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记者的相望。冯雪松在方大曾纪念室。

　　方大曾摄影作品《炮火中的儿童》。

　　方大曾摄影作品《绥东前线》。

　　2000年，冯雪松（左一）带领摄制组拍摄《寻找方大曾》，右一为方澄敏。

　　说起冯雪松，得追溯到三年前的冬天。那时我在北大读书，新闻系主任带着采写班从北京乘高铁到保定参观“方大曾纪念室”。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知以什么理由纪念，只觉得趁机出去玩一趟倒也快活。

　　纪念室设在保定光园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洋楼里，只占一间，面积不大，二十余人到访显得拥挤。屋外是太湖石堆叠出来的假山，讲究的布局暗示着不俗的身世，屋里却很简陋，一尊铜像、一只皮箱、三面贴满黑白摄影作品的墙而已。

　　短暂的停留，让我记住了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方大曾是个颇具才华的战地摄影记者，“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但不幸于25岁失踪，至今不知下落。其二，这些照片本该在某个角落被继续淡忘，有个叫冯雪松的纪录片导演把它们慢慢搜罗出来，重沐阳光。

　　对于玩心甚重的访客来说，所谓“记”，只是画了副松散的骨架，没什么细节。倒是从光园出来，在街对面吃的那顿驴肉罩饼印象更真切。

　　后来机缘巧合认识了冯雪松，又在他的介绍下“认识”了小方，才知光园斗室只是张封条，揭开它，还有满满当当积了灰的故事，关乎青春与历史，也关乎执著与牵挂。分量之重、体量之大，让我不得不羞于当年的轻浮与怠慢。故而，一说到“光园纪念室”这截儿，我总要心虚地快进。

　　1

　　偶然

　　除去莫扎特式天赋异禀者，多数人最终从事的工作，往往跟孩提时的性格、乐趣乃至天马行空的想象相去甚远。冯雪松就是一例。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追逐苍鹰与马鞭霹雳的氛围、又被取了个“坚毅挺拔”的名字——这些一听就很粗线条的符号，怎么看都和“创作”题中应有的细腻善感格格不入。

　　事实也的确如此。小时候，冯雪松一提笔就头疼。作文万变不离捡钱包，凑字全靠报上的大口号。

　　转机出现在初一那年的春节。

　　家乡的公园里办了场冰灯会，门票两角。冯雪松咬咬牙，掏出了口袋里还没焐热的压岁钱。“不过如此”——平庸的花样，让他格外心疼那张被破开的新票子。失望情绪旋即催生出罕见的表达冲动，他写了篇《冰的艺术结晶》，寄给当地报社。

　　没想到几天之后，街边的报刊栏里真出现了一个署名“冯雪松”的豆腐块。文章不长，但威力甚大，足以把此前多年的表达恐惧一扫而空。两元钱的稿费，让一颗小小的心成了张新帆，其间的每个角落都被鼓得十分饱满。

　　多年后，冯雪松重逢了那期报纸的编辑，向他郑重表达了一番谢意，大意是赏识与鼓励让他找到了自信，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云云。一席话听得编辑云里雾里，半晌反应过来，哑然失笑：

　　“咳，我认识另一个叫冯雪松的，文章写得不错，以为是他的就给发了，没想到碰着个同名。误会，都是误会——”

　　这已不重要。在谬误被澄清之前的那些年，写作已成了一发不可收的事，热乎劲儿直到大学都没散。

　　中文系毕业后，冯雪松回到家乡海拉尔电视台做纪录片。扎实的文字功底，不到两年，他编导的五六部短片被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栏目采用。播出时间紧随《新闻联播》，当时被喻为“黄金五分钟”。在一个县级电视台，尤其是一个成立八年还没播过一分钟片子的县级台，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突出的业绩，为他争取到了一张荧屏黄金年代到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入场券。

　　1999年一个非常普通的午后，冯雪松在办公室里翻弄旧报纸，无意间发现了一封传真，寄自中国摄影出版社一位叫陈申的副社长。

　　今天，那张热敏传真纸还在，但字迹已完全消失，几乎又成了一张白纸。冯雪松还记得它的内容，里面提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方大曾。

　　“作为抗战初期活跃在国内的一位战地摄影记者，欧美许多报刊的供稿人，方大曾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个人事业刚刚展开的时候神秘地失踪了。半个世纪以来，这位摄影家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和大师水准的作品已经完全沉入了历史的忘川，只有胞妹珍藏着哥哥留下的一千多张底片，在孤寂中默默守候。出版社拟将方大曾的作品及世人对他的回忆，合编成《方大曾的故事》一书，以示怀念。”

　　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是继错发的“豆腐块”后，命运埋藏在他人生剧本里又一处转折。只不过，意涵正捂在光阴的盖子下慢慢发酵，还未到揭晓的时刻。

　　2

　　难题

　　出版社希望和电视台合作推广该书的策划方案。但职业嗅觉告诉冯雪松，这是个极有诱惑的选题。神秘失踪、一千多张底片……这些关键词的闪现，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揭秘愿望。

　　冯雪松对许多选题的兴趣都源自某个关键词。比如，“世纪女性”。为了这四个字，他和同伴曾熬了两年零七个月，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做了长达60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从即将凋零的生命中抢救出关于民族青春的记忆，轰动一时，为他捧回不少金灿灿的奖杯。

　　“令人兴奋的词语很多又很少，多的时候，可以拿它们结构出一篇文章；但少的时候，就像桑迪亚戈连续84天打不到一条鱼。”不经意的表达，很能出卖一个人的阅读口味。果然，冯雪松喜欢海明威。二十来岁那会儿，不仅要读他的文字，还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

　　“他站着写，我也站着写，因为站着可以让人少说废话。他用铅笔写，我也用铅笔写。但就有一点没学成——”不知是语句间的自然停顿，还是故意卖关子的话口。

　　“哪一点？”

　　“他抽雪茄，我没地儿整去。”

　　嘻哈一阵，话头又回到寻找上去。 近千张底片拍了什么？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谁曾近距离接触过他？关键词牵引出种种疑问。

　　在四惠的一栋普通民房里，冯雪松第一次见到了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85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皮肤白净，戴着金丝边眼镜。得知眼前人是为哥哥而来，眼眶突然红了，泪水顺着脸颊滚落，像是释放了某种委屈。

　　老人哭着告诉这个小伙子，几年前，自己联系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想把哥哥生前留下的底片交给国家，得到的答复是：“在家等着吧，回头我们上门取。”放下电话，她庄重地换了新衣裳，沏了壶热茶，捧着木制的底片盒子坐在客厅等啊等。等得茶凉了，天黑了，新衣变旧了，都没等到“回头”的那天。

　　冯雪松登门，本是想简单了解一下方大曾的基本情况，电视行话叫“跑前前期”，但老人滚落的泪珠在他心里滴出了深深的凹凼。他眼窝一热，当即拍着胸脯应下来：您放心，我一定把这片子拍出来。

　　从方家走出来，冯雪松五味杂陈。放出豪言壮语的瘾是过了，但题还没跟台里报，就算过了，人也失踪六十多年了，哪儿找去？

　　翻阅《中国摄影史》，关于方大曾的描述不过只言片语。没有独立的篇章，连贯的履历，没有定论与结语，只是一个被叫做“小方”的年轻人。冯雪松这才反过劲来——他给自己应下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小方离得过于久远，除了文字和图片，没有半秒钟活动影像。只能用资料去补充，用头脑去思考，用情感去把握。由于史料的匮乏，每每有一点线索，刚感觉要触碰到他，一伸出手马上又觉得遥不可及。

　　那段时间，冯雪松几乎是在图书馆的过刊库里度过的。在没有电子检索的年代，只能独自泡在旧报刊散发的霉味里，用最笨的办法一页页翻查小方经常供稿的刊物：《世界知识》《良友》《美术生活》《大公报》，寻找着关于他的蛛丝马迹，逐渐拼凑出了他的轮廓——

　　这位失踪于25岁的青年家境优裕，毕业于中法大学经济系，思想活跃、热心社会进步活动，时常带着相机深入城市与乡村，记录见闻。抗战初期一度十分活跃于战地前线，是“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同范长江、陆诒并肩作战，拍摄出大量珍贵的战争与社会生活图景。总之，他值得一份遥远的敬意。

　　寻找方大曾，开始从神秘失踪引起的好奇，渐渐变成敬意衍生出的自觉。

　　扎实的案头工作做了四个多月，可以开拍了，但上天与他开了个沉重的玩笑——方澄敏是整个寻访过程中唯一见过小方的人，上次见面时，老人健谈，清楚，记得许多旧事。冯雪松和她相约，待正式开机，由她作为主述人来为观众讲哥哥的故事。拍摄前一周，方澄敏突然中风住院。两个多月后再见，她已无法言语。

　　冯雪松把方澄敏整理底片的镜头放在最后，用动作代替有声表达。她坐在轮椅上，拿起照片举过头顶，朝向有光线的窗子。黑白轮廓立刻被照亮。老人的嘴角微微抽动，欲言又止，眼泪又顺着脸颊滚落。她内心再次被哥哥的气息牵动——几十年前的景物消失了，哥哥也不知所终，唯有记忆不停填充着她的思念……

　　3

　　无期

　　2000年7月，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播出了。于栏目，于自己，于泣不成声的方澄敏，都算有了交代。按说可以交差了，但冯雪松放不下。

　　他又想起在方家第一次见底片盒子的情形——轻轻从纸袋里取出黑白底片，仿佛怕惊动一个沉睡中的人。阳光下，黑白两色通透分明，影像瞬间呈现在眼前。隔世的人物、消失的景象、尘封的事件，散发着勃勃生机和无法拒绝的诱惑，让他仿佛与方大曾有了隐约的沟通……由于经费有限，首版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只在北京拍摄，小方当年走过的蠡县、绥远、太原诸地，还留着大面积的空白。

　　当年8月，在时任社教中心主任高峰的支持下，《寻找方大曾》获准作为特别节目继续运作。

　　9月11日，正在中法大学旧址为第二版纪录片采集素材的冯雪松，接到了家里的噩耗：身患食道癌的父亲病危。交待完手头事，他赶最早的一班飞机奔回故乡，希望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

　　“父亲靠在病床上睡着，一只手表用胶带粘在他视线能及的墙上。母亲说刚睡，之前一直在看表，计算着我到达的时间。他已经几天没有躺下了，医生说癌细胞已经完全扩散，脏器几近衰竭。约有一刻钟，父亲醒了，看见我，吃力地撑着身子，第一句话是，耽误你工作了。”

　　一天后，父亲离世，给儿子留下了别离的伤痛，也留下了关于生命的不尽之思。死亡何其猝然，生命何其脆弱。在捉摸不透的安排中，“有始有终”已是一种可怜的福分，即便如此，小方也无幸“享受”。

　　至此，“寻找”不再是项工作，撇开摄影家、新闻记者、爱国志士这些标签，被寻者的身份回归为一个没有下落的人、一个不知所踪的兄弟。它变成了一种人生的追问和一件放不下的心事。没有周期，也没有终结。

　　“小方的生命轮廓是破碎的，遗存的作品是散碎的，我的业余时间又是零碎的”。三重碎片摆在面前，凭一己之力去连缀方大曾的生命样貌，不是件容易事。

　　“不容易”了18年，怕也觉不出羁绊了吧。

　　不间断地挖掘到今天，作品、生活、交际圈……越来越多的记忆碎片浮出水面，形象越来越饱满的小方，开始从故纸堆重返公众视野。他的名字被纳入《中国名记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摄影大师》；被引入教学与考试；方大曾纪念室在其失踪地保定落成；《方大曾消失与重现》《遗落与重拾》集结出版；“小方眼中的抗日战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撰文称：“跨越影视界、出版界、文学界、学术界的‘方大曾热’，聚合成兼具传播力与影响力的现象级话题。”2015年，中国记协组织召开“冯雪松追踪方大曾事迹座谈会”，号召全国新闻工作者“缅怀方大曾，学习冯雪松”。

　　听上去，真是个皆大欢喜的美满故事。但只有自己最清楚，踽踽独行地找，哪里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鸡汤逻辑那么简单。

　　冯雪松的博客里，方大曾是最常出现的名字，篇目很多，但阅读量很少。2012年，他邀请当年发来传真的陈申和方大曾的外甥一起到央视网做了期纪念方大曾的在线访谈。在一个小时的节目中，“没有一个网友前来互动”。

　　口吻平淡，听不出爱憎，也听不出愤愤，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大概是因为，18年的寻找里，冷遇数不清，别有用心的猜疑也数不清。习惯了一个人吞咽过程中的全部滋味，今天说起来才能云淡风轻。

　　4

　　真意

　　新闻专业主义的敬畏、保家卫国的情怀、或是仅仅出于对老人眼泪的心疼，当然是寻找小方的动力。但如果作品本身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其实不足以支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选题。

　　方大曾的图文通讯已被尘封多年，纸张变黄发脆。但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捧读着他的预言——“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看到他拍摄的天寒地冻中的行军、战壕里扶墙扫射的士兵、背负重物而脊柱弯曲的苦工、在炮火夹缝中艰难成长的孩童……仍能感受到由远而近的炮声，感受到正义和温情的神采。

　　在方大曾的文字里，你看不到半句抱怨。当玩得起相机的公子哥把镜头对准风月场时，他的热忱全部投向了社会肌理。纵是零下40摄氏度单人独骑翻越大青山，也热情跃然。仅仅把他放到新闻或是摄影的维度里去评价，显然无法测量出他的人格张力。冯雪松希望这样一个坚毅正义有温度的青年能够为更多人所知，让他越来越清晰的人格画像住进更多人心里，成为某种参照。

　　2015年9月，《大公报》召开“一份报纸的抗战”论坛，冯雪松受邀到香港做主旨演讲，会上认识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现任会长、清华教授陈昌凤。冯雪松和她提起，想做“方大曾公益校园行”，让同龄的青年学子知其人其事，共同以致敬的名义寻找。陈昌凤当即支持，尽心协调，把首站设在清华启程。

　　去年6月，“不拿讲课费，不占工作时间，不让对方买车票”的“三不”公益行走过全国二十余所知名高校后，顺利收官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小方的名字，对这个“斯拉夫气质浓郁”的青年敬慕有加。

　　前几天，冯雪松在朋友圈里写道：“45岁前，向前人学；45岁后，向后人学。”——在众多关于小方的动态里，这条画风迥异。问感慨从何而来，他说，过年带儿子去玩抓娃娃，爷儿俩战绩显赫，二百来块钱斩获9只。自己倍受鼓舞，欲继续进军，11岁的儿子抬起小脸一本正经给拦住了：别抓了，咱做事要适可而止。

　　不知在他看来，止步于25岁的方大曾，算“前人”还是算“后人”。放在“寻找”的语境下，这个问题似乎不必深究。找到今天，与其说是在找一个人的生命故事，不如说在找一种稀缺、失落的品质。

　　当“油腻”因触到大众痛点而成为年度热词，我们不得不在嬉笑狂欢后坦白承认：“油腻”不是中年专属，每个人都可能被一层厚厚的功利主义外壳包裹，无关年龄。当我们嫌弃地看着镜中那张势利、油滑、怨愤、戾气十足的脸，当整个社会的青年精神沉浸在无病呻吟的腔调中普遍软化时，太需要一个纯粹、坦荡、乐观、刚毅的人性样本，进行一场“活法”的示范，找回失落的自己。

　　或许这是“寻找小方”在一个选题之外，于今、于你、于我的真意。说到底，“家国情怀、见证历史”这些词，离普通人还是远了些。真正与每个人血脉相通的，永远是如何活在当下。

　　谈话末尾，冯说，前些日子，光园重新布置了一次，填充了些新近寻找的成果，算是一笔历史补白。又说，北大新闻系主任正准备带新一届的硕士前去参观。我本想答，我抽空也再去看看。觉得太像敷衍，话到嘴边又咽下。沉默中，突然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冬天。于是，听见悄寂的空气里，划过了一声长长的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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