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５日电（记者张漫子 蒋芳 朱丽莉）８月１４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天，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证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正式上映。该片不仅得到了半个娱乐圈的“追捧”，上映两日来的口碑和热度持续走高，也足见观众肯定。

新华社记者专访了纪录片《二十二》的导演郭柯，呈现纪录片《二十二》的幕后故事。

２０１２年，郭柯开始用镜头记录这些老人的故事。那时中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存３２人，他将纪录片命名为《三十二》。

２０１４年，郭柯启动自己第二部纪录片的拍摄。摄制团队３０多人，经历了１１９９６公里的跋涉、５７３３公里的飞行、３２海里的轮渡以及１１种语言、９位当地人的翻译后，在２９个拍摄地，拍全了幸存者。这一年，《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

“我只是告诉大家，她们晚年过着怎样的生活”

记者：直观来看，这部电影没有节奏、充满日常琐碎生活，没有旁白、配乐，没有出现史料，很多空镜头，而且老人们都过得很平静。

郭柯：老人们天天生活在痛苦的记忆中能长寿吗？她们就过着非常平淡的生活。过去了就过去了。让她们动情的都是家人。家人对她们的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都会流泪。能让她们９０岁还动情的地方，是我们对她们有什么看法，这一点在她们心里留的时间更长。

记者：除了想要呈现这些老人的生活，您还想通过这个片子表现什么？

郭柯：我没有在这部片子里去讲“慰安妇”是什么，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些曾经受过伤害的女性，她们晚年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不是做史料调查的，我觉得我们拍片子需要有一种情感在里面，这种情感是应该给予她们的。

《二十二》的最后，我们选择用一场葬礼来作为结束，因为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步。她们的离开，给了我某种启示。如果我们再不看她们一眼，她们就像被一场雪覆盖的山野，默默隐去。

“我当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记者：近几年中，您一直在接触这部分老人。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郭柯：韦绍兰是我第一部慰安妇纪录片《三十二》的主人公。她不只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还生下了日本人的孩子，再加上她性格又那么乐观，反差特别大。

第一次去看韦绍兰的时候，她住的地方家徒四壁，我给了她五百块钱，当时我们是４个人去看她。第二天去跟她告别的时候，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她从衣服里掏出来４个红包，说你们４个是一起来的，要过年了，你们拿着回去给家人买点东西吃。我打开时发现，每一个红包里都有１００块钱，我当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她住的环境那么差，她是那么娇小苍老，可是她却这样考虑事情。

“这是一段疼痛的历史”

记者：在拍摄《二十二》时，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是跟老人的生命赛跑，还是资金问题，或者其他？

郭柯：都不是。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们的团队该以什么身份去面对她们，包括怎么去提问，怎么跟她们相处。最难的是放下这些东西，去肯定老人，去做一些看似非常无聊的事情。我们每天陪着她聊天，看看她扫地，去拍一些她的日常。对拍戏的来说，这些完全不可想象——这是在干嘛呢？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豆瓣的影片简介中这样写道：“慰安妇”这三个字，曾被多少中国人在心里披上“中国耻辱”的外衣。多少人想揭，却不敢活生生地揭开；多少人想拍，又怕打扰到她们的生活。这是一段疼痛的历史。

“《二十二》想做的是要把她们还原为一个个普通人”

记者：担心被公众指责消费老人吗？

郭柯：她们一直被称之为“慰安妇”，但这样的称呼也是被迫的，如果不是为了帮她们争取权益，或许根本不愿接受这样的称呼。

真正接触到老人后，眼前的老人都是活生生的人，她们和我们的奶奶、家中老人没什么两样。她们也知道我们为什么拍，过程中我们最注重的就是对方的感受，比如聊天的地方都在她们床边，给她们安全感，或者是她们家人外出的时候，尽量考虑对方的感受，就像听奶奶讲故事一样，她们也会想要告诉你。至于我个人来说，就会延续这段缘分，每年去看她们，去陪陪她们。

记者：《二十二》中，您感觉最成功或者自己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郭柯：社会看待“慰安妇”这一特殊群体的视角往往是以“历史证据”为主，或给予“同情怜悯”，而缺乏对她们生活的真正关切。《二十二》想做的是要把她们还原为一个个普通人，像对待亲人一样敞开怀抱去拥抱她们。

比故事更重要的是情感。当你用导演和演员的身份去丈量彼此，用一些拍摄技法去要求她们，其实是对她们的一种不尊重。纪录片的表现手法相比于史料文献来说，更能让观众直观地体会到这段历史的沉重。

相信我在若干年后都不会后悔，在我３０岁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个群体，我没有用很功利的心态去面对她们，我用一种非常尊重的方式走近了她们。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