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路径研究
摘 要:山西拥有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源,很多的学者也借鉴口述历史的形式建构了山西的整个历史文化框架,使得很多珍贵的史料得以记录并保存,但是整体来说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有限。本文旨在研究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路径,一方面可以梳理、分析山西口述历史的资源和传播现状;另一方面还可以扩大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效果,帮助山西民众乃至全国全世界民众了解山西。
关键词:山西;口述历史;传播路径
历史乃“述往以为来者师也,经世之大略”。历史不但有指导人类活动借鉴的意义,还有传承世界文化,教化世界民众的巨大作用。口述历史作为历史独特的记录方式,在现代社会方兴未艾。
口述历史是指通过影像和声音结合的形式,记录、传播当事人的口述或表演。现代意义的口述历史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渐演化成为通过影像、声音的科学记录方式来留存历史、传播文化。山西拥有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源,研究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路径,一方面可以梳理、分析山西口述历史的资源和传播现状;另一方面还可以扩大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效果,帮助山西民众乃至全国全世界民众了解山西。
一、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现状
近年来,山西出现一大批研究历史、人文的口述史研究者,通过“口述历史”再现了山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影响较大的有《山西抗战口述史》《人物·晋商·口述史研究》《春天 我们出发》《店头古村》等。这些研究成果建构了山西的整个历史文化框架,使得很多珍贵的史料得以记录并保存。本节从传播学“5W”的角度对山西口述历史的成果进行梳理,对它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进行评估,以此窥见整个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现状。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人类传播活动的五个过程,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也被学界称作“5W模式”[1]。接下来分别从这五个方面来梳理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现状。
1.传播者。传播者作为制作口述史的主体,在传播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传播学中认为传播者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把关人的作用。在众多山西口述历史的资源中,传播者选择了何种题材、何种媒介形态,都直接关系着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力。因此,传播者在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中决定着受众能看到何种口述历史的内容和形态。
通过收集资料并研究发现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者主要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广电媒体等,它们构成了制作、整理山西口述历史的主体传播者。
例如《人物·晋商·口述史研究》的作者孙丽萍是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与山西历史文化研究。
《春天 我们出发》作为山西首部广播电视口述历史研究成果,以每个被采访者的点滴回忆为蓝本,描绘成65年山西广电发展的历史画卷。这部集晚会视频、图书于一体的口述史研究是山西广播电视台和太原师范学院“校台合作”的成果。
2.传播内容。传播内容主要是指在口述历史的各种资料中记录的内容。传播内容的选题及内容的设计直接决定着口述历史吸引力和影响力。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内容更多的是以抗战历史、名胜古迹、民俗古村落、考古等为主要内容的。
例如《山西抗战口述史》一书中以史学家的角度,依托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记录了山西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受日军的奴役和暴行,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觉醒、抗争的一部具有集体记忆的历史。“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历史学会会长张正明说,《山西抗战口述史》是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真实地、立体地反映山西抗战史的著作,是一部抗日战争的信史。[2]”
因此,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内容主要集中在抗战历史、民俗村落、名胜古迹等几个方面,传播内容面狭窄,并且对受众的吸引力不是特别强。
3.传播受众。在信息海量的现代社会,谁抓住了受众的注意力谁就获得了一半的胜利。因此,受众在传播的整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内容中可以看出:《山西抗战口述史》的受众是关注抗战历史或者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春天,我们出发》的受众则是对山西广播电视行业中的栏目、主持人等有一定的关注度的观众;《店头古村》是以保护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当地的旅游为主要目的,以喜欢旅游、文化的人群为受众的。
4.传播媒介。传播媒介是指在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中所借助的媒介形态,比如报纸、期刊、图书、网络、手机等。山西口述历史传播所借助的媒介形态主要有书籍、视频。比如《山西抗战口述史》的文字记录;《春天,我们出发》的晚会视频和文字记录;酷6网关于山西太原店头古村的视频记录等。
5.传播效果。传播效果是指在传播过程结束之后传播内容对受众的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具体包括一些对受众的行为、心理、知识、情感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但是行为、心理、知识、情感都是很难进行测量的。因此对传播效果的评估一般都会采用发行量、收视率等可以量化的东西来计算。山西口述史传播的媒介形态更多的是以图书、视频为主的,可以采用发行量、收视率和点击量来进行量化。
例如《人物·晋商·口述史研究》在当当网、卓越亚马逊都有销售。此书于2011年4月1日出版,在卓越亚马逊的地方史志销售排行榜中居第2894位。在当当网中长达八年的销售中仅有28人对此书作出评价。
从传播学的5W模式看,山西口述史的传播过程中主要是以史学、考古学者、媒体为传播主体,他们在研究山西抗战历史、山西某个行业的发展历史、山西民俗文化、山西古村落中通过对口述者的采访、表演,最终用文字、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但是山西口述历史在山西、在全国乃至世界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都不大。接下来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山西口述史在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瓶颈。
二、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困境
1.传播主体集中。通过收集资料并研究发现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者主要集中在史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者以及旅游爱好者,传播主体呈现集中化的趋势,没有多样化的呈现。这就导致了口述历史的内容单调、形式单一,没有体现山西历史、文化以及人物等多样化的人文环境。
2.精品力作与精良制作缺乏。山西口述历史的研究资料中缺乏精品以及精良制作的大作。首先选题局限于抗战历史、民俗文化等方面,范围比较窄,选题不具有创新性。其次在制作方面,粗制滥造,有些视频的画面吸引不了受众,或书籍内容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来编撰勾引不起受众的阅读欲望。
3.媒介传播渠道单一。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渠道大多是通过电视、图书进行传播的。然而在新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渠道还禁锢在传统媒体的范围内,没有积极的向新媒体靠拢、融合。这样难免会在整个媒介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淹没,也会影响整个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4.传播受众的需求偏向娱乐化。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艾伦所言“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打开电视只是为了消遣和娱乐——看看情景喜剧、肥皂剧、喜剧、音乐电视、电影、体育报道、智力竞赛节目……目的是要提供我们如下所谓各种各样的情趣:身心放松、心理逃避、享受、愉悦、消遣或者诸如此类。[3]”因此,在全民娱乐化的氛围内,口述历史类的节目、图书等内容不管借助的是何种媒介都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达不到最大的传播效果。
三、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路径研究
1.多样化的传播主体。在每个人都拥有麦克风的时代,个体逐渐代替传统媒介成为传播的主体。特别是自媒体的发达、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整个社会中的每个人、每个组织都成为传播主体。因此山西的口述历史不应该只拘囿于研究历史、考古、民俗的学者中,应该扩大传播主体的范围。例如电视编导可以选择口述历史的谈话类节目、对口述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制作视频或者纪录片来记录身边已经快要消失的人物或事。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曲艺、民间美术等都可以采用口述历史或者是制作纪录片的形式进行保存和扩大影响力。
2.选题独特。选题的好坏决定了传播内容的角度和吸引力。关注受众的需求,特别是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观众,想方设法的创新选题的内容、叙述的方式,以一种轻松、娱乐的形式呈现出来,满足受众的期待和心理。
比如最近大热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该片虽不像《故宫》有恢宏的叙事角度,但以故宫为选题点,从小人物着手,叙述了在故宫修文物的一群有老有少的师傅们,把神秘、令人向往的故宫、文物和在故宫工作的人结合在一起,让受众一看就充满吸引力。
山西口述历史的研究一定要把握受众的心理,满足受众的期待,从受众的角度考虑确定选题。比如山西的考古口述史研究,可以充分借助考古的神秘性,挖掘考古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了解他们在考古报告和学术著作看不到的工作过程和细节。
3.多渠道的媒介传播方式。在万物皆媒的今天,媒介传播的渠道直接影响着受众的到达率。比如电视的受众更多的是中老年人,手机、互联网的受众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因此在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中,比如关于“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考古口述史”、山西晋商文化、人物口述史等这些题材除了图书出版之外,还可以开发纪录片、微视频形式。在进行口述史的采访、制作过程中,以视频、解说词结合文字的形式进行立体化的记录,这种方式更易于传播,传播的媒介渠道也比较多样。
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传播方式与以往的纪录片不同。它先是在青年亚文化聚焦的B站上意外走红,完成了传播影响力的“一级跳”;随后在豆瓣网上引起了集群式的评论,即“二级跳”;最后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的推荐使得本片完成了最后的三级跳跃。这种在新媒体上的轰动效应也是之前纪录片未曾发现的。因此,山西口述历史的研究可融合微博、微信,甚至是豆瓣之类的社群网站等多种渠道来提高传播效果、扩大影响力。
综上所述,在山西口述历史的传播过程中要从丰富传播主体、创新选题和形式、拓展传播渠道等方面来扩大传播效果。只有这样山西众多的历史文化资源才能得以记录和保存,为子孙后代留下独有的记忆。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罗朝晖.集体记忆与历史重构——评山西抗战口述史[J].历史教学,2006(12).
[3] 罗伯特·艾伦.重组话语频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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