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传播生态及媒介形态不断发生深刻变革，情感因素在当下传播实践中逐渐发挥显著效能。在当下双向及开放性结构的媒介时代，传统媒体不再是唯一的信息制作者，公众被赋予直接参与媒介信息生产及传播的权力。媒介变革语境下，更多个体极大地释放情感以寻求实现高效交往、尽致表达及心理认同，情感在新媒介语境中已逐渐占据显要地位。转向关注传播对象深层心理系统及运用情感机制可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创新性策略建构。与此同时，新媒介时代的大数据技术也可成为挖掘和把握情感机制的有效利器。

关键词：媒介变革；跨文化传播；中国故事；情感

一、引言

“讲好中国故事”是我国在跨文化传播中致力于积极塑造国家形象，主动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针对这一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已有丰富探索，学界已从主体参与、目标定位、媒体建设、内容创制、传播渠道等多维度加以讨论。随着当今传播生态及媒介形态不断发生深刻变革，如何有效运用新兴媒介载体、发展创新性传播策略逐渐成为目前研究的新焦点。

媒介变革带来的情感释放已使情感因素在当下的传播实践中愈发受到重视。“讲好中国故事”之最终目标在于走进传播对象的内心，实现话语权化及内化认同。这一目标之达成离不开对传播对象心理诉求和情感需要的把握及满足。跨文化传播中，利用情感的天然亲近性拉进传受双方心理距离，利于达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对象对中国故事之理解、接受及认同。当今媒介变革语境下，转向关注传播对象深层心理系统及运用情感机制，可为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创新性策略建构。

二、情感转向：媒介变革吸纳情感参与

1.传播实践中的情感角色

人类具有丰富的情感特征，情感已被心理学、生物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视野加以关注和阐释。特纳曾指出，从生物的视角来看，情感包括身体系统的变化；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情感是对自我以及环境中客体有意识的感受；从文化的观点来看，情感是人们对某种特定的生理唤醒状态的命名与词汇标签。[1]情感通常被视为区别于理性的另一维度的心理表现，理性一贯在传统的传播实践中被强调和推崇，而情感则被认为会妨碍理性和客观，往往被主流传媒行业加以区隔。

实际上，情感在人类传播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已有研究发现情感能够在人类接受媒介信息过程中发挥重要效能。例如，人类在接受电视媒介信息的过程中，会通过“情感体验活动”来满足人类情感宣泄、情感寄托及道德激发等情感需要，情感充当着电视媒介强化表达内容、增强传播效果的工具。[2]同样地，电影获得理想传播效果也需唤起受众的情感需求，寻求情感共鸣的突破口，使其产生情感满足和心理认同。[3]广告更是常常以情感元素追逐传播对象的注意力，同时通过诉诸情感来更加有效地唤起传播对象的心理体验、满足其情感诉求，以期影响传播对象态度或行为的变化。

情感影响着人们的感知、接受及行动，在跨文化传播中更是如此。跨文化传播是基于文化差异和文化陌生感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提出“陌生人理论”，认为不同文化族群的人彼此间为陌生人。[4]基于这种陌生感，国际受众在接触来自陌生文化背景下的媒介信息时，更可能优先启动直觉性的情感反应机制进行信息接收和判断，而并非必然通过严谨的理性逻辑对信息实行分析和处理。[5]由此可见，情感因素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具备着独特而天然的优势。

2.媒介变革中的情感释放

在如今双向及开放性结构的媒介时代下，普通公众被赋予了直接参与媒介信息生产及传播的权力。信息制作者地位的获得使公众空前积极主动地加入到信息社会的生产和传播活动中。在社会网络化语境中，更多个体极大地释放情感能量以寻求实现高效的交往、尽致的表达和心理的认同。

媒介变革的结果便是更加广泛地将情感纳入媒介社会和传播实践，情感的影子无处不在，其效能之发挥也正体现于当代媒介社会的方方面面。首先，在新兴媒介形态中，公众和情感因素已经极大地渗透进来并成为其主要特征。公众成为新兴媒介形态的主体和用户群体的大多数，往往倾向于表达大量的情感信息。情感在新媒介语境中已占据显要地位，研究证实了情感在社交媒体中处于关键位置，在加强社交网络紧密度中发挥重要作用。[6]此外，情感还往往还成为当下网络公共舆论的主要话语形态和动力因素。研究者指出，现代媒介环境下网络事件的发生往往依赖对网民情感的激发，情感已经在线上群体事件的动员中起着决定性作用。[7]

其次，传统媒介形态也逐渐将情感作为寻求理想传播效果的重要工具。情感因素影响传播对象对媒介信息的知觉、理解、回忆和评价，并可以潜在地影响个体的情感发展和互动过程。[8]蕴含情感因素的媒介信息可能更易于吸引传播对象的吸引力和注意力，或影响传播对象的长期记忆或回忆检索，利于媒介传播效果的达成。此外，情感本身作为真实世界的一部分，难以也不应被以事实为报道对象的传媒业排除在外。容纳情感的媒体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生活的目标，媒体可更多承担起公民的情感教育及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唤起等公共性的责任。[9]

三、策略建构：讲好中国故事的情感路径

情感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媒介变革中越来越多的情感释放已使传播者难以忽视情感的重要角色，并逐渐对情感因素加以探索和运用。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有效运转情感意涵、情感沟通、情感体验等情感机制、寻求与传播对象建立情感链接并使其产生情感认同，仍然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所面临的难题。本文基于对情感机制的发掘和探索，为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未来发展做出策略建构：

1.把握情感唤醒机制，充分展显情感意涵

媒介技术变革已为个体情感的释放和表达提供载体及场域，同时也使得对公众情感的唤醒和把握更具便宜性与可行性。情感唤醒的原因多种多样，研究者发现外周身体变化、生理反馈、刺激事件、无意识模仿等都可能成为情感唤醒的机制。[10]在现代媒介情境下，每个个体皆可直接表露自我情感，个体情感得到充实性展显，个体之间也可感知到彼此的情感状态。媒介语境中丰富的情感信息成为情感唤醒的刺激物，通过对彼此情感的知觉和理解，个体便可能产生无意识模仿或者移情反应，从而唤起相似或相关的情感状态。

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运用多样化情感表达技巧或包含高强度的情感内容，充分“展显”情感意涵，在新型媒介环境下促发情感唤醒的发生机制，激发传播对象主动传达情感体验，参与互动交流。中国故事可以将情感作为桥梁，促使传播对象产生情感共鸣，为最终生发坚实的情感认同提供内在动力基础。

2. 实现双向情感沟通，取代单维自说自话

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情感沟通是社会互动关系顺利进行的润滑剂。一方面，人类情感具有普遍性，人类共享相似的情感体验，对各种类型的情感状态能够带入式移情。情感在人类心理状态中的普遍性机制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对情感表达具有相似的解码能力，利于跨越语言文化等人为障碍，这使得情感沟通在跨文化交流中具备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在基于陌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中，情感沟通为传受双方提供一种天然的亲近性，双方更倾向于在情感可沟通的基础上展开“柔性递进”的交流互动。依托情感实现的沟通交流有助于消解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之间的隔阂及距离感，在沟通互动的基础上消除彼此的文化壁垒和误区。

此外，情感沟通还具有灵活性和对话性，能够建立起传受双方的心理勾连，唤起彼此情感共鸣以及寻求深入交流的渴望。双向互动性的情感信息往往更能激发受众的参与性和卷入度，增进受众对情感信息的接受度和认同感，比单向性的信息传输更具传播力，在跨文化语境下将可能获得更理想的传播效果。讲述中国故事已不能再止步于满足自我单向的“宣传”需求，还需建构与传播对象的情感性联结实现双向沟通，使中国故事具备感染性、亲和力与感召力。

3.设置正向情感框架，赋予积极情感体验

人类在不同情感状态之下会生发相异的情感体验，媒介理想传播效果的取得通常离不开传播对象的积极情感体验。情感体验的积极或消极将对人类认知倾向和行为选择产生影响，人们在获得积极情感体验时会倾向于做出积极反应以维持这种体验，而在消极情感体验的影响下则会产生回避或拒绝行为。媒介传播过程中存在着“情感一致性”效应，即受众情感体验往往会与媒介信息的情感倾向保持一致。媒介信息中的情感色彩会潜在地形塑受众认知过程的情感体验倾向，并使其在特定情感导向下对后续信息进行接受和处理。

中国故事在跨文化传播中，需重视把握情感框架的指向性及其与传播对象情感体验的关联性，主动设置正向的情感框架，唤起传播对象愉悦或享受的情感体验，潜移默化地引导传播对象以正面态度解读情感信息，生成对中国的积极情感。这就需要深入了解传播对象的心理需求与情感期待，提供个性化故事内容和人文化情感关怀，传递中国与世界共同的理想信念与情感追求。在彼此理解信任和关怀尊重的基础上，以真诚、恰当、有吸引力的形式传播中国故事，使传播对象能够欣然接受并生发认同感与积极行为反应。

四、技术加持：新媒介时代的大数据运用

新型媒介环境具备鲜明的情感化特征，便为情感机制的把握和运用提供物质基础。媒介变革已使公众情感表达和释放成为一种新的话语参与方式，情感本身成为一种传播信息被便捷地分享和传达。经过变革后的媒介语境为情感因素的释放和传播创造条件，新兴的技术形式也为情感机制的挖掘和把握提供利器。

面向复杂多样的国际传播环境，寻找人类情感的共通之处是新媒介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除了从传承下来的人类文明中挖掘自古以来人类便共同崇尚的美德以及共同追求的情感意涵外，更重要的是探究当下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实际共同情感，把握更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情感。当今新媒介语境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对社交媒体上的海量数据进行深入挖掘与分析、精准探知人们的情感已成为可能，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可借助新媒体平台和大数据技术分析发掘不同文化背景下传播对象的情感共通性并加以运用。

一方面，对海外受众的情感开展精细化分析提炼共性。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获取中国故事受众的数据，如中国媒体在海外新媒体平台上的关注或评论用户。借助关键信息获取和文本语义理解等技术，对其表达的话语、行为信息、身份特征等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建构高质量结构化的“语料库”。再进一步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文本分类、主题聚类等技术，对“语料库”中的数据进行文本心理分析，获取受众的情感态度深度剖析其情感心理，并从中提炼出共通性。同时，精准化分析受众的身份特征数据，针对不同地域、文化等社会属性的人群采用定制化的情感策略，提供定制化的情感故事。加强他们对中国“个性化”的了解和理解，甚至是认同与趋同。

另一方面，发现优秀中国故事文本中蕴含的共通性情感。通过挖掘获取受众反馈数据的基础上，提炼传播效果较好的“优秀故事”和“叙事模板”等数据库。利用人工智能中的文本相似性计算等技术将类型故事样本进行交叉比对，分析文本的相似程度与情感分布的统计特征。归纳出文本中蕴藏的情感通性，还可以进一步透视文本叙事及话语表达规律与群体情感之间的潜在密码。从中提炼出具有人类共通性的情感，探求激发情感共鸣的情感要素。

在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出受众和故事情感“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不仅可以将已发掘的情感机制、叙事规则和表达技巧等融入于中国故事，从心理层面打动海外受众。还可以在获取和处理了海量数据的基础上尝试搭建人类共情系统，如构建出系统化精确化的“共情分类表”和“共情指数”，从而为后期海量数据的处理过程提供分类标准和计算依据，也为以后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具体参考。 

参考文献：

[1] [美]乔纳森·特纳. 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M]. 孙俊才, 文军,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2.

[2] 崔莉.浅议电视情感传播的双重功能[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09):155-156.

[3] 刘晶.从传播学视角看新媒体环境下电影的营销策略[J].当代电影,2013(05):172-175.

[4] 陈力丹.“一带一路”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面向[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9(01):69-73.

[5] 徐明华,李丹妮.情感畛域的消解与融通:“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沟通介质和认同路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03):38-42.

[6] 卢嘉,刘新传,李伯亮.社交媒体公共讨论中理智与情感的传播机制——基于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02):73-79.。

[7] 杨国彬.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J].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9(09):39-66.

[8] 纪莉,董薇.从情感研究的起点出发:去情绪化的情感与媒介效果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8(05):110-120.

[9] 袁光锋.情感何以亲近新闻业:情感与新闻客观性关系新论[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10):57-63+69.

[10] 张奇勇,卢家楣,闫志英等.情绪感染的发生机制[J].心理学报,2016,48(11):1423-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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