正文前后。1956年7月1日，人教社辞书室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此次修订的《新华字典》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1957年的商务“新1版”《新华字典》。

　　1958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正式公布实施。《新华字典》也随之改为按汉语拼音方案字母顺序排列汉字，于1959年出版了汉语拼音音序本。这时的《新华字典》，已经极其接近我们今天使用的《新华字典》之面貌。

　　从1953年的初版，到1959年的汉语拼音音序本《新华字典》，都在凡例中明确指出其服务对象是“小学教师、初中学生和（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实际上，它的服务对象远不止此。曹先擢1954年刚刚考上北大时，就喜欢带一本《新华字典》随时随地“补课”，他说，自己在一次次翻字典中认得了不少新字，获益匪浅。

　　另一方面，由于字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汉语言的鲜活状态，袖珍的体型又方便携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那时在北京门头沟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教语文的王绍才回忆，扫盲时“大约用三周时间学员基本上掌握了注音字母，就让学员每人买一本字典，一般要求是新华字典或小学生字典。告诉他们用新学会的拼音方法去查字典，中国的汉字就都认识了。学员初步学会拼音，一查字典果如老师所说，兴趣非常高，接着进入识字阶段……”当时，扫盲结业考试的标准之一就是“应掌握注音，一般会查字典”。

　　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与《新华字典》也有一段渊源。出身贫农的她原本不识字，与出自诗书世家的戏剧家吴祖光喜结良缘后，为了识字学文化，字典成了她最爱的书。后来，她不仅脱了盲，甚至还能自己写书，留下了《新凤霞回忆录》等500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解决扫盲运动中常见的回生复盲现象，《新华字典》也功不可没。语言学家吕叔湘在谈到扫盲运动的典型山西万荣县时就说过，万荣县曾有将近三万四千人脱盲，但大多数没能巩固。后来，学员重点掌握汉语拼音，学查字典，这样“就不受识字数量的限制，可以自由阅读政治、文化、科技各方面的注音通俗读物，不怕‘拦路虎’，无需找人问字”。注重实用的《新华字典》，成了很多脱盲者长期受用的拐杖。

　　1964年，我国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周总理保护了《新华字典》

　　无论是1953年的初版《新华字典》，还是此后修订的几个版本，发行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但到“文革”时，《新华字典》也没能逃过波折的命运。

　　1965年丁声树主持修订《新华字典》，同时准备了一个农民版《新华字典》，为的是让更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查询。结果稿子送到商务印书馆时，刚好赶上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个版本的字典便没有公开发行，农民版则连底稿也失去了踪迹。

　　到了1970年春小学开学时，各地教师学生深感辞书奇缺的不便。据说，有一位小学教师备课时，有些字不认得，没办法只能跑到学校旁边的路上，等有文化程度较高的过路人，就向他请教。

　　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指示重新修订《新华字典》。任务交给了北大中文系，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曹先擢担任修订组的副组长。他介绍说，这次修订是以1965年没有公开发行的版本为基础，修订组共有50多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们几乎都参加了，包括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袁家骅、朱德熙等。

　　修订工作从1970年9月开始。魏至告诉记者，最开始提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7处，周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不改不行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动。根据总理指示，最后才只修改了64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笑话的事。比如，“背”字有一个义项“背着”，举例为“背着太阳”，开始被认为有背着红太阳之嫌而删掉了。总理得知情况后气愤地说：“神经过敏！”这一个例句才得以保留下来。

　　曹先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周总理对此次修订的直接关怀，有时甚至仔细到每一个条目的修改。比如，“役”字字条里原来有“劳役，兵役”的义项，修订小组担心两者并提可能让人从服兵役联想到“苦役”，就删去了“兵役”。结果总理看完稿子后认为服兵役是积极的，没必要删去，这才保留了“兵役”。

　　实际上，1970年开始的这次修订，真正改动的“硬伤”特别少，正文只找到一个错别字：“炁（qì）”字被错印成了“（ài）”。曹先擢说，应该是排版工人不小心拿错了字模，因为只有1965年版中有这个错，之前的各个版本都是正确的。不过，1965年版没有公开发行，这个错也就没人发现。

　　关于这一版《新华字典》，还有一个小插曲。1971年4月12日晚，周总理在中南海小会议厅听取出版方面的工作汇报，曹先擢也参加了。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当时总理看了字典封面上的“新华字典”四个字，问是谁题的字。他回答是集鲁迅的字。原来，《新华字典》1953年初版时，封面是魏建功先生用隶书题写的书名，1954年出部首排列本时为了突出集体、淡化个人，就改用拼集鲁迅的手迹。1956年开始推行简化字，但鲁迅从未写过简体的“华”，印刷时只好从鲁迅手迹中找了“化”和“十”拼在一起。总理得知情况后，认为这样集字是对鲁迅的不尊重。于是，从这一版《新华字典》开始，封面用字就改成了印刷体。

　　被周总理保护下来的《新华字典》，成了特殊年代里最“安全”的读物。这本面向初中文化程度读者的工具书，甚至成了很多大学者的“宝贝”。

　　语言学家周有光当时被下放，干校不许带书，他就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和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这些成了他的“比较文字”研究材料，《新华字典》则被用作字形分析。“文革”结束后，他在干校的研究结果被整理出版成了一本书——《汉语声旁读音便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化，《新华字典》也在不断修订，随时代常新。每一次修订，它都力求贴近语言的实际应用。比如，1998年修订时，修订人员为了解释新收录的词条“焗油”，两次跑到美发厅向老师傅请教，还亲身体验了两次，才定下了“焗油”的释义：一种染发、养发、护发方法。在头发上抹油后，用特制机具蒸汽加热，待冷却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如今，最新版的《新华字典》已是“第11版”，这是从1957年商务“新1版”开始算起的。事实上，算上人教社1953年和1954年的两个版本，以及1965年未曾公开发行的版本，《新华字典》已经累计修订13次，出版过14个版本，重印过百余次。今年4月，它以高达5.67亿本的累计发行量，摘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63年的时光里，《新华字典》长盛不衰、历久弥新，而其服务的对象，也早已从当初的“小学教师、初中学生和（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扩大到了几乎每个中国人，以及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汉语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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