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校园体验式真人秀《我去上学啦》

董新夏

2017年04月27日14:07  来源:今传媒
 

摘 要:《我去上学啦》作为一档校园体验式真人秀呈现出青春正能量,两季节目均取得了不错的口碑与收视率,但离现象级综艺“爆款”仍有一定距离。本文试图从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时空环境与游戏规则的角度解读《我去上学啦》的构成元素、剖析其在节目文本上的优劣之处,旨在为正在筹备中的第三季节目以及其他同类真人秀提供具体化方案。

关键词:《我去上学啦》;真人秀;人物;游戏规则

《我去上学啦》是东方卫视、浙江卫视以及爱奇艺引进韩国JTBC电视台同名综艺节目打造的校园体验式真人秀节目,每期带领数位明星“重返十七岁”,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回归高中生活。两季节目分别于2015年、2016年暑期档播放完结。

《我去上学啦》新鲜的节目形式、豪华的明星阵容以及呈现的青春正能量为其赢得了不错的口碑,收视率也十分喜人,但不至于成为《爸爸去哪儿》此类现象级综艺“爆款”;相比庞大的制作成本,《我去上学啦》的商业战绩仅是差强人意。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的视角入手,兼顾时空环境与游戏规则,试图深入地解读《我去上学啦》这款校园体验式真人秀的优势与缺陷,旨在为正在酝酿中的第三季节目以及其他同类真人秀提供可行化建议。

一、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

(一)人物角色定位

在挑选参与明星时,节目组应综合考虑性别、年龄、性格、态度、技能等多种要素。《我去上学啦》两季节目在这一问题上各有侧重。第一季更注重年龄的跨度,挑选了横跨60年代至90年代的明星重返校园。但是由于明星的特殊身份以及节目编排问题,很难表现出嘉宾们在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上的代际差异,显得有点“一锅乱炖”。而《我去上学啦》第二季更注重性格的区分,让个性迥异的嘉宾扮演不同类型的同学,明显制造了更多的冲突与看点。

此外,节目也应考虑到参与明星与目标收视人群的关联度。校园、青春、教育几乎是每个人心中美好的词汇,这决定了观众群体的广泛性与多样性,但仍需要对观众群体进行一定的区分与侧重。首先,从目标受众的性别来看,鉴于真人秀的主要观众群体为女性,并且女嘉宾在表现力上弱于男嘉宾,因此《我去上学啦》的明星返校生以男艺人为主。另一方面,从目标受众的年龄来看,核心嘉宾钟汉良、鹿晗都是主要受众青少年近期热捧的一线明星,并且节目也放在暑期档播出;针对已经走向社会的青年观众,《我去上学啦》选择了他们青春期时爆红的明星如Ella、潘玮柏等作为配角;此外,节目邀请了张凯丽、刘敏涛这类形象温和贤淑的中年女演员,一圆中老年观众的校园梦、探讨亲子教育问题。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我去上学啦》邀请的明星嘉宾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五个派别:(1)偶像派,扮演校草、学霸、男神的角色;(2)搞笑派,体现活跃分子、问题学生的特质;(3)女生派,由于女嘉宾的人数较少,女生派的细分更明显,涉及乖乖女、女神、女汉子、御姐等多种类型;(4)妈妈派,她们以家长的身份体验子女的校园生活;(5)路人派,作为机动性人物,时而展现偶像气质,时而助攻笑点制造。

作为一款打“怀旧牌”的节目,这种脸谱化的人物设定,看似刻板,但是却能够以其代表性让观众联想到曾经上学时相似的同学。明星转校生在形成与强化个人标签的同时,也带领着观众搜索青春记忆、寻求情感共鸣。

(二)人物形象塑造

《我去上学啦》启用了大张伟、薛之谦这类本身就具有鲜明标签的明星,同时也在尽力通过节目打造富有特色的人物形象。笔者认为《我去上学啦》第二季通过以下三种手段成功地勾画了艺人张丹峰的“呆萌”形象,可以为其他真人秀节目所借鉴:

1.反复强化标签:在节目中应当对人物的某一标签反复加以强调,最好能以此形成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从而加深观众对于该人物特征的印象。例如为了突出张丹峰酷爱炸鸡的“吃货”形象,节目便通过他偷吃鸡腿、以炸鸡换赞美、因吃炸鸡上课迟到、离校前请全班吃炸鸡等多个情节来表现;另一个例子是张丹峰“吝啬鬼”的标签,通过张丹峰向Ella借钱、Ella向张丹峰催债、张丹峰最终还钱这一包括起承转合的完整故事充分说明这一特点。

2.突出反差效果:节目通过展示反差物品、制造反差事件、搭配反差人物等各个方面颠覆了张丹峰在影视剧中谦谦君子、阳光暖男的形象。

(1)反差物品:在节目中,同学送张丹峰老鼠礼物令他害怕得上蹿下,这一对明星实际弱点的展现,消解了艺人面对镜头时的掩饰与表演,让人物形象显得更加真实鲜活。

(2)反差事件:①正向反差:这么一个贪吃、小气,看似有很多缺点的张丹峰却特别擅长地理科目,被誉为“地理小王子”,他在观众意料之外的突出技能令人刮目相看。②负向反差:例如在台北华冈艺校时,节目组将张丹峰分入舞蹈科学习,四肢僵硬的张丹峰在现代舞课上急得满地打滚,制造了重重笑点;另一个例子是,在固定嘉宾中,除了张丹峰的职业是演员之外,其他的艺人都是歌手出身,对歌技不精的张丹峰冠以“中国著名老歌唱家”的绰号,起到了反差作用。

(3)反差人物:①正向反差:在安徽新华学校时,节目组为张丹峰搭配了一个比他更呆萌的同桌,张丹峰便用别人曾经对待他的手段去对待自己的同桌,自以为会显得机智,但其实在旁观者看来却非常滑稽。②反向反差:在农田劳作的课外实践活动中,张丹峰扭扭捏捏不愿意浇粪施肥,而Ella却欣然接受了这一工作,娇弱男与女汉子形成的强烈对比也大有看点。

3.增加细节修饰:明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细节也起到了“见缝插针”的作用。例如张丹峰偷抹同桌的护手霜、午睡时间边睡觉边吃饭的场景,虽然不能集中地体现人物的某一主要特点,但微小的细节随意地点缀,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而真实。

(三)人物戏剧冲突

《我去上学啦》使用的并非是《奔跑吧!兄弟》这种多主体的叙事模式,即主角身份随着节目情节的发展进行转移。《我去上学啦》每期有六个明星,将他们两两分组,分别安排在三个班级内,对不同的组合给予不同的关注度。笔者认为这种设计有以下两大好处:(1)有利于丰富素材:三个班级的环境氛围、师生特点都是不同的,这便于创造更多元的情节;(2)有利于控制节目:将粉丝效应更强、综艺感更强的嘉宾组合在一起,进行集中交流,剪辑并播放更多关于他们的镜头,这便于增加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性、提升节目的观赏性以及明星资源的利用率。

在节目实践中,出场次数的最多的是偶像派与搞笑派的组合,基本的故事设定是作为学霸的偶像派在各个方面“碾压”作为学渣的搞笑派。但是一味纯粹的“恃强凌弱”并无太多看点;并且由于明星自身能力的限制,有时并不能完成这一安排。笔者认为《我去上学啦》使用了三种方法使得这一情节更加曲折有趣:

(1)对抗的手段不正当——偶像不坏粉丝不爱。例如在物理课上进行人体发电实验,鹿晗、大张伟比拼谁的发电能力更强。作为偶像派鹿晗通过倾斜量表,使得指针爆表,从而战胜搞笑派大张伟;(2)评判的规则不统一——采用双重标准。例如在面点课上,老师教包秋叶蒸饺,鹿晗、大张伟比拼谁包的饺子更漂亮。实际上搞笑派大张伟包的饺子更符合老师对形状的要求,但是老师却表扬偶像派鹿晗包饺子的速度快;(3)对抗的结果不理想——聪明反被聪明误。明星转校生晚上回公寓休息,发现有不同档次的房间。孙艺洲提议用自己发明的“猩猩版”猜拳游戏进行PK,逐个淘汰,从而分配宿舍。搞笑派孙艺洲以为自己最熟悉游戏规则所以不会成为输家,但偶像派钟汉良却意外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入住了最豪华的套房。

韩国的综艺节目通常会让人物角色特征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即偶像派总是摆出一张“俊俏而高冷”的脸,而搞笑派通常“极尽扮丑搞怪”之能事。而从以上笔者对偶像派与搞笑派对手戏的三点叙述中,《我去上学啦》似乎给人一种角色定位并不十分“泾渭分明”的错觉,因为偶像派似乎也可以像搞笑派一样“使坏”、“闹笑话”。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妨碍基本人物设定,甚至更能捕获观众的心,原因如下:

(1)出于窥私欲,观众对体验式真人秀还是有一定“真实性”期待的,假使偶像派仍要在看似贴近生活的真实环境中表现得高冷端庄的,则违反了人们基本的生活经验。

(2)对于许多已经走向社会的观众来说,校园意味着纯真,偶像明星虽然在舞台上风光无限,但是回归校园生活后,也能因为与身边单纯质朴的普通同学的交往而卸下面具,激发出自己身上天真无邪的一面,这也是观众想要通过明星完成的情感体验。

(3)偶像派与搞笑派戏剧冲突性的基本的逻辑还是不变的,即作为全能型的校草学霸的偶像派轻而易举地战胜作为学渣的搞笑派。譬如在《我去上学啦》第二季里,大张伟在闪回的采访花絮中说“通过这个节目,我发现鹿晗怎么什么都会啊”等等都可以印证这一点。上面总结的三种手段概括的只是特殊的情形,使得对手戏跳脱基本框架,增加波澜起伏。观众喜爱崇拜的偶像明星在耍酷扮帅之外偶尔“灵光一现”更有莫名的吸引力。

尽管偶像派与搞笑派的这一组合作为主戏,产生了不错的节目效果,但作为配角的其他组合也可碰撞出火花,而节目组在这一方面挖掘得较浅。笔者认为偶像派与女生派可以展现懵懂的初恋情结;妈妈派与搞笑派可以表现父母对子女的监督;女生派与妈妈派可以在游戏环节进行弱者的联合等等,以此充实节目内容。

但更为致命的问题是,节目并没有构建出一种“猫和老鼠”式的天然的对立关系,参与嘉宾扮演的都是普通的学生,而学生关系以较为友爱的互助与联合模式为主,同学间的冲突性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我去上学啦》中也设计了一些相关的镜头来表现同学间的对立与冲突,如在第二季节目中,大张伟故意搞乱张丹峰、魏晨的床铺,使其在卫生检查中受到生活老师批评;也有明星与素人同学间的冲突,如蒋劲夫与素人同学通过扳手腕来竞选体育委员等。但是这些同学间产生冲突的场景比较零碎,设计感和刻意性比较强。对此,可以增加威权的元素,使得各类冲突串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以此来增加人物间的对立性:

(1)师生关系带来的冲突:挑选在某一门课程上极具资质的明星扮演老师,如复旦大学法语系毕业的歌手尚雯婕等等。通过课堂教学中老师与学生的互动、班级管理过程中老师与学生的冲突来制造看点。这一模式在湖南卫视的真人秀节目《一年级》中也有相应体现。

(2)特殊学生身份带来的冲突:赋予明星转校生以班长、课代表、生活委员、社团负责人等职位,展现日常学习生活的管理活动,如收作业、检查课文背诵、检查早操出勤、检查寝室卫生、组织班级活动等等,通过特殊的学生身份体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冲突。

笔者认为,以上的两种设计,不仅对增加人物间的戏剧冲突性大有裨益,而且能够大大改变明星转校生游走于各个学校间的“走马观花”。或变身任课老师,或担任学生干部,都与仅仅扮演普通学生有了明显的不同——即真正地成为学校的一份子,对陌生而又熟悉的学校有了更多的影响力,从而更加深入地展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升观众“重返十七岁”的“沉浸体验”。

二、时空环境与游戏规则

竞技类真人秀节目需要精巧的游戏规则的设置。而《我去上学啦》作为校园体验类真人秀,看似没有明晰的规则,但学校的作息时间、规章制度以及课程安排等规则琐碎而又繁多,本身就是一种游戏规则,为真人秀设置了天然的冲突感。例如:进入校园要出示学生证;学校不准染发、涂指甲油;不准带手机、篮球进教室;不准在教室吃饭等。嘉宾在违反与适应学校规则的过程中,本身就完成了从明星到普通学生的身份转变,而观众对校园的游戏规则具有天然的熟悉感,很容易完成自身的代入体验。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一些游戏规则与人物定位相违背,不能自圆其说。比如《我去上学啦》第一季想塑造核心嘉宾钟汉良全能学霸的偶像形象,但是每次的入学考试钟汉良成绩都垫底,而被定位成淘气学生的孙艺洲、蒋劲夫却时常考第一。对此,在不改变考试真实成绩的情况下,应当增加故事线,例如:淘气学生首先处处受挫,后来又刻苦学习赶超学霸等,从而在尊重嘉宾真实表现的同时,将不符合角色设定的事实变得符合情理。

另一个问题是,每所普通高中除了学校名称、地理位置以及学校建筑的差异之外,种种的规章制度、教学过程大同小异,校园生活是程式化和乏味的。明星在每所学校都延续着“重回校园的新奇、适应校园的生活、离开校园的感伤”这一循环,观众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对此,节目组做了如下设置:

(1)在既定环境内进行调整:①注重展现参与感和互动性更强的课堂教学画面,如物理化学实验、语文课本剧、英语情境对话、艺体课等;②以学校为基本预设,填充文艺晚会、体育竞技、娱乐游戏等多种活动,这些情境几乎占据了节目的半壁江山,例如《我去上学啦》第二季中,明星转校生们在杭州外国语学校的拔河比赛与农田劳作、在上海戏剧学院附属中学的辩论赛、在安徽新华教育集团的叠军被大赛和拓展素质训练等,通过这些活动增设新的小型的游戏规则;表现高中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很好地展现了不同学校的特色与传统。

(2)创设新的环境:《我去上学啦》第二季的在环境设置上,除了普通高中之外,还添加了台北华冈艺术学校、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中、安徽新华教育集团等艺术学校、职业学校。明星们在体验不同类型学校生活的过程中,打破了自己以及观众对社会环境的刻板印象,刷新着自己也刷新着观众对于社会环境的原有认知,体现了节目应有的社会意义。例如台北华冈艺术学校采取传统中式教育,任课老师比大陆一线城市注重素质教育的高中老师显得更加严厉苛刻;而艺体类同学也有过硬的文化知识,他们能够通过RAP有节律地背诵《弟子规》,这在节目中令嘉宾张丹峰大为震惊,也扭转了观众的偏见。

概括而言,以上两种设计有如下三大好处:(1)增强节目的可持续性:打破“套路的循环”,不断延续着崭新的快乐体验;(2)提升节目的观赏性:艺术学校的演艺互动、技术学校的手工劳动本身比普通高中的课堂教学更具有观赏性;(3)表达节目的主旨内涵:体现素质与应试教育的结合的教育理念、表达“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多元价值选择。

而除此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虽然添补的文体活动规则对节目起到了较好的调剂作用,但是在节目的基本游戏规则——学校规章制度下,并未带来充分的悬念与竞争,这就导致《我去上学啦》在主体故事的叙事动力上存在明显的不足。节目组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笔者将其相应的补充与修正概括为以下两点:(1)为明星嘉宾分配游戏任务:《我去上学啦》每一季都至少会抽出一期为明星转校生们安排一个任务,嘉宾们必须经过重重障碍与考验来取得最终的成功。比如在第二季中,明星们在安徽新华教育集团学习时,需要运用所学知识完成“毕业作品”——烹调菜肴、改装汽车等;(2)为明星嘉宾增设评价机制:《我去上学啦》第二季在每期最后都为明星转校生们一天的学习与生活进行总结,列出“表扬X次,批评Y次”的量化评价,并在最后选出表扬次数最多、批评次数最少的嘉宾作为“三好学生”。

但是,这些设计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使得所谓的悬念与竞争浮游在节目内核之外,而不是形成故事主线、扎实地镶嵌在节目的叙事中:(1)悬念程度不足:如明星在执行游戏任务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多曲折波动;或者虎头蛇尾,并没有详尽地展现明星应对挑战的行为,显得很轻易地实现目的;(2)实质奖惩欠缺:如表扬批评的次数只是通过后期的花字特效加在节目最后,明星们并没有自发地去争取最终颁发的“三好学生”称号。

对此,笔者提出了以下两点建议:(1)改变剪辑逻辑:《我去上学啦》在后期剪辑上试图让每一期呈现出明星转校生完整一天的学习生活情况,想要表达的太多,却没有体现出重点,这就陷入了“流水账”的循环。应该在剪辑上抛弃依赖时间的线性叙事逻辑,采用电影作品中多样的蒙太奇剪辑手法,从而明晰故事叙事、强化悬念与冲突;(2)强化动机目的:正如之前所述,《我去上学啦》普通学生的身份定位显得嘉宾没有真正融入校园。除此之外,艺人们“重返十七岁”的动机与目的也不够确切与充分,这就加剧了明星转校生转战在各所学校间的漫无目的与“走马观花”。节目应该为明星们设置一些自始至终的独特动机,并且用具体化的奖惩措施来强化他们的目的性。

三、总 结

《我去上学啦》作为一款关注学校教育问题的综艺节目,没有成功在先的套路模板提供借鉴与参考,并且由于触及的话题的特殊性,不能挑拨观众的道德期待,在文本叙事上稍显平淡。如何衡量“小清新”与“重口味”?如何在保留真实纯净的校园生活同时,人为增添爆点、提升热度?如何“将有意义的事情做得有意思”?这才是《我去上学啦》是否能将教育这一永恒的话题“常讲常新”的核心问题所在。

参考文献:

[1] 尹鸿,陆虹,冉儒学.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元素分析[J].现代传播,2005(5).

[2] 陈虹.论真人秀节目的选手建构[J].新闻界,2007(3).

[3] 陈虹.论真人秀的内核——冲突[J].新闻界,2007(4). 

(责编:石思嘉(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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