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2019年度“人民网奖学金优秀论文奖”获奖论文。

摘要

蔡雯2005年把媒介融合概念从美国引介进入中国后，中国学界对它的概念界定从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文总结了2006至2018年间的高被引文献，将“蔡雯时代”的媒介融合概念认识分为引介、分歧、技术、扩展四个阶段，认为中国特色话语替代了对于媒介融合原初概念研究的兴趣，同时警惕媒介融合概念研究陷入学院派和“孤岛化”的困境中。

关键词 蔡雯 媒介融合 概念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的概念由MIT Media Lab创始人Nicholas Negroponte教授发扬光大。1978年，为了给实验室筹款，他使用了一幅著名的文氏图，给出了广电、出版印刷和计算机三个领域逐渐交叉重合的发展趋势（Peter Spellman，2013）。媒介融合理论的元老还有同样来自MIT的I. Pool教授，他被学界广泛认为是融合概念的提出者。

中国对媒介融合的理论反应较迟钝。对此最早的介绍等到了20世纪末，来自崔保国（1999）。实际上，对中国学界来说，2005年才是媒介融合概念真正的“引入之年”（刘颖悟，汪丽，2012）。这一年，在研究富布莱特项目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雯最早地向国内进入媒介融合的概念（蔡雯，2009）。蔡雯重点关注了美国新闻业与新闻学院的变化，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出，在中国“媒体融合是大势所趋”（蔡雯，2005）。

在蔡雯成功引入美国学界媒介融合理论与业界实践经验后的十余年（考虑到蔡雯的影响依然巨大，不妨称之为“蔡雯时代”），中国学界对媒介融合的兴趣大为高涨。从2006年开始，相关研究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并在2015年随着“互联网+”的提出出现一个高峰。

但是媒介融合的概念迄今没有出现权威的定论。它成为传播学领域最难以把握的概念之一。然而对于中国的传播事业发展，尽力厘清这样一个概念又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将对在中国知网上通过“媒介融合”搜索到的2006至2018年这十三年间被引前十的核心期刊文献进行综述，总结中国学界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认识阶段。

一、第一阶段：对美国理论的引介

在最初的研究中，引介者蔡雯的观点影响力最大。也是从介绍美国学者的理论出发的。在2007年她介绍了Rich Gordon所归纳的如下五种“融合新闻”类型：

①所有权融合：传媒集团拥有不同类型的媒介

②策略性融合：所有权不同的媒进行内容共享

③结构性融合：这与新闻采集和分配方式有关

④信息采集融合：新闻从业者使用融合的技能进行工作

⑤新闻表达融合：记者和编辑使用多媒体的、与用户互动的方式完成表达（蔡雯，2007）

蔡雯同时指出，这个分类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前三种基于媒介组织行为划分，后两种基于采编技巧划分（同前）。

Pool作为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者，他给出的原始定义也很早便被引用：“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孟建、赵元珂，2006）。这一定义自始至终（段鹏，2018）都受到学界高度的认可。同样影响力巨大的还有蔡骐（2008）、王漱蔚（2009）都认可的Andrew Nachison的定义。Nachison认为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蔡骐，2008）。黄建友（2009）在介绍Nachison和Pool的定义，强调融合从本质上讲是不同技术的融合。Pool的观点在之后也长久地受到重视（彭祝斌、梁媛，2010；张乔吉，2010；孙玉双、孔庆帅，2011）。

在上世纪后叶美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在中国学界的影响依然巨大，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与美国面对传播变革时面对相似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舶来品的媒介融合的本土化依然困难，迄今没有足够有效的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解释。实际上，在相当后期的研究中，Negroponte和Pool的定义依然是主导性的。

二、第二阶段：从研究层面上开始分歧

在蔡雯引进媒介融合的概念后，出现了许多使用媒介融合的视角进行的案例分析，包括对于国内凤凰集团（吴海荣，2006）、美国TAMPA（高钢等，2006）等的观察。同时，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中心的理论研究陆续开展起来。

许颖（2006）认为媒介融合是一个分层次进行的过程，第一层次是媒介互动，是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合作；第二层次是媒介整合，涉及媒体所有权的合并调整；第三层次则是媒介大融合，网络、媒体、通信三者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边界消失。而媒介融合的概念分歧，最开始恰恰便出现在研究层次上。

微观层面上，王鸿涛（2007）认为，媒介融合是指“不同媒介形式的融通整合”，即全方位合作，最大化效益。刘寒娥（2008）继承王鸿涛观点，认为“媒介融合是不同媒介之间的整合与重组, 交融与互动, 是不同媒介形式在信息采集、制作、传播过程中的全方位合作”。关梅（2008）把媒介融合简要概括为信息技术引发的全新变化。这类界定均限制在了许颖的第一层次。

中观层面上，王菲（2007）认为，“媒介融合就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背景下, 以信息消费终端的需求为指向，由内容融合、网络融合和终端融合所构成的媒介形态的演化过程”，这个定义得到其他学者的应和（蒋晓丽, 任雅仙，2008）。高钢（2007）也曾给出了中观的定性，指出媒介融合是“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黄建友（2008）、董广安（2009）等引用蔡雯的定义，“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并承认了媒介融合概念的复杂性。

早期较系统的对概念的专门考察是由徐沁（2008）开展的。她回顾了从Negroponte开始的美国学界的一系列研究，总结到“媒介融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媒介融合指不同媒介形态融合成为新的媒介形态，是量变到质变；广义的媒介融合“包括一切媒介及其有关要素的汇聚与融合”（徐沁，2008）。后者也是徐沁所认可的界定。

蔡雯和黄学友（2009）也及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整理出国内已有的媒介融合研究四个类型。

①微观层面，强调媒介融合的技术基础作用和驱动作用；

②中观层面，涵盖传媒技术融合、产品形态融合、运作系统融合和组织机构融合；

③宏观层面，包含上述两类定义的内容，而且强调了社会监管和规则融合，受众参与以及媒介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后果；

④“大传媒业”角度，提出涵盖传媒业、电信产业、IT产业、电子产业等等的“大传媒业”，并在此范围内研究。（蔡雯、黄学友，2009）

他们还提出，媒介融合有三个核心内容不可或缺：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终端的融合（同前）。不难看出，他们受到了王菲观点的影响。

三、第三阶段：技术因素的崛起

邓建国（2010）认为媒介融合的核心思想是技术的融合，并指出这种融合最终落脚到互联网上。亦有学者引用喻国明教授的定义：“所谓媒介融合，是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所依赖的媒介手段逐渐趋同，以信息技术为中心，以卫星、电子技术等为传播途径，不同的信息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整合，各种媒介形态之间相互融合，媒介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王婷婷、孙志伟，2011；焦道利，2015）

丁柏铨（2011）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辨别。他回顾了美国学者Nachison的经典定义与Rich Gordon的“五种融合说”，对陈浩文与彭兰的解释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后，提出媒介融合是物质层面（即工具层面）、操纵层面（即业务层面）和理念层面（即意识层面）的复杂融合（丁柏铨，2011）。

进入新的十年后，数字化、电子化、网络化对于媒介融合的影响开始受到更高的重视。赵振翔和王洁（2013）在进行微博与微信的对比研究时，提到“媒介融合的基础是数字化”。石长顺和肖叶飞（2011）提出，“媒介融合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放松规制的语境下，不同媒介产业通过并购、重组和整合，达到渠道、组织、内容和终端融合，实现集约化、数字化、多元化的融合新闻生产的过程”。刘颖悟和汪丽（2012）进行了媒介融合概念的系统耙梳，在胪列了国内外较有影响力的各观点后认为，“媒介融合是缘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而导致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的现象和过程”。

更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媒介融合是“在传播数字化背景下，媒体把信息产品或服务转化为0、1 代码进行存储和传输，并在其他多种媒介终端上对信息产品进行复原”，而中国的三网融合和数字出版都是其典型应用（梁小建，2012）。

四、第四阶段：对局限性的反思

后来的学者充分地认识到了“媒介融合”这个概念的复杂性。郭毅和于翠玲（2013）认为，国内学者没有充分地参考英文文献，有必要继续引介国外成果。他们进而阐述了媒介融合概念为何存在不同理解的原因。首先，媒介融合本身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其次，学界的研究视角不同：从媒介史的视角出发，会得出媒介融合是传统媒体和新技术的结合的观点；文化研究的视角下出现了数字革命范式和新型融合范式；持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的学者也有不同结论（郭毅等，2013）。

李良荣和周宽玮（2014）认为，“媒体融合是指各种媒体形态的边界逐渐消融，多功能复合型媒体逐渐占据优势的过程和趋势。它不是单纯媒体形态的融合，更是一种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乔保平，冼致远和邹细林（2014）总结到，“媒介融合是数字技术推动下，传播介质得以兼容并进而衍生出各种新媒体，从而引发传媒业态不同层面上的边界消融; 同时，也是技术变革下多种力量博弈呈现的复杂而深刻的传媒景观。”

胡德才（2015）高度肯定了普尔的观点，认为他的“媒介融合”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哲理性、开放性和预见性，当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亦可视为其题中应有之义”。黄旦与李暄（2016）再次进行了回顾。他们批判性地指出，现有的媒介融合是在媒介组织边界来理解的，也即是业态的角度。另一种理解，也是他们更推崇的理解，是社会形态的变化。他们认为将媒介融合理解为“以数字技术为元技术平台，将不同维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为一体，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涌动的‘网络社会’”，对我国传播实践更有积极意义。

面向未来，刘庆振（2017）用发展的眼光提出，“数字化和网络化是媒介融合的初级阶段，泛在化和智能化则是其高级阶段”。

五、小结

媒介融合是当今作为复杂的概念之一，实践性非常强，从各个角度给出的定义非常丰富，年代之间也有交叉。本文总结的四个阶段也只能给出粗略的印象，毕竟，就算在中文学界引领风潮的蔡雯也没能够提出一个主导性的定义。

曾培伦（2017）最终从本质上观察到，“作为一个舶来品的‘媒介融合’概念，中西方在研究范式上是不接轨的”。学界似乎对于界定其概念的兴趣在引介数年后一直不高，更多的研究注重指导实践和预测行业变化，落脚在可操作的层面，例如体育新闻（董青、洪艳、董海宇，2011；李丁、肖焕禹，2013），广电行业（喻国明，2008；余志为，2012；乔保平，2014）等。这可能是中国意识形态和经济快速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媒介融合的实践中催生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例如“三网融合”、“全媒体化”和“万物皆媒”。这些话语转移了学者的研究偏好，使得蔡雯、彭兰等学者的意见长久得不到外部的挑战，媒介融合本身的概念研究出现学院化、“孤岛化”的倾向，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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