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早期新闻传播实践及新闻传播思想初探【3】

五、浙江时期（2002-2007）的新闻传播实践及新闻传播理念。

2002年到2007年，习近平先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从担任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到担任一个省的一把手，习近平可谓日理万机，但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他仍然没有忘记新闻传播工作，在治省理政之余，专门以“哲欣”的笔名在当时的《浙江日报》开辟“之江新语”专栏，限于篇幅笔者将主要以“之江新语”为研究文本，探讨这一时期习近平的新闻传播实践及新闻传播理念。

从传播空间看，比起担任一个地区的地委书记，从理论上说，担任省委书记在传播空间上有三大、三多、三少。所谓“三大”是指所管辖的空间更大了，肩上的压力更大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期望更大了；所谓“三多”是指需要思考的问题更多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了，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更多了；所谓“三少”是指留给他的自由支配时间更少了，在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之外留给他自己亲自参与的大众传播机会更少了，通过直接参与大众传播开展区域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机会更少了。

从传播过程来看，由于许多执政理念属于首创，比如省委常委会公开做出廉政承诺，并带头自觉接受监督，再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并且真心实意地去践行，这就给这一时期的包括但不限于新闻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如政治传播等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一篇题为《环境保护要靠自觉自为》的文章中，习近平指出了“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只考虑自己的小环境、小家园而不顾他人，以邻为壑这些思想意识的危害性。这篇文章写于2003年8月8日，倘若我们看看下面这两条新闻，就能够感受到文章的历史性意义：据报道，2002年10月，云南省南盘江柴石滩以上河段突发严重水污染事件，造成上百吨鱼类死亡，下游柴石滩水库3亿多立方米水体受污染。因南盘江沿岸人口稠密，工农业生产集中，是云南经济较发达的区域之一，此次水污染事件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且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2003年，因三门峡大坝上游一些企业的工业污水排放和黄河附近城镇的生活污水排放逐年增加，黄河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污染，三门峡水库泄水呈“酱油色”，水质恶化为V类，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库污水”。三门峡市区虽紧邻黄河，但市民不得不花钱购买从附近山上运来的山泉水，“守着黄河买水吃”成为三门峡市一大奇观。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云南还是河南，在当时都没有对于环保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也有可能影响到浙江，所以，在当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理念，并且进行相应的传播，可能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阻力的。

从传播对象来看，这一时期的传播既是针对全省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也是针对全省群众的，同时，也通过相应的传播渠道辐射全国，比如2004年3月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求客观规律之真，务执政为民之实》，再比如，2004年10月1日，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在《求是》杂志2004年第19期发表署名文章《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2003年11月10日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采访，包括但不限于这些在中央级党媒上刊播的文章或节目其传播对象肯定是辐射全国的。

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一时期的传播效果是非常之好的。衡量这一时期的传播效果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来自高层领导的：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派，于2007年3月25日前往浙江宣布习近平同志转任上海市委书记职务的中组部副部长王东明代表中央评价说：“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4年多来，团结带领省委、省政府一班人为浙江改革、发展和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接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赵洪祝同志说：“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时任浙江省长的吕祖善说：“浙江有今天这样的好形势，是与习近平同志的辛勤付出分不开的。” 另外一个维度则来自民间。2007年4月2日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网友声音”刊登了一篇题为《“另类眼光”看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文章，作者提到两件事，一件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认为这个提法比“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和“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这两种提法好，二是回忆此前4年的某一天，他到浙江的某一个县里出差，中午在该县国税局用餐时当地干部认真贯彻习近平担任省委书记后提出的“中午不准饮酒”等廉政要求，只是设了简单的工作餐招待他们的一件往事。作者就此写道“一是重视环保、一是重视抓政风反腐败，这就让我这个外省的一般老百姓也实实在在地，对这书记有了点感性认识。”进而得出结论说习近平“真正叫人佩服”。

个人认为，这一时期习近平的新闻传播实践及新闻传播理念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的定力旗帜鲜明地要求坚守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有学者研究发现，世纪之交，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内，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有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资深专家研究发现：“近些年来，党性的弱化、意识形态的淡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边缘化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 “党性弱化更深刻的表现是劳动阶级价值立场的弱化，往往只停留在对现状的接受上，而在将对现状的接受与对现状的超越联系在一起的努力上明显不足”，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更是在暗中通过引进更具“中性”色彩的一些外国新闻传播学概念试图潜移默化地让人们尤其是新闻工作者忘记党性原则。 而习近平同志则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的定力，旗帜鲜明地要求坚守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无论是2004年8月4日，在浙江省委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还是2006年1月26日，在看望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驻浙编辑、记者时，习近平同志都旗帜鲜明地指出“新闻的党性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 “新闻宣传讲政治，就是要集中反映所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就是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

二是以大无畏的政治家勇气创新了新闻传播的主体。人类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几个阶段，新闻传播属于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的主体一般都是职业的新闻工作者，至少在网络传播大行其道之前是如此。有学者研究发现，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在新闻媒体上刊发文章，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就某一重大问题发表重要讲话，2、纪念或者回忆某些重要历史人物，3、为出访某一个国家预热，等等，总之，“在党报党刊发文，绝对不是一件随便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领导发文或许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官场政治生态的一个侧影” 。新闻媒体也会刊发一些代表该媒体立场，体现党和政府观点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一般都是由该媒体内部从业人员撰写的，即使是党政官员撰写的往往也以“本报（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谁也不愿意说破的“潜规则”——大众传播毕竟不同于组织传播，面对不可知的受众可能存在着不可控的政治风险，所以，虽然早在建国初，毛泽东就要求当时的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亲笔撰写文章，在本地区新闻媒体上刊发， 但是，仍然是言者谆谆，响应者极少，更不用说以省委书记、省长之尊，在新闻媒体开辟一个专栏，定期发表署名“哲欣”的文章了。开辟“之江新语”专栏，四年多如一日，平均每周一篇，持之以恒地撰写相关文章发表，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大无畏的政治勇气。

三是以重实效的实干家智慧创新了新闻传播的功能。人们通常认为，新闻媒体主要有以下功能：1、监测社会环境，2、协调社会关系，3、传承文化，4、提供信息及娱乐。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没有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考量新闻媒体的社会治理功能，或者说，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很少有党政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特别是主政一省的书记或省长愿意并且坚持不懈地通过撰写文章去亲自借助新闻媒体去推进本省社会治理的现代化。2009年，云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借助新闻媒体推进当地的社会治理俨然成为新闻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从新世纪刚开始的2002年，习近平就开始使用媒体推进他主政的浙江全省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赋予了包括浙江日报在内的省内新闻媒体以新的功能，笔者认真地查阅了坊间流行的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考量新闻媒体的社会治理功能的相关文章及书籍，却发现，这一点至今仍然没有引起包括浙江本地媒体在内的新闻传播学界的高度关注，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

四是以很专业的行家里手的身份创新了新闻传播的理念。新闻传播既是一个实操性很强的行当，又是时间性很强的一门科学，所谓“时间性很强”是指它是一门不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科学或者说学科，决定新闻传播发展与否的绝不仅仅是技术，很大程度上是理念，如果理念跟不上，再先进的技术恐怕也只是“屠龙之术”，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也好，新闻宣传也罢，往往仍然停留在“我传你受”的“传播者本位”的层面，许多新闻工作者自身虽然不是官员，但却往往沾染了不少官气，具体表现就是我传播什么，你就得看什么，而且是“过期不候”，有人把这种作风称为“国营食堂”风格，当绝大多数人对此仍然视若无睹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却在2004年6月提出了创新新闻传播理念的问题，他指出“要保证新闻的播出时间，既做到准时播出，又要使一些在第一时间看不到的人能在第二时间补上” 这段话初看起来似乎说的好像只是新闻播出时间，实际上却是以很专业的行家里手的身份给新闻工作者指明了新闻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那就是要突破电视传播的“线性”限制，启示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新闻”，应该怎么去做新闻，怎么去传播新闻。再推而广之，甚至启示人们开展新闻传播的业态创新，比如，创办新媒体，以便弥补传统电视媒体的“一维性”流动限制等。

五是以虚怀若谷的领导者情怀创新主流话语层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新闻媒体与主流话语层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大的张力。《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郑国首都有一所学校（时称“乡校”），有一群郑国人经常在这所学校里面议论朝政的得失，有一个名叫然明的郑国高官很郁闷，就向当时的郑国执政官子产提出建议，请子产把这所学校给封了。子产不同意，他说，“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并且进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件事传到孔子那里，连孔子他老人家都对子产赞不绝口。孔子的称赞其实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折射出“不毁乡校”的不容易。担任省委书记之后，习近平同志以虚怀若谷的领导者情怀创新主流话语层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在撰写于2004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概念：领导干部要欢迎舆论监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欢迎舆论监督”，而且还要求“通过运用舆论监督，改正缺点和错误，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这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一个实干家的智慧。

六是以可持续发展的远见进一步提出要重视新闻队伍建设。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新闻队伍建设，毛泽东曾经指出，“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人民日报社是中央一个部门，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一样，都应该向地方学习。”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也非常重视新闻队伍建设，因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良的新闻从业队伍，早在1989年5月，习近平就曾经指出“新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加强学习，提高政策理论水平。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深入调查研究。要严于律己，遵守职业道德。” 2006年1月26日，他在看望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驻浙江编辑、记者时的谈话中指出：“要提高办报水平，根本在人，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希望同志们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提高能力素质。”

六、结语

如果把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比作一颗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的话，那么，笔者认为，这棵大树应该萌芽于延安梁家河时期，破土于河北正定时期，成长于福建宁德乃至福建全省时期，发展壮大于浙江和上海时期。

习近平的新闻传播思想博大精深，笔者目前仍然处于研究学习阶段，一些粗浅的看法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但是，就像毛泽东思想虽然博大精深，但从不拒绝研究者的研究与学习一样，笔者认为，研究学习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过程，也是传播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过程，这项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所以，笔者不惴愚鲁，以此文抛砖引玉，期待贤者。 

（作者系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兼《教育传媒研究》编辑部总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本文刊于《教育传媒研究》2018年第3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