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数据生成阶段：“大数据”搜集分析后生成可视化页面

2.1 “大数据”。数据的来源是考察的具有多层次属性（年龄、性别、专业等）的所有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生理反应，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组或几组数据，而是大数据。“大数据”概念最早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在编写《大数据时代》中提出，指不用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的捷径，而是采用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大数据有4V特点，即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在生产艺术报道时，这种大数据如果按照传统的搜集采访方式，无论是前期的筹备阶段还是后期的分析阶段，仅凭记者一人之力甚至即使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都未必能够实现，且不可能每一次艺术报道都进行这样繁复的操作。但通过人工智能，对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就变得轻而易举。人工智能解决的是大数据的个性化服务需求问题，数据只能说明每个时刻某一特征的大小，没有直接含义，而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从中挖掘出值得关注的语义，获得有价值的新闻点，才是专业的新闻记者所需完成的事情。

2.2 可视化。受访对象的生理反应所体现出的情感波动，在生成的可视化图表上能够得到形象清晰的展现，即一张图就能高效简洁地包含多层次信息。例如记者就能从如下可视化页面了解到：在全场演出中，女性的观剧体验普遍优于男性、儿童的观剧体验普遍优于成人、与亲朋一起看戏的观众体验优于独自观剧的观众等结论，这些结论的得出，都取决于数据的挖掘与分析。通过可视化图表，记者能够高效快速地捕捉到所需信息点，甚至在艺术报道过程中直接引用类似的页面作为依据，增强新闻报道的直观性和准确性，使之更加通俗易懂。 

注：可视化页面出自王真铮的《<战马>实验:基于互联网趋势判断的尝试》

3 报道生成：“数据化”的艺术报道

具体生成的稿件到底呈现怎样的面貌，笔者暂未能从研究组获得。据王真铮提供的相关研究成果，只能暂时了解稿件输出的操作方式，即实验组先提供几套模板，再将线下传感数据与线上抓取信息相结合，从而生成不同侧重点的文章供给不同的读者。虽然生成的艺术报道能否像人工智能在金融等领域生成的报道那样相对成熟还不得而知，但是根据信息采集阶段与数据生成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我们还是可以推测艺术报道的基本形态和风格特征：

3.1 数据贯穿报道的生成始终，堪称“数据化”的艺术报道。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信息被编码、传输和被解码。电视的固有符号是图像，广播的固有符号是声音，在艺术报道中，人工智能的符号形式是数据，艺术报道中采集到的信息在编码传输以及解码阶段，都与数据息息相关。与新闻记者通过宽泛的感知后将获取的信息文字化不同，人工智能对感知到的特定时刻特定人物的情感进行精确捕捉，编码后输出成数据，使情感数据化。传统记者受制于自身的精力和知识积累，编写出的艺术报道无论在视角方面还是数量方面都极其有限，但人工智能通过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受众进行多层次的数据搜集，在解码时以数据的形式获悉不同类别受众的情感态度，能自动生成多方位报道，且多方位的报道尽管角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都与数据相关。人工智能将精确捕捉的情感编码成多层次的数据符号，不仅规定了艺术报道生成的路径是对数据进行解码分析，而且呈现出来的艺术报道也是以数据分析为中心。简而言之，无论是报道生产的过程还是生产出来的成品，在获取受众生理反应的基础上生成的数据始终居于核心地位。

3.2 报道内容偏向对具体数据的理性分析，更加通俗易懂。每一种媒介的符号特征都带有一套偏向。由于不同媒介在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上存在差异，因此产生的内容偏向、思想情感偏向等就有所不同，以致于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认识论偏向。人工智能的符号形式是数据，所以它所成的艺术报道内容更偏向具体的数据。从思想情感层面来看，相对于对文字符号的抽象性偏向，数据符号具有具体化的偏向。大数据技术的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在对这些大数据的处理过程中又偏向高效、理性、专业化的分析，所以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阶段，可以处理海量数据并生成可视化页面”，受众在接触这样的数据或者页面时，往往能有一个直观形象的感知。如果把抽象思维能力看作新闻记者的符号形式的话，那么由人所生成的艺术报道内容更偏向抽象多义的文字。新闻记者在编写艺术报道时，侧重于调动全身的感觉器官，捕捉受众的外在反应如掌声、表情等，加上后续的采访，获取受众的感受，同时采访相关的专家，通过寻求他们的专业意见，再结合自身的知识积累，以文字符号的形式生成艺术报道。对以文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艺术报道，读者在解读时，需要进行较为抽象化的思考。符号形式的不同对我们阅读过程中思维方式的要求也不同，而这种抽象化的解读对理解艺术报道的含义可能容易造成隔阂，使受众无法清晰、快速、准确地对其感知与认识。“优秀的艺术报道，必须为大众架起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桥梁，而非让艺术派生‘谜一样的特质’，变得让人难以理解，更不能通过‘妖魔化’手段，加深大众与艺术之间的裂痕。”[6] 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报道中形象具体化的数据，有利于矫正文字形式过于抽象化的表达方式，使“报道者以对受众需求的满足为目标，在此基础上提供艺术相关信息和解读，强调以更大众的、通俗易懂的内容和报道方式来实现对公众的服务性。”[7]

3.3 艺术报道具有“精确新闻报道”色彩，更具客观性与权威性。美国学者、新闻记者菲利普·迈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精确新闻报道这一概念，提倡记者在采访新闻时，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即通过调查、实验、和内容分析等方式搜集资料、查证事实，从而进行新闻报道。精确新闻报道最大的特点是运用精确的数据及相关的概念分析新闻，尽可能避免主观的、人为的一些问题，使新闻报道更具客观公正性。伴随着人工智能的渗入，大数据专业的获取方式和科学化的分析处理可能就此成为艺术报道和艺术宣传的分水岭，艺术报道不再只是任由涂抹的变相宣传。对一场艺术展示的报道很多时候需要数据出来说话，表面看起来记者能够发挥的空间好像缩小，似乎削弱了记者的话语权，但实际上以大数据为支撑的艺术报道反而大大增强其客观性与权威性，更能令人信服。

3.4 艺术报道的丰富性满足了多元需求，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通过对《战马》实验生成数据的沉淀与分析，可以看到受众的观剧唤醒度及其对应情节的差异，从而协助记者发掘新闻点。艺术报道不再只是单纯的反馈或者宣传，而是能够满足多层面需求的报道，是文化再生产中重要的一环。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这一媒介技术的固有偏向还会影响到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等层面。艺术报道的数据来源是每一位个体的生理反应，即数据的背后是人，从数据的采集到呈现，都是为更好地了解与满足受众的需求，诚如芒福德所言“技术与整个人类的本质有关。最初的技术是以生活为中心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劳动，也很少是以生产为中心或者以力量为中心的。就像在所有的生态复合体一样，人类的各种兴趣和目的，连同有机体的需求一起，抑制了任何单一成分的过度发展。”[8]在艺术报道过程中，人工智能通过生物传感精确搜集每一位受众的情感与态度，以受众为中心，每一位受众都是信源，打破了抽样调查以部分受众和专家为中心的原有信源模式，个人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传播网络中，再也没有‘中心’。每个人都是信源，每个人都可以播报，每个人也都可以成为编导。”[9] 在此基础上生成的艺术报道更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甚至后续的艺术再创作都将以人的需求为核心进行调整。由此，将促进重视个人价值、用户至上的社会心理与文化观念的形成。

3.5 艺术报道在新闻领域的价值与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艺术文化的需求成增长之势，艺术报道日益成为受众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在新闻报道领域里，艺术似乎一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相比财经报道、体育报道、科学报道等其他专业报道领域，艺术报道长久以来都是一个边缘化的品种。”[10] 在大众媒介迅速发展的今天，受众选择看电影、看展览等休闲娱乐方式受相关报道的影响愈来愈大。艺术报道不仅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吸引受众关注讨论，而且对受众的选择行动产生一定作用。尽管如此，艺术报道逐渐发挥的强劲作用和它所受到的关注度并不成正比。新闻业界普遍轻视艺术报道，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却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报道拓宽了受众的信息面，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获取所需信息，为其具体的选择行为提供更具说服力的依据，艺术报道与受众的互动性将更强。由此，艺术报道在新闻领域的价值与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结语

“要充分发挥艺术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作用，必须通过报道内容、报道技巧和报道者自身素养与技能等方面不断提高，以此提升艺术新闻报道整体质量和水平。”[11] 人工智能的介入为提升艺术报道的整体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操作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记者就此被取代或者地位大大下降。笔者认为，在艺术报道生成的过程中，人工智能与新闻记者发挥各自优势，没有优劣之分。

自然的“蛋白质”沙文主义以及超自然的宗教沙文主义都认为生命是智能得以存在的唯一环境，而在莱文森看来，“智能还有其他的路径、基底或基础。倘若生命是思想生成必需的环境，我们不敢肯定，如果用其他标准来衡量，芯片或其他无机的线路是否就可以被认为是有生命的实体。”[12] 莱文森和蛋白质沙文主义者对智能存在载体的看法大相径庭，也各有依据，但把智能的载体作为比较的根由，特别是拿记者与人工智能的数据处理能力作比较，或是将人的情感判断能力和人工智能的作比较，都是不在同一层面的没有意义的比较。文化/技术共生论既不像“软决定论”强调“在媒介的发展、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人的能动性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也不像“硬决定论”主张的“技术是必然的社会变革的首要决定因素”，而是认为“人类文化是人与技术或媒介不间断的、相互依存的因而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13] 在梳理人工智能与新闻记者在艺术报道生成过程中的关系即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对人和技术谁更占据主导地位作用都不做过分强调，人工智能和新闻记者在艺术报道生产过程中呈现互动共生的关系。简单厘清技术与人的关系后，就能更理性、公允地反思在人工智能生成艺术报道的新形势下新闻记者的价值所在。

新闻记者凭借新闻敏感，在数据采集分析阶段，依据将要从事的艺术报道为专家提供信息的采集点，为艺术报道的生成提供更多的依据，在编码——解码的过程中，相关语义的解读还是需要记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出更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对大众媒体的当代艺术报道而言，最紧要的是强化自己的公共性，搭建一个公共交流的平台，促进艺术界内部、艺术界与大众、艺术界与其他领域其他学科的对话。”[14]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知悉受众的多元需求，为艺术报道公共性的强化提供了技术支撑，而具体如何使艺术报道成为公共交流的平台，以及在这个平台上如何使与艺术相关、有不同需求、不同身份的人展开对话，仍离不开新闻记者的作用。新闻记者在考量各方诉求的前提下，提炼出能够让不同的诉求能够在同一平台展开对谈的主题或者核心，从而使公共性对话的进行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测量到的受众生理反应是否就足以代表所有的情感变化还有待商榷。受众情感性的东西还是会通过语言、神态等方式呈现，新闻记者的口头采访及现场观察仍有必要。经由模板批量生成的艺术报道将呈现出模式化、标准化、通俗化等特点，但也可能因此存在个性化不足的倾向。新闻记者的相关专业素养及其通过采访搜集到的资料，能够弥补这一不足，进一步实现艺术报道的个性化表达。

参考文献：

[1] 邹蕾、张先锋.《人工智能及其发展应用》[J].《信息网络安全》2012年02期

[2] 喻国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传媒格局变化的逻辑》[J].《新闻与写作》.2016年02期

[3] Kevin Kelly 凯文·凯利，科技杂志《连线》（Wired）主编，被称为“网络文化”（Cyberculture）的发言人和观察者，首届世界黑客大会发起者，著有“三部曲”《失控》、《科技想要什么》、《必然》等。

[4] 杨溟.《我懂得你的感受——生物传感技术在传嫌领域的应用》[J].《青年记者》2016年06期

[5] 安宁.《我国艺术新闻报道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传媒》.2016年11期

[6] 赵志强.《艺术报道：行走在 “祛魅“与“赋魅”之间》[J].《新闻战线》.2011年6月

[7] 谭小荷.《大众媒介当代艺术新闻报道的现状与困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3期.2016年5月

[8] 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501页

[9] 王真峥.《<战马>实验:基于互联网趋势判断的尝试》（暂未发表）.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

[10] 谭小荷.《大众媒介当代艺术新闻报道的现状与困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3期.2016年5月

[11] 安宁.《我国艺术新闻报道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传媒》.2016年11期

[12]（美）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第178页

[13]（美）林文刚编.何道宽译《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14]赵志强.《艺术报道：行走在 “祛魅“与“赋魅”之间》[J].《新闻战线》.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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