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探究

梁云

2018年08月06日15:45  
 

来源:《西部学刊》

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唯一一张公开出版的全国性党报,《新华日报》在抗战时期广受读者欢迎。笔者尝试从传播学和认知心理学角度探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作为传者的《新华日报》,通过扩大发行量、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方式与读者加强联系,满足了受众的求同、求异心理,形成了传播与反馈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维持和强化是《新华日报》广受欢迎、深得好评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受众;互动关系

“我们虽然未曾见面,但我敢相信,我们中间已在无形中建立起一种不朽的友谊——远超过任何一种,因为我们是在同一目标之下努力着。”[1]45这是一封来自《新华日报》读者的来信。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自创刊以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苏联《真理报》赞扬它“广泛地揭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为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旗帜”。英国《工人日报》称它为“中国的喉舌”。[2]10本文拟从作为传播者的《新华日报》以及受众的反馈两个角度,深入分析《新华日报》与受众间的互动关系。

一、作为传播者的《新华日报》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此次合作的表现之一便是同意对方在自己统治区域内出版报纸。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创办《新华日报》。至1947年2月停刊,《新华日报》出版了9年1个月又18天,共3231期。对于《新华日报》在舆论宣传上所发挥的作用,国内外媒体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新华日报》成了中国人民所爱护的报纸。进步的分子和一切爱国志士都敬重它,并很注意倾听它的呼声”;“现在就是中国最遥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这张报纸。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工作,使它的报纸散布在中国一切省份的人民当中。这个报纸被大家互相传观,或者集体阅读着”;“《新华日报》无论就形式或内容来说,都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流的报纸。无论就读者的踊跃,报纸的地位,言论的力量说,《新华日报》的影响,都不在英国的《工人日报》或者法国的《人道报》之下”。[2]10

(一)《新华日报》的发行量

一般而言,传播媒介的发行范围大小与销量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它的传播效果与影响力。[3]1938年5月之前,《新华日报》销量一直徘徊在一万二、三千份,在武汉报界处于中游。初期报纸销售量提不上去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印刷设备差。只有三架老掉牙的平版机,用这种机器印报工人劳动强度大,效率低。每天要到上午八九点钟才出报,有时迟到十点,而别家报纸清晨七点左右就上街叫卖了。这种印刷效率无疑极大地影响了报纸的发行量。[4]二是人的问题。创办初期职工多是个人关系介绍的,成份复杂,采购人员中有贪污分子,有的工人有反共倾向,他们与外界坏人勾结,企图煽动罢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效率不高也是自然的事。[2]50之后,报馆对此进行整顿,在各地设立分馆、分销处、代销处。各地读者会也在帮助推销报纸,报纸发行情况才逐渐有了起色。报纸在汉口发行约五万份,广州、西安等分馆销售约二万七千份。[2]61迁至重庆后,报馆除在本部设立了营业部、发行课,专门负责《新华日报》的发行事宜外,还在一些地区设立分馆、分销处,并广设网点。这些分馆、分销处和发行站的设立,进一步增加了《新华日报》的销售网点,同时扩大了发行面。如:西安分馆,负责陕、甘、宁、青、新等省,日发行量约五千余份;成都分销处,负责川西北,至1939年初,报纸发行量增至七千余份。据统计,《新华日报》在国内不仅发行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省区、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而且还发行到香港、澳门地区;在国外发行到苏联、法国等国家。1938年5月以前《新华日报》日销量约一万三千份,七月突破二万份大关。1945年《新华日报》销售数字日有增加,每日仅就数字可以考察的,计已达二万二千份,最高时达五万份。

(二)传播渠道

在抗战时期,新闻传播受到时局的限制,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的发展更是受到重重阻拦。关于《新华日报》的传播渠道,根据资料分析,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途径:

一是通过设立分馆及分销处,建立销售传播网络。在武汉时期,《新华日报》在各地设立分馆、分销处、代销处。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南抗日大后方。1938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制定了《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规划》,促进了四川经济整体实力的飞速提高,与报业发展联系紧密的造纸、印刷、邮电、交通等行业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5]45迁至重庆的《新华日报》为了扩大发行量,除在本部设立了营业部、发行课,专门负责《新华日报》的发行事宜外,先后在山西临汾、长治、广州、重庆、西安、桂林设立了分馆,还在成都、昆明两地设立了营业分销处。此外,还在贵阳、长沙、宜昌、郑州、洛阳等地设代销站。这些分馆、分销处和发行站的设立,进一步增加了《新华日报》的销售网点,同时扩大了发行面。[6]394

二是通过报童、报丁进行传播。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严格控制报贩和邮局,《新华日报》的发行受到诸多阻拦。为顺利发行报纸,报馆雇佣了一批报童、报丁。报丁主要担任给订户送报的任务,报童则主要担任零售报纸的任务。他们都是一些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人,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最小的才十一二岁。[1]383报馆为他们免费提供食宿,并对他们进行教育。

三是开展“一个都不减少”读者竞赛活动,增加销量。报社提出“多发行一份报纸,就多给革命增加一份宣传力量,多给反动派一个回击”[1]407的口号,组织了“一个都不减少”读者竞赛活动。这样的活动有助于《新华日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有助于报人与读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三)传播形式及效果

一般而言,报刊发行量大小、传播网络畅通与否、传播形式优与劣是决定报刊传播效果好坏的关键因素。当时国统区的报纸习惯用一种“新闻体”,半白不文,这种文字非驴非马,读起来酸不溜溜,不适合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众阅读。《新华日报》一改国统区报纸的行文风格,坚持通俗化、大众化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方针,用普通话改写新闻稿件,对于国际国内某一重大事件的报道有全面的分析和叙述。[1]119例如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报道就有全面的分析和叙述,读者看了自然对每天战局的发展和变化一目了然,所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1]120

除了改变语言表达方式,《新华日报》也在版面上下足功夫。报纸的版面语言“是版面编辑通过版面的设计和编排,向读者传递编辑思想和版面内容要点与份量的一种信息语言。”[7]《新华日报》通过对版面语言的运用,生动地向读者传播其思想。首先,在第四版开辟副刊,同时还单独印合订本出售。如合订本的广告所说,“本刊内容包括文化方面问题的评论、简短隽永的短评、书评、剧评,反映各阶层人民生活的描写,以及各种文艺作品,并经常转载敌后边区的文艺与报道。”[1]212如副刊的“社会服务”专栏,包含读书指导、读报常识、医药顾问、法律顾问、业务常识、家庭生活常识、娱乐游览、介绍日用品的“小事情小办法”等内容。这让读者感受到报刊的亲切和热情,自然也增加了对报刊的好感。[1]122其次,增办各种专刊,如《团结》《星期文艺》等。这些专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满足各阶层人民的需要。人们可以通过专刊了解不同阶层人的需求和生活。如果是一个渴望文化知识的青年,可以在《青年生活》里找到积极而正确的文化斗争道路;如果是一个工厂的普通工人,可以在《工人园地》中受到热情鼓励,进而争取人权、争取自由;甚至是交友、恋爱中遇到的问题,也可以在《青年生活》《妇女之路》找到答案。专刊因贴近生活,针对性强而广受欢迎。再次,使用“开天窗”的特殊暴检形式。《新华日报》从193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国民党当局检查审核,至1939年初,一、二、三版的内容几乎全被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新华日报》采用了“开天窗”的形式,即把被新闻检查当局扣留的版面用空白代替。如1940年1月6日,《新华日报》第一版的社论全部为空白,只留下“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八个大字,耐人寻味。据统计,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一共开天窗21次。[8]35《新华日报》通过“开天窗”的形式,起到了无声宣传的效果。

《新华日报》发行量大,传播范围广,是中共的传声筒。有效的销售传播网络不仅使报纸迅速送达读者手中,更是将报人和读者紧密联系起来,卖报、送报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情感建立的过程。多样的传播形式使读者范围增大,报人深入读者的生活,体会读者的情感,解决读者困惑,读者也能及时反馈信息,帮助报纸成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较大的发行量、有效的销售网络、多样的传播形式,三者的综合作用使《新华日报》在抗战时期舆论宣传上对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受众的声音——认知与反馈

传播学理论认为传播的行为是传播者在一定的动机驱使之下进行的,其传播结果会对受众心理产生影响,“人们可以从所读到、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发展出对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主观及共认的意义构想。”[9]61因此,传播过程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传受双方的心理活动。作为信息接收者,受众的心理决定了其对信息的接受、摒弃和加工处理,也往往成为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虽然作为个体的受众因不同的生存环境、人格特征、教育程度、生活经历而具有不同特点,但传播学认为大众对信息的接受心理和加工方式也存在着一些普遍规律——求同心理和求异心理。

(一)求同心理

该理论认为,人们认知世界是从一个基本假设开始,这个基本假设就是:知觉者主动构思现实。它基于个体的经验,也叫图式。通常人们喜欢接受与自己图式结构一致的信息,而不接受不一致的信息。[10]49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人们往往拒绝那些有悖于自己价值观的信息。在《新华日报》创刊时,就提出:凡是看本报的人,都是给本报写文章的人。[2]14《新华日报》同时创立《读者信箱》,“信箱”选登读者来信,每封信都附有编者的答复。由于学生、工人人数较多,这些来信内容往往包括:抗战给青少年思想的影响、反映某些地区的混乱、保甲制度的黑暗等。通过这些信息的反馈,日报的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到人民群众的情绪和一些重要的社会情况,也得到了撰写言论的线索和题材。这样一来,《新华日报》不仅在内容上贴近读者生活,符合受众的求同心理,而且更容易被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在创刊两周年前夕,《新华日报》登出《本报征求读者意见和批评的号召》,很快收到大量读者回复。写信的人以年青工人较多,他们文化程度低,报上稍微深奥的文章看起来就费力,因此,要求把报纸编得通俗易懂。一位署名“民声”的读者在信中写道:“最觉得不满的是太不通俗。对于有一定水准的知识分子来说,新华的编辑是相当成功的,对于广大的工农群众距离就太远了。”嫌文章太长的意见也不少。有的来信说:我们是工人,书念的少,报上登的长篇大论,对我们简直是白费。有位工人在信里说:《新华日报》的社论里夹有古文,看不懂。[2]165根据读者的反馈,《新华日报》很快做出了调整,重新建立了《一周国内述评》和《一周国际述评》两个专栏,专门刊登深入浅出的评论文章,力求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朋友也能轻松阅读。通过信息的传播、读者的反馈,《新华日报》能及时了解到读者的需求,从而做出调整以满足受众的认知心理。

(二)求异心理

根据心理唤醒理论,人总是在不断寻求新的东西来获得生命驱动力,适当的刺激可以使个体得到满足以达到最佳的唤醒状态。对于新闻传播也是如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满对新信息的好奇与心理期待,如果阅读对象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缺乏对读者的吸引力,那么与读者间的交流便会终止。《新华日报》在对读者进行广泛征求意见时,有一些来信建议报馆用通俗文字解释马列主义名词,帮助青年学习革命理论。之后报刊便开始刊登着重名词解释的通俗化的学术性文章。如潘梓年的《怎样学习哲学》、戈宝权“苏联讲话”:《什么叫联共(布)?》等。这些文章作为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指导,给了读者新的知识和信息,特别受进步青年的欢迎。在读者心目中,这些文章比新闻报道更能体现《新华日报》的特色。其次,在《读者信箱》的来信中,读者向《新华日报》描绘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表达自己的情感,倾诉自己的疑惑。对于这些情况,编者都一一作了公开答复。而答复不落俗套、多有独到见解,能带给读者新的思考与反思,满足了受众的求异心理。

通过对受众认知心理的分析,读者在阅读中存在求同和求异两种心理期待,并将这种期待用信件或其他形式反馈给了《新华日报》。这两种心理状态看似矛盾,但只要传播者掌握好尺度就能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新华日报》在得到反馈信息后及时做出调整,如语言通俗化、撰写与读者生活相关的题材、答复读者问题新颖独到、不落俗套。这样既满足读者求同心理,同时也不一味附和,富有弹性,这样的报刊更深得读者喜爱。

三、结语

以报纸为媒介的传播世界里,新闻传播不是只反映观点或信息的简单的线性传递过程,同时也存在着受众对传播者的反馈。《新华日报》凭借可观的发行量、有效的销售传播网络、多样的传播形式将党报的思想传递给广大的读者。同时读者因不同的心理需求,向报刊提供反馈信息,《新华日报》根据这些信息再做恰当的调整,使报刊更符合受众的需要。由此,报刊与受众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维持是《新华日报》广受欢迎、深得好评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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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梁云,1987年2月,男,硕士,四川南充人,四川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当代中国史。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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