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文化传播与认同

王真真 高山 谭 红

2017年06月06日10:2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摘要: “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既是营造良好国际、国内公共关系的一个宏大符号,又从文化创造主体——“人”的角度,通过创设“普遍话题”扩大文化交流,在更大范围共建新的文化语境。中国梦的传播可以表述为:通过符号化的表达手段,进行社会关系重建,谋求跨文化传播话语权,实现文化认同。

关键词:中国梦;文化形象;文化认同;传播

“中国梦”是新时期的中国在取得较大社会发展后,提出的一个战略性口号。从传播视角来看,“中国梦”将中国文化高度概括,经过符号化的表述,谋求跟世界其他文明进行更大可能的交流,并在交流中,积极参与国际话语环境构建,实现文化形象认同。传播既是信息传递的媒介,通过它实现了信息交换和共享,增进了解,其又体现为一种仪式,[1]使特定内涵的象征性符号实现“意义共享”,参与者通过对符号的文化阐释和批判接受,共同完成对社会的整体印象的构建和维系,同时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确定参与者的身份认证。“中国梦”在传播信息、加强表达,进行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具有价值传播的意义。以符号化的“中国梦”为手段,中国主动参与国际、国内会话,分享和共建新的“中国梦”的语义,构建新的国际文化关系。

“中国梦”具有中国特有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内涵。“中国梦”作为一个传播符号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发展梦,也是中国人展示自己风采,欲为世界做出贡献的梦想。“中国梦”的文化内涵可以从国家和“人”两个层面来进行把握。从国家层面看,“中国梦”反映国家存在状态和需求,主要表现为中国重新找到自己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中存在的位置,并更好地为文明发展作出贡献。从“人”的层面看,“中国梦”反映文明创造主体——“人"的状态和需求(包括传统、现有和将来所希望的),主要表现为人的存在价值、存在状态以及对此进行的解释。主体“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意义是人类普遍的话题,“中国梦”在这个层面的传播更容易进行有效的意义交换。依据这个思路,从传播学来看“中国梦”的文化传播可以表述为:中国及中国人的文化存在状态和需求,通过符号化的表达手段,进行社会关系重建,谋求跨文化传播话语权,实现文化认同,为构建世界文化话语环境做出贡献。

一、“中国梦”与社会关系的重建

“中国梦”符号视野下,文化的整合传播是个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是在传播领域中对现有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的一次认识。其认识的过程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新闻学层面,即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转化为认识层面的“客观存在”。两种“存在”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处于动态变化的相互影响中。其在符号学上表现为对客观语义的归纳和符号化。“中国梦”符号化及形象构建将潜在的“三位一体”的国家、社会和个人需求统一起来,立足于“历时”存在,谋求“共时”共同愿望和声音。这就是政治和国家利益在新闻学上的一次宏大的社会关系重构。第二是传播学层面,即传播领域社会关系的重建,在对“主观存在”的反复传播和认知中,动态式地形成特定的传播关系。其在符号学上表现为频繁的语义交换,符号的部分语义得到强化。“中国梦”借助符号进行传播,其语义需要经过多次的编码和解码,一部分核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反复被传播和强化,持续的意义交换才能产生一定的传播效果。传播过程中也将产生新的语义,不断丰富“中国梦”符号的内涵。同时在较长时间的信息活动中,达成一定的妥协形成比较稳定的传受关系,动态式地定义“中国梦”传播场的结构。第三是社会学层面,即通过社会话题的发起,引导对某种社会存在的认知,并在相互的交流中,增进彼此认识,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其中符号学上表现为不同主体对符号的反复认知,改变了符号与主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良好的社会公共关系是“中国梦”在传播视野上的一个重大任务,包括对内和对外两重关系。对于国民来说,“中国梦”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和国家的,能很好地整合各种利益关系,形成统一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分歧和矛盾。同时,这也给话语输出带来新的关系,中国应该借助主动参与宏大的传播命题的机会,改善自身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地位。

二、“中国梦”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权

跨文化交流是个大概念,粗略来说就是不同的文化为增进了解扩大共识进行的信息互动。“中国梦”的跨文化传播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内以国家形式为代表的管理文化和国民的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二是不同国家和文化形态之间的接触。两种跨文化传播都有自己独特的语境,信息传播关系和传播形式都有着差别,但终极目的却一样:建立稳固的信息场,并通过信息交换掌控传播话语权。

“中国梦”信息传播场的建立和维护是话语权掌控的先决条件,它使得“中国梦”符号的传播拥有稳定的受众和稳固的传播关系。把握传播双向交流的特点,通过分享、提起话题使更多的受众成为重要“事件”的参与者,最后达成“信息社群”构建。要实现话语权掌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传播环节中内涵丰富的符号化的传播形象是信息价值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梦”在其传播场要想具有重要价值,必须在深层的内涵和表层的符号化外延上吸引其他的传受者。一个新闻生态系统内,需要有持续不断的“能量输入”才能维系系统的平衡,[2]“中国梦”传播场的能量输入,源自其信息价值。其次,实现双向互动。双向互动是信息时代传播的主要特点,但这里强调作为传播者对其他传播者和受众的回应和对话。一方面使得各传播主体成为“利益关系人”,能参与传播“事件”并得到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在长期的交互中,适当调整传播思路改善传播关系,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也就是需求的重要程度,这种需求是双向的,即传播者考虑受众需求进行传播,受众渴望成为传播的被需求者(重要参与者)。一般来说积极参与会话,就会占有更多的话语份额。最后,传播场的语义强化。传播者传播符号表达一定的“语义”,但其“语义”表达力随着传播进程的推进是逐渐减弱的,需要传播者对其核心“语义”加以强化。这与传播者本身的强制影响力,功利影响力和规范影响力相关,但任何传播者的影响力都是动态变化的,其话语资源的分配不但跟话语表达的量有关,更与为“共同的话语环境”的重新定义有关。跨文化传播往往会有新闻观、价值观的差异,这给表达“语义”的传播和交流带来困难,传播者需要给“语义表达”预设一种更宽泛、更开放的“语境”,才能使得跨文化传播在一个共通的语境下实现对话。这种为大环境的对话作出妥协和合作的行为,不仅是传播策略博弈和变通,更是语境构设过程中的语义强化:单个的传播者通过积极参与会话,为语义环境的动态形成做出贡献,从而实现自身的语义影响力。

三、“中国梦”文化形象的认同

文化形象以文化实体存在为基础,以文化信息传播为手段进行影响和重构,但其内容却是以主观形式存在的一切态度、价值、情感的总和。从传播者来看,文化形象包括“客观存在”即文化本身的内涵、外延以及自我和他人的“主观印象”。后者是前者的反映,但两者往往是不对等的,需要通过一定的传播手段和策略去减少其差异,消除认识上的偏差,构建更真实的“拟态形象”。这就需要社会传播渠道承担一部分文化认同的功能,提供形象来塑造大众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感情,产生清晰的文化印象。从受众来看,传播信息中的形象需要被受众再次进行自我构建。“认同”强调从受众的角度来对“他者”(文化存在)的一次认知。“认同”的确认和再创造,包括“自我”和“他我”两个层面。“自我”需对自身形象进行认知、整理和推介,使得庞杂的客观文化存在有了一个清晰的、适合传播和能被更好认知的可能;“他我”则根据获取的信息对“自我”形象进行再构拟。对于受众来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3]157“中国梦”的文化认同,就是一个文化博弈和不断重构的过程。

首先,中国梦文化形象的生成是内部认同的结果。传播是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4]25客观现实通过符号转化并传播为主观认识时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梦的文化形象的符号化也是这样。第一,内部认同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文化形象生成较为困难。由于客观并存的多元文化状态不是静态均衡,而是动态与相互博弈的,想要形成统一和深刻的认识相当困难。但不同利益主体并不一定产生零和博弈或者赢者通吃。社会成员应在合作中共创和共享文化的自由与秩序,进而形成共同的语义。“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应该反映国家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追求,并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创。只有认同了这种传播价值观,才会产生共赢,使得“中国梦”真正体现民族特色、凝聚民族力量。其构拟出来进行传播的文化形象才真正实现对中国文化客观存在的提升和概括。第二,文化形象需要一个双向机制来完成内部认同。该机制使“中国梦”这个符号既是从上到下主动挖掘国家文化内涵进行意义规整的工具,又是自下而上为反映更广大中国人存在状态和价值的广阔空间,从而极大丰富“中国梦”的内涵。如果“中国梦”只在政治传播场和学理传播场发挥巨大威力,而缺少社会舆论场的世俗化和生活化的回应,其传播价值将有所减弱。第三,文化认同是多次完成的。中国梦文化形象不但需要在不断地自主整合、集体熔铸中精益求精,更应是开放包容。其能够在传播和生成的过程中,吸收外界养分并根据外界反馈作出调整和修正,在符号化的解读和重构中,丰富“中国梦”符号本身的形象和价值。多次的认同,使形象得以生成、维系、修正和转变,从而赋予了符号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文化形象的传播需要认同不同传播场的规则和习惯。跨文化的传播涉及到对环境和事物的评价,不同文化群的态度很难取得一致。“中国梦”的传播应该在认同国际通行的文化大概念和传播习惯的基础上,将一些与之差异较少的内容先行推介,再逐步深入到其他的方面。另外,在“中国梦”的国际传播场中,初次传播主体的影响是有限的,必须获取有效的回馈,才能实现认同。其他媒体报道并激发口碑传播,其渠道被称为“关联者”信息的过滤。选择忽略还是继续报道或者以何种形式对何人传递,这是信息发送者获取的初次回馈。要想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助力,必须遵循和尊重其他传播者的传播习惯。而最终受众对关联者发送的信息进行吸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这是第二种形式的回馈。受众的回馈与初次传播主体的重合度,体现了认同的效度。“中国梦”的提出曾在国际上引起其他媒体的极大兴趣,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符号,得到了很多人的反响和回馈,但其传播链条仍然比较弱,需要不断更新和强化“中国梦”的内容来维系其传播价值以吸引其他传播者和受众。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中国梦”这个宏大的传播命题来积极参与国际对话,扩大对话的共同心理基础,在巩固“中国梦”传播场的同时,为其规则和习惯贡献中国元素。只有这样,才能得更多的认同。

最后,认同意味着主客体和传受者至少在文化上某种程度的双向妥协,以创设更大的意义交换空间,营造良好传播关系。一方面主体通过不断跟客体的互动来加深对客体的认知。“中国梦”作为传播符号,在不同的传播阶段被传播主体进行一系列逐步深入的认识,需要对文化内涵进行不断发掘,不断充实。这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主客体之间,实现共同“意义空间”搭建的结果。另一方面传受者之间需要达成某种妥协,才能形成动态的共识——更大的意义交换空间。传播者将自己的主观态度、价值和情感置于传播符号之中,希望受众最大限度地接受其影响。但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又使得传播者在传播策略和传播内容的选择时不得不考虑考虑到受众接受的可能性,从而在传受中找到平衡。另外,受众作为“旁观者”对传播者的影响又超越了简单传受关系中受众只能拥有“选择性接受”主观能动的局限,进而触及到传受双方对于自身的认识。法国著名学者巴柔说:这时候“他者”(相对于受众来说,“他者”就是被自己主观构建的认知对象)形象创造是一个借助“他者”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对自我文化身份加以确认和重构的一个过程。[5]由此可见,“中国梦”的认同不但是个妥协的过程,更是相互激发不断创造的过程。中国可以通过“中国梦”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传播不仅仅是个话语权的重新分配的传播学问题,更可以体现出国家借助传播体系跟世界对话,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也让中国人更透彻地认识自己。这种认同对于世界文明是有利的。[6]当传播中的认同具有了文化的意义,“中国梦”的文化形象就有了超越国家民族利益的更大视野。

(作者简介:王真真,广西警察学院学报副编审,研究方向为文化学、编辑学。高山,广西警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学、传播学。谭红,作者单位为广西地税局。)

参考文献:

[1]米莉.传播仪式观:一种独特的传播研究方法[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3).

[2]高山.试论涉警舆情引导与警务新闻生态建设[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2).

[3]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5]林继红.中国 “他者” 形象:文化认同与权力话语的表征[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3).

[6]蒋玉莲.商品中的文化竞争与文化传播[J].中原文化研究,2014(6).

基金项目:2016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中国梦’话语表达中的文化形象构建与认同研究”(KY2016YB560);2015年广西高校科学研究项目“突发事件舆情引导与新闻真实性主导的新闻生态建设研究”(ky2015yb374)。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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