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互联网引导突发事件

360度信息决策的关键一点就是纠正片面从网络获取信息支持管理决策的做法，跳出匿名发泄和利益博弈编织的互联网，真实地了解民意、调研民情。越是在网络无孔不入的当下，越要走出互联网引导突发事件。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其《走出互联网：话语权失衡的应对之策》⑥一文中指出：“有的党政官员错误地认为，只要时刻与媒体保持紧密的互动关系，在危机和突发事件中，紧跟媒体的议程，多说一些媒体爱听的话，就不会引火烧身。结果，各级党政官员虽然学习了一点媒体应对技巧，但一遇到危机，就陷入了资本集团主控的媒体设置的议程陷阱，忽略了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变革中，党最为重要的群众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正是由于没有重视群众路线，才导致积怨日深、矛盾凸显，一些地方时常因为城管与小贩的个别争执引起大规模的群体聚集事件。”

2011年，魏伟就新媒体环境下的党建工作在《当代世界》撰文⑦指出：“现代媒体助推人们的思想趋于多元，对主流政党灌输价值观，整合社会思想增加了难度。在此背景下，政党为保住和扩大社会基础，乃至寻求执政地位，不得不冒着‘牺牲自身特色的风险，迎合大众媒体的政策口味’，按照媒体的逻辑、规律和报道基调修改党的纲领政策。其结果是，政党价值观和政治纲领的感召力下降，凝聚全党和社会共识的能力被进一步削弱。”文章进一步指出，媒体社会削弱了党员对党组织的依赖，党组织传统的运作方式受到挑战。“许多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更喜欢通过社交网站等参与政治话题的互动，对政党传统的组织活动方式越来越不感兴趣。”

如前文所述，各级政府对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网络舆情中批评的声音过于敏感，反应过快，结果导致突发事件应急决策不是由科学理性而定，而是由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或媒介利益集团决定。与此同时，某些政府部门的网络舆情管理简单化，将舆情应对等同于封号、拔线、禁言、禁语。在网络乱象的治理中，若仅靠上述封堵手段，可能会把最真实的舆情屏蔽掉。

具体到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首先，应急主管部门需要走进基层百姓家里、田头、村镇、工地、街道、厂矿企业，脚踏实地去倾听人民的心声，确保信息获得的真实性；其次，在社会进入转型期、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当下，突发事件决策的公平性、正义性和合法性体现在其建立于真实民意的基础上，而不是网络意见基础上，须确保其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小集团的利益；第三，走出互联网的民意采集，本身也是与民众交流、产生互信的过程，这也是突发事件风险管理的价值——不是去引导网络，而是去引导公众。总之，要倾听中国社会各阶层真实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只有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的要求与呼声在舆论场中合乎比例地得到表达，决策者方能准确了解民意，真实把握中国社会现状、社会思潮和民意趋势，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注释：

①Zeleny, M. Descriptive Decision-Mak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 Schultz(Ed), Application of Management Science. Greenwich, CT.:JAI Press,1981

②Simon, H.A. The New Science of Management Decis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60

③Witte, E. Field Research on Complex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The Phase Theor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1972

④转引自郭晓科：《大数据》[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⑤孟小峰 慈祥：《大数据管理：概念、技术与挑战》[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3年第1期

⑥李希光：《走出互联网：话语权失衡的应对之策》[J]，《人民论坛》，2013年6月下

⑦魏伟：《外国政党运用媒体创新党建的做法及启示》[J]，《当代世界》，2011年第2期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科研部主任、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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