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媒介的引入对历史本身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变化不仅是形态上的，更是社会的与文化的。一方面，新媒介使历史的传承形式越来越多元化，速度更快捷，效率也更高；另一方面，新媒介消解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数字化世界中的虚无感空前强大。数字媒介的即时性与复制性，将口述历史的访谈变得空前真实，解读的权利由传者移交给了受众；技术普及使历史的民主化进程得到了最大可能的，但能否带来真正的口述自由尚无定论；历史变得唾手可得，媒介符号整合了社会，但终究还要经历历史的文化选择。

关键词：新媒介；口述历史；结构消解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8-0000-02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是当代史学领域内重要的研究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新媒介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口述历史的保存和记录。从技术层面来说，新媒体的确使史料得到了复原性的保留，存储介质的数字化也使传播的容量、速度以及形式得到空前意义的变革。新媒介的即时性再现了口头传播的场景，也使面对面的沟通成为可能。但更为重要的是，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受众的思考方式，对人类历史文化进程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场景再现与权力移交

新媒体这个词无疑代表着现代性，然而也意指多样化的艺术实践。一旦新技术的所谓现代性被超越，装饰性文化的生命就变得非常短暂。新媒体时代揭示并且继续关注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虚拟分离、连通性、个人主义、身份识别、技术、远距离通信、网络和互动过程。他们经常起着导管分线器的功能，而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状况的表达者的角色。

新媒体为口述历史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无疑是保存方式的变革。从口头传播的不确定性，到文字记录、录音记录，再到数字存储设备的出现，媒介空前“真实”地记录了口述历史。媒体纷纷利用数字媒介的即时性与复制性，将口述历史访谈场景传播给受众。场景的“高保真”性与可复制性，再加之数字媒介独有的检索与互动功能，使时空的限制进一步被打破，受众的参与性逐步提高。由于媒介形式的变化，口述历史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访谈由原本一对一的互动谈话、记录、提炼、储存的形式转变为在线输出的形式，使得口述历史具备了展览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之下，访谈者的角色被淡化（虽然依然在访谈中处于较为主动的引导地位），访谈场景被直接复制并传送，口述者与访谈者的一举一动都在观众的监视之下。其间历史场景再现与文化内涵体验的主体活动由访谈者转移给受众，这一过程受众可自主消化，减少了访谈者将历史真实提炼并再度文字化的“二度”加工。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访谈者的主导意识不再起绝对作用，访谈本身成为了一个开放性的文本。文本的意义见仁见智，由受众自己解读（不排除场景本身的倾向性对观众的引导）。这种主导权力的移交不仅发生在口述历史领域，在由新媒体带来的种种社会变革中皆是如此。权威被逐步消解，“庶民的力量”空前强大。

二、技术民主与口述自由

不仅如此，新媒介的引入对历史意识形态的特质也提出了挑战。从古至今，社会的统治者通过大众传媒、教育制度、主流艺术、公众纪念，以及官方编年史委员会，操纵公众的历史概念（见K.Baker 1990；Goody 1986，1987；Kuper 1983：33-54； Lindstrom 1982：316-29）。口述历史的出现使这种历史记录的官方性受到质疑，民间记忆的口口相传让更加多元的声音得到了有效的传播，而新媒介的出现使这种历史的民主化进程得到了最大可能地实现。由于新媒介的快速、海量、互动等传播特性，历史变得空前民主化和多元化，原先集中的权力被分散。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技术普及带来的民主。而当新媒介刚刚被引入口述历史的实践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口述史家怀疑新技术是否会影响访谈过程，阻碍发展融洽、坦诚的关系，甚至把访谈变成公共表演。起初，令访谈者担忧的是录音会不会限制受访者的谈话自由；后来，变成了考虑录影是否会导致受访者在摄像机前演戏；最近，又有些人在推测，当受访者知道了他们的访谈将上网的话，他们会不会讲起来没完没了。任何媒介类型的使用都会影响到受访者的选择，影响到这种媒介回答内容的收集[1]。保罗?汤普森曾经断定数字革命将使口述历史成为“怪物”，但是，他指出：“我们需要所有的这些怪物”来让更多的人阅读和利用我们的访谈，实践者必须调查研究数字技术，寻找到从今天的学生中培养新一代口述史家的魅力[2]。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口述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新媒体不单纯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思考和观察世界的新途径。任何形式的媒介都有其区别于他者的特质，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传播内容带有媒介的印记，这种印记有时会给受众带来感知与视野的变化。例如，新媒介应用于口述历史，给访谈配上音效、音乐和新闻影片，甚至配合了电脑图像检索，使这些电子书的读者们能够真正听到历史的声音，也使得历史的理解最大限度的平民化。但是新的疑问又出现了，这些问题不单单包括新媒介的衍生物和对它的创造性利用所引起的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议，还有新技术是否会真正带来民主和口述的自由时代；是否会加深知识沟的差距；是否起初口述史家所担心的新技术会扭曲口述历史的真实性的预测会成为现实。虽然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由不是无限度的，任何自由都建立在规则之上。只要发挥主体的能动性，掌握合理的尺度，取其长处为之所用，新媒体就能够为口述史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结构消解与文化选择

从信息的高速流动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力而言，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产生了一种对于原有的媒介阐释模式的“切断”效用。消费社会的世俗化浪潮以汹涌之势冲击着整个文化体系，一个经济膨胀而文化失落的时代宣告到来。现代社会是一种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无主题变奏。多重话语的交错扭结，多元文化的信息爆炸冲击波，令人眼花缭乱，人们的心灵几乎从来没有负荷过如此多样而富于挑战性的观念[3]。对口述历史来说亦是如此。大量关于口述历史书籍出版、节目播出，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历史获取的渠道，另一方面也使其本身的时空结构消解。历史变得唾手可得，时间的积淀不堪一击，空间结构也从纵深向平面的铺排转移。传输媒介由文字向图像的转移使理性本身更加脆弱，几千年来对文字的崇拜付之一炬，文字情境中表达的深度思索、逻辑能力以及情感要素被图像的赏心悦目所取代，随之而来表象化、程式化的结果自然不可避免。尽管如此，图像的“高保真性”对于历史的再现不无裨益，虽然同时也扼杀了多元想象的空间。

在信息空前繁盛的情境之下，不同的历史形式此消彼长。但从长期的文化建构来说，历史本身有着“过滤”与“选择”的功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凸现历史价值的文化最终会被选择并保存下来，而那些装饰性的，供人消遣的历史也终将昙花一现。但是文化建构又非短时间便能成就的事情，这使得传统与现代、中西、古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尤为激烈，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冲突。在这个社会文化结构变动的过程中，话语的解放、转型与失重、无序，价值、意义中心的解体与文化的无主题流向，几乎是同时并存的。而政治与商业的张力促使媒体寻求新的生存、发展策略，在娱乐化的取向中开拓市场空间，这样既可以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又能够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1]。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媒介符号是“社会整合”的最佳工具：作为知识和交流的工具，各种符号使得对于社会世界的意义达成共识成为可能，这种共识其基本特征是对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物指南(第二版)[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253.

[2]Donald A. Ritchie,“At the Crossroads: Oral History in the 21st Century,”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5(Winter 2001),3.

[3]陈伟军.论“第二媒介时代”的人文导向[J].传播文化,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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