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视剧《欢乐颂》的意识形态

姜光辉

2017年03月01日11:27  来源:今传媒
 

摘 要:都市题材电视剧成为电视荧屏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类电视剧深受许多观众的喜爱,尤其是女性观众。电视剧《欢乐颂》是2016年都市题材电视剧中较为突出的一部作品,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这部剧通过对不同类型特征的都市新女性形象进行恰当的刻画与勾勒,传达出一种欢乐、自由、向上的人生基调。本文从人物时代特征的角度对电视剧《欢乐颂》进行简要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女性主义;个体意识;消费文化;都市群像

《欢乐颂》原本是德国伟大诗人席勒1785年创作的诗歌作品,贝多芬于大约于1819到1824年间,将其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成为其的《第九交响曲》之第四乐章,成为贝多芬音乐生涯的一座高峰,借以表达了他自由、欢乐和美好的理想追求[1]。电视剧《欢乐颂》以此命名,则是借以表达剧中新一代都市女性欢乐、自由、向上的人生基调。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新都市主义运动,也称为新城市主义运动,是在社区发展和城市规划界兴起的,并很快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中国[2]。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现代化、秩序化,外来人口的涌入,不同习俗、不同观念的相互碰撞,社会关系重新组合,传统地域风味的古城气质逐渐消失。新都市更加包容、更加现代、更加开放,思想也更加多元。与此同时,新都市群体开始出现,他们时尚、独立、自由、现实、注重精神享受,有强烈的个体意识和新时代观念,女性在社会上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电视剧《欢乐颂》契合时代,选择了五位新都市女性作为主要人物。虽然五位女性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同时性格迥异,但都是独立、坚强的新时代女性代表,她们因邻居关系从陌生、排斥到逐渐熟识、接纳,并见证了各自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变化与成长。相比之下,剧中的男性角色是次要人物,没有过多的展示,主要为塑造五位女主角起辅助作用,因此,除了职业身份上有区别之外“大同小异”。下面简要分析这部电视剧所凸显的意识形态。

一、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起源于西方,又称女权主义,这个词最早形成于法国的Feminisme,后由英文Feminism翻译过来。1791年,法国女性奥林普·德·古日于发表了《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又称《女权宣言》,“书中提出了男女生来平等,应该享有同等权利。[3]”被认为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开始。女性主义运动唤醒了女性在性别意识之外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进而争取个人的自由权利。

电视剧《欢乐颂》当中刻画的女性角色大多都具有比较强烈的女性意识,主创人员对不同类型特征的都市新女性形象分别进行了恰当地把握与勾勒。在表现男性形象时,则常用女性角色的视角审视男性角色,并且这样的视角贯穿全剧,蕴含了女性主义思想。时尚靓丽的五位女性虽然都是住在中高档小区欢乐颂22层的邻居,但由于生活背景的不同,她们的生活习惯、性格特征和待人接物的方式完全不同。

情感上,她们都有自己的独立选择,每个人都不是等待被选择的对象,而是选择的主体,具有明确的个体意识。安迪在奇点和包奕凡的追求下,一直坚持自身的独立思维,虽然她在思想上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她作为一个社会个体是完整的,不是任何人的依附品,特殊的身份也让她完全独立于自己的家庭。曲筱绡虽学问浅薄,但通晓人情世故、且有一定经验,我行我素,凡事都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对待情感,她有自己的独立的眼光,不被身边富二代朋友影响,坚持选择经济实力不如自己的赵医生。关雎尔在林师兄的追求下,选择了拒绝,坚持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度过了实习期,留在了五百强公司。樊胜美一直试图找个有钱人,虽然兜兜转转最终选择了王柏川,但这是在她经过一系列的事情和衡量之后,接受的王柏川。邱莹莹由于太单纯,遇到了主管白渣男,在遭受情感挫折之后,她也重新振作了起来,寻找到新的职业,开始了新的生活。

另外,樊胜美在剧中一心想嫁有钱人,最终迷途知返,回归现实。这里传达的是女人不要企图依赖男人,两性平等的观念,同样是女性主义思想的一个表征。此外,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樊胜美的家庭情感关系。樊胜美的家庭是封建残余的集中体现,她深受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毒害和束缚,成为家庭压榨的工具,最终在其他人帮助下,抗拒奴役和不公,摆脱掉传统观念中男女身份不对等的观念,重新认识自我。至此我们也能够发现,封建观念中女性卑微于男性的意识在新的都市观念中早已不被认可。

二、消费意识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大大推动了消费文化的发展。“通常意义上,所谓消费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人类物质与文化生产、消费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的总和。[5]”而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消费品已经由原来的物品消费转变为符号消费。他的观点在当前社会已得到越来越明显的印证。

相比其他的电视剧类型,都市题材电视剧中的消费意识似乎体现的最为突出。另外,相比之前的都市题材电视剧,《欢乐颂》中对于剧中人物消费力的刻画似乎也更加突出,各种消费品牌在剧中频频亮相。剧中所表现的新都市群体,崇尚消费文化,甚至把消费能力作为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尺,用消费能力决出事业上的成就高低,以确认个体价值的高低。这也是当下许多都市青年群体的一个特征,他们对社会角色和地位的构建往往依赖于对消费文化的掌控。

在剧中,安迪开了几百万的保时捷,她的消费地位让得意傲慢的富二代曲筱绡为之惊讶。樊胜美遇到老同学王柏川后,两个人一个装作有房,一个装作有车,都企图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来抬高自己的身份,以求获得对方的认可和尊重。曲筱绡说过一句非常直白的话:“买得起”和“用得起”是不一样的;以及她令观众愤愤不平的——讽刺樊胜美的衣服都是地摊货。樊胜美在收到王柏川送的名牌包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份酷爱。关雎尔的同事在看到安迪和奇点时,对他们衣品的羡慕、分析和肯定,并且说“什么人接触什么人,都是有讲究的。”“人家买的是身份,是层次……”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新都市人对消费文化的膜拜。

三、主流意识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即指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下,对该社会中具有权威的统治集团所倡导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民族、文化、宗教、艺术等意识形态的认可、赞同、用户和支持。[6]”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剧中每个人物在生活的目标和方向都不相同。曲筱绡从国外回来是为了和同父异母、不务正业的败家哥哥争家产。居住在2202的三位姑娘则是为了能够在上海驻足。相比之下,安迪最为特殊,她是怀揣着身世之谜,来上海寻找自己的亲弟弟。

安迪在找到弟弟时,他正生活在一所养老院里,并且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过着安静的生活,有独立的居住空间,遇到了关心他如亲人一般的院长。这从侧面反映了国家逐渐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机构设置。安迪弟弟的身份、处境其实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唯独选择了这一种。在第十九集和第二十集,养老院院长多次出镜,无疑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出现的。

此外,这部剧揭露了当下新都市青年一代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在城市中生存下来成为大多数人的奋斗方向和目标,这与过去都市题材电视剧的主题相比亦有所变化,从剧中我们也能够窥视到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在生活、工作、和情感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和距离。电视剧的前半部分,阶层矛盾不断激化,但随着剧情推进,创作者又打破局面,弥合之间存在的裂痕,否定了所谓的“智商不同无法成为朋友、财富差距不能愉快的玩耍。”五个人最终达成了和解,关系变得融洽。

四、结 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电视剧《欢乐颂》中人物角色紧扣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时代表征,在着重塑造了当下新都市女性群像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某些现实存在的问题。总之这部电视剧从题材到形式都是比较成功的,能够感受到主创人员对今天都市青年女性的了解和把握。另外,剧中独立女性个体意识的融入,使得该剧吸引了当今庞大的收视群体——女性观众。

参考文献:

[1] 陆晓燕.贝多芬《欢乐颂》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2003.

[2] 单皓.美国新城市主义[J].齐鲁周刊,2003(4).

[3] 何华征.现代化语境下的两性和谐问题――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西方女性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72.

[4] 王银瓶.亨利·詹姆斯与三种思想文化思潮[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58.

[5] 朱孔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126.

[6] 刘思.论《奋斗》中的“80后”人物形象[D].哈尔滨师范大学,2009:15-18. 

(责编:石思嘉(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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