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网民素质的提升与博弈结果的变化

随着网民意见表达的常态化，网民群体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网民在针对一些社会事件发声的时候也不再都是简单的喜怒哀乐，而走向了更高级的调查性和参与性，其中不乏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理性分析，这就给原本以“草根”著称的网民文化走向了高级化和专业化。

周正龙拍摄华南虎事件是这一命题的典型案例。自从陕西省林业厅宣布陕西正是发现了灭绝的野生华南虎开始，网络与官方就在网络舆论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网友从一开始的单纯直观质疑，到对老虎照片进行光影、焦距、多角度重合度等很多专业层次的科学分析，网民自发的调查和参与一步步推动着这一事件向前发展。期间，陕西林业厅和周正龙本人多次试图掩盖真相，但都被彼时“神通广大”的网友一次次戳中要害，仿佛在众多网友组成的侦察组眼前，任何作假都逃不过无穷无尽网友们的共同审视。可以说，这个案件是被网友进行审判的，与之相反的，官方在这场对峙中显得如此无力和脆弱。

如果说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和舆论传递只具有单向性的话，那么网络媒体的舆论传播则以互动性为特点，同时具有公开性、匿名性、广泛性的网络特征，能够在更加自由的维度中展开讨论，层层深入，揭露事实真相。网络既是人们获得新闻信息和线索的渠道，也是网民们民意诉求的虚拟平台；而且由于网络平台的这种虚拟性，使得现实生活中束缚人民思想的因素被破除，从而形成了网络舆论“犀利深入、不畏强权、集思广益等优势” 。众多网民通过互联网展开了对周正龙华南虎照的分析、评论，真正的形成了民主发言、公开讨论的氛围，且众声喧哗中不会削弱个人的参与权与话语权，这更加刺激了人们参与的积极性，再加之以一些专业的网友给出极具专业性的研究结论，那么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网民自主的网络舆论自然势不可挡。

除了被动应对社会事件，网民也成为了事件的制造者，即所谓的“公民新闻”。因新媒体技术的出现而赋予普通民众以公民记者的身份，“是交往主体进行的自由选择、自由控制、自由表达的充分体现，个人的主体性即认的自主性、能动性、自为性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主体间性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将信息的生产、传播、发展、自由的权力，交还给了传播主体，促进主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与提升，让主体迸发出对客观世界的掌控力，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使人在与特定对象的关系中，获取积极态度、能动作用、主动态势与支配作用” 。这是互联网时代自媒体的发展造成的必然现象。

因此，在这个舆论场中，随着网友素质的提升，网络的开放性进一步体现了优势，网民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在与官方的博弈中极易取得优势。

4、 新意识形态——动态平衡

基于上述对两大阵营的博弈分析，我们发现，在“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话语权，而位于话语权背后的意识形态，也基于这种动态平衡而具有新的特质。

我们谈到平衡，就一定要谈公共领域。社会事件总是给互联网上的公众带来刺激，李普曼认为，这些刺激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在“精神层面”，而“精神层面”决定着公众在规模上的扩大或缩小 。这里的“精神层面”就是意识形态，而公众规模则与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有关。

4.1 网络舆论是“伪公共领域”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传播互动、去中心化的特征使人们觉得它有可能增强理性的、批判性的公共讨论。人们期盼它能克服市场化媒介的诸多弊端，成为恢复民主政治活力的工具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期盼，我们来看现实中在互联网参与讨论的民众。

这是一些期盼民主但不够理性的民众，由于传统媒体的把关人角色在网络媒体中逐渐淡化，“公众几乎不受约束的自由表达使得网络舆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加之民众盲从的群体效应使得批判意识和理性思辨的言论在网络中并不多见” ，反而使得网络舆论有了“群体极化”的风险——这种群体决策向极端偏移的现象被称为群体极化。

除了不够理性，网民群体与公共领域的“公众”群体性质也不相同——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里的公众应该拥有共同关注的普遍利益和自觉自愿的公益心，反观我们的网民，显然这些群体并不具有代表性，因此这种公共领域无法获得有效的社会成果。

还有，网络舆论中充斥着大量的精英话语和意见领袖的意见，掩盖了普通民众的真实诉求，影响公众言论的公共性和公正性。于是，网络舆论场并不能被称为公共领域，至多是形似神离的“伪公共领域”。真正的公共领域是包容的、中性的，伪公共领域才会出现极化的话语浪潮。

4.2 极化与中和——动态平衡的建立

网络舆论的伪公共领域性质使网民话语容易走向极化，而官方的声音充满引领意识形态的政治使命，就目前来说，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相互的妥协与中和，即建立一个你来我往的动态平衡，事实上也正是这样。

就像“厦门PX事件”、“广东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等都是在网络舆论的推动下促使地方政府修改决议，这些涉及政府相关部门或管理者的公共事件，在网民的关注下促成事件公之于众，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促进公共事务的公开、公正处理；还比如一些网络舆论中的负面消息，最后由政府出面澄清事实真相，赢得网友的一致赞誉，这是网民的理性回归最后与官方达成的妥协。

在每一个这样的案例当中，“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最后变成话语的中和，实际上最大的原因就是理性的回归。从一开始的原始情绪的爆发到一个二者之间紧张激烈的舆论冲突，再到最后双方根据舆论场上的优势与劣势各自妥协，显示了一个从非理性到群体极化，到矛盾冲突，再到最后中和的过程，从而显示了革命的不可能性，毕竟，在理性的作用下，二者之间早已不存在零和博弈，从而对立总能够化解为共识。

在这个过程中，舆论话语最后处在两极之间，不断浮动，于是意识形态也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官方出于稳定的考虑，坚持政治底线的同时部分接纳公众的考量从而向下走；公众在博弈之后明白自己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他们不可能通过革命，哪怕话语革命来让政府失去效力，只能在让自己的诉求得到部分的满足之后选择妥协，他们的意志得到了向上的推进——二者的妥协使得各自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但是从两个不同的极朝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于是我称之为“新意识形态”。

5、 总结

在互联网时代，围绕着话语的一切事物形态都在发生变化，包括舆论的发生场所、形态、影响，也包括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的时代，“文化领导权”理论成为利用话语霸权占据领带地位的有力工具，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走进互联网时代渐趋理性却又表现出非理性的公众与官方的话语权争夺，最后却造就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这是在互联网时代由“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最后形成的与以往不同的处于民主和集权之间的世界观，是互联网时代的民主进程中阶段性的产物。

归根结底，现在的互联网环境，虽然基本具备了开放、包容的条件，但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在二十一世纪，民主是大势所趋，而这恰又是一个互联网全面覆盖的时代，因此通过网络舆论来完成的民主也会是政府未来的方略，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这里边如何实现理性的客观的公共领域的构建是最重要的命题，因为它代表着曾经激烈冲突的“文化领导权”的最终来源是理性的民主，这是时代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刘莘.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其诠释[J]. 探索, 2007, (2): 143-147.

[2] 李辉.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1, 56(2): 127-130.

[3] [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4] 张爱凤. 网络视频新闻中的话语政治——基于文化研究的视角[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4.

[5] [意]翁贝尔托?埃科. 符号学与语言哲学[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6] 周金华. 新公民论——当代中国个体社会政治身份建构引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7] 余秀才. 网络舆论：起因、流变与引导[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8] [美]沃尔特?李普曼. 公众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9] 罗坤瑾. 从虚拟幻象到现实图景——网络舆论与公共领域的构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1] 龙其林. 大众狂欢——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透析[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12] 申金霞. 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3.

[13] 陈红梅. 互联网上的公众表达[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14] 王秋菊、师静. 网络舆论生成机制与引导规律研究[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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