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珮教授讲话

　　第十届（2017）中国新闻学年会于11月3日至5日在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行，来自各高校新闻与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与会，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为主线，共商我国传媒业改革发展大计。借此机会，本网记者就新闻学发展的相关问题采访了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珮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使命与担当：保卫、发展、创新中国新闻学”，这个命题设置很宏大，同时也很新颖。这次我们的议题将“保卫”放在了首要位置，请问这是否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新闻学科的发展现状？或者说我们的新闻学科如今究竟面临怎样的现状？

　　李珮：中国新闻学，如果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立算起，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了。在这100年中，中国新闻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支撑作用的重要学科之一。这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

　　但是，中国新闻学，尤其是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还是不断地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没有认同中国新闻学的特殊基因、特殊内涵、特殊品质，没有在学科普遍性的基础上认知中国新闻学的特殊性。中国新闻学同西方新闻学有一定联系，但却存在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的社会主义新闻学，西方新闻学则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形成的资产阶级新闻学。这是基于不同社会形态发展而形成的不同学科体系与理论框架。简单来说，我们的新闻学在近年来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挑战依然存在，因此，这次会议将“保卫”放在首位，就是要正本清源、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宣传、维护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成果，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当代新闻学人要承担的新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网：说到发展与创新，不得不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融媒体”。“十九大”召开期间，我国主流媒体密切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互补，纷纷推出专题、开设专栏。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出深刻阐述，强调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在您看来，在由相“加”迈向相“融”的过程中会出现或已经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又应如何打造一支具有强大传播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队伍呢？

　　李珮：媒体融合，是当下传媒改革的重头戏。这一过程，实际上自2000年后业界与学界共同呼吁传统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就开始了，只不过当时还停留在简单的物理式内容搬迁上，即简单地相“加”。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提出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既是基于当下媒体发展形势作出的判断，也是对若干年媒体融合经验教训的总结。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融合意识不足，部分单位人员认识错位，缺乏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主导力；二是技术支撑不够，内容生产维持传统模式，缺乏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驱动力；三是机制改革不力，市场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缺乏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支持力；四是受众分流严重，新媒体影响力不断扩大，形成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竞争力；五是管理体制僵化，政策壁垒地方保护共存，形成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阻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融合出现了虚假融合、错误融合、片面融合。

　　媒体融合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鉴。对于这一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可以从以下十个方面推进：一是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推进互联网思维的应用和落地；二是注重设计，一体发展，建立共融互通的新型主流媒体；三是改革机制，重塑流程，打造现代化媒体内部组织架构；四是建设内容，升级产品，丰富媒体的新型内容价值体系；五是技术支撑，人才到位，生成传播渠道内容输出的优势；六是抓住重点，项目驱动，推动融合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七是延伸品牌，整合资源，探索多元化的经营和盈利模式；八是开放办媒，借势借力，强化新型主流媒体的资本运营；九是开拓创新，允许试错，构建科学的媒体产品评测体系；十是政策支持，法律保障，健全媒体融合发展的制度配套。

　　媒体融合，关键在人。要打造一支具有强大传播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队伍，非朝夕之事，也非完全是技术层面的事情，这需要整个新闻人才培养体系的源头改革和末端改造。换言之，这需要新闻教育学界与新闻传媒业界同心同向，相互协调，共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能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能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这是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的时代要求。可以说，在信息时代，谁的故事能打动人，谁就能赢得更多听众、产生更大影响。您认为，在与国际交流、向世界“讲故事”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们应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李珮：新闻媒体的能力强不强，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国际交流互动与世界传播秩序的构建中，中国的新闻媒体要积极通过现代传播体系的建立健全，适应信息时代变迁和全球媒体变革的大势所趋，实现媒体能力的根本性改观，达到与世界传播格局的深度融入，进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对此，要抢抓主动权，积极主动表达，避免被动解释。多讲中国的发展、中国的人权，真实介绍中国社会现状，充分自信地展示我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的形象；要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接受，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塑造我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要研究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注重遴选对外宣传的内容，善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阐述中国的理念，善用真挚诚恳的情感打动人心；要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关注的敏感话题，率先发布独家新闻和评论，引导受众判断，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大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0年，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更名为“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特色是以全球新闻视角打造国内一流新闻学科。请问李院长，这里所说的“全球新闻视角”指什么？学院更名之后在发展方向和教学模式上有哪些调整？

　　李珮：2010年，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更名，是在学院法学与新闻学学科特色交叉融合基础上的一次积极革新与理性拓展，强调坚持中国立场，秉持全球视野，尊重传播规律，创新对外传播，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这里的“全球新闻视角”，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强调的，“好的记者，一定要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这也是我在新华社工作多年的由衷体会；另一方面是要在全球的高度向世界推介中国，展示立体、生动、全面的中国，这两方面是相互配合的一体两面，也是顺应中国“走出去”战略和国际话语权增强的有效举措。

　　为了达成新的改革任务，我们一是每年举行1—2次国际学术会议，这些会议的成果已引起国内外的重视，部分成果已写入政府文件；二是鼓励学院教师赴国外访学，同时积极引进海外学者和海归博士加盟，提升师资水平, 目前我院的海归博士就有8人；三是鼓励学院教师和学生“走出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扩大学科影响力；四是将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请进来”举办学术讲座和学术沙龙，学生与世界联系加强；五是每年选派学生参加“大篷车课堂”，到斯里兰卡、图瓦、巴基斯坦实地采访。每年夏天，参加奥地利萨尔斯堡全球学生论坛等。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任职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之前，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那请问早期的记者生涯对您之后的教育工作有何影响？您是如何完成从新闻从业者到学者的转型的？最后也请您为年轻学者、教师与新闻从业者送上几句寄语吧。

　　李珮：大学毕业后，我就进入了新华社工作，整整干了18年。新华社是一座熔炉，锻炼人的意志和能力。在国家通讯社工作，要求我们要跟着中央的大政方针、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走，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新闻主题，发掘新闻内核，这样的职责使命，也让我在现在的教育工作中时刻保持着“定盘星”，这就是新闻传播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当然，从新闻从业者转变为一名新闻学学人，我自己也经历了不断的成长和锤炼。以前做新闻，更多的是心系全局，蹲点基层，发现新闻。现在做教学和研究，更多的是把握大局，挖掘规律，心系学生。这是一种不同的人生经历。但是只要摆正了位置，转换了思维，以前的新闻工作对现在的研究工作是大有裨益的。比如我最近主编了一本新书《说服学》，这是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兴起的热门学科，即运用一定的战略战术，通过信息符号的传递，以非暴力手段去影响他人（或群体）的观念、行动，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显然，这就和我们做记者时，与采访对象沟通，说服他人接受采访等前期积累密切相关。以及我进高校后主持的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都是与舆论研究和新闻管理有关的，而这些都是与我过去当记者时的积累有密切联系的。很多时候，打下扎实的基础，经历丰满了，做其它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和年轻学者、教师以及新一代新闻从业者相比，我们这代人有着明显的局限，这是不必讳言的。但是，新闻事业是一个特殊的事业，我们这代人又有着显著的优点，这就是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对新闻事业的追求以及对人民群众的关切。我希望，我们的后来人要拥有中国立场，全球视野，寻找更高平台，以竞争和合作的心态参与媒体转型，打牢基础知识，锻造敏锐思维，增强抗压能力，拥抱新科技给媒体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我更希望大家能够传承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基本立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用实实在在的成绩来接受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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