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智媒体时代，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们在变革媒介技术的同时也被悬置于媒介技术营建的环境之中，其观念和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人类自身创造的媒介化环境的影响，在不自主的情况下持续地被动改变，被打上媒介技术的“烙印”，并受到来自媒介技术的“反向驯化”。强调媒介对人“反向驯化”的目的，并非是站在技术悲观主义者立场对媒介技术做简单的否定，也不是要重回“技术还原论”的窠臼，而是通过“冷思考”来为智媒的发展厘清思路和扫清道路。

【关键词】智媒体；反向驯化；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沉浸媒介

2017年11月，在里斯本举行的年度网络峰会开幕当晚，著名科学家霍金针对地外生命与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于人工智能，霍金表达了他的担忧和内心矛盾：“人工智能的兴起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事情，也可能成为最美好的事情。”比尔?盖茨、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等互联网企业家都曾警告说，人工智能可能是对人类生存的一个威胁。［1］

同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抱有忧思一样，传播学者对智媒体的兴起及其可能带来的各种“负效应”一样充满了担忧。所谓智媒体，是指“基于移动互联、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新技术的自强化生态系统，实现了信息与用户需求智能匹配的媒体形态”。［2］学者们从媒介伦理出发对智媒体可能造成的“信息茧房”“全景监狱”等负效应进行了诠释。笔者认为，这些针对智媒体的“冷思考”并非是技术悲观主义者对媒介技术简单的否定，也不是重回“技术还原论”的窠臼，而恰恰是“智媒体”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纵观传播发展历史，从文字衍生到印刷术的发明，再到电话、电报、电视、互联网的普及，历史舞台中任何一种媒介技术在逐渐普及展开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所处历史时期的文化传统、社会观念产生冲击并进而引发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智媒体时代的媒介技术更是如此：强大的媒介技术相互勾连，“人类被悬置于媒介技术营建的环境之中，其观念和行为受制于媒介化环境的限定，因媒介技术的变革而重构”。［3］特别是对社会个体而言，在媒体营造的社会关系中，媒介技术从帮助人探索和描述世界转为“促逼”人类在技术限定的关系中生存。这种来自于媒介技术的“促逼”，不是媒介决定论意义上的支配或决定，而是去主体化和异化，在智媒体时代亦即表现为“反向驯化”。

一、反向驯化：历史来源及其语义辨析

“驯化”（Domestication）一词，本是生物学领域的一个词汇，意指在动物先天的本能行为基础上建立起来经由人工训练形成的条件反射，即将野生的动物和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进行的过程。

（一）历史来源

“驯化”一词在传媒领域的出现，是由“家居化”（domestication）演变而来。“家居化”是罗杰?西尔弗斯通和其他的一些英国学者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对电视收视的研究中最早出现，在后来西尔弗斯通领衔的项目“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家居使用”中（Household us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也有涉及。大意是指“传媒技术（如电视）经过消费过程，进入人们的私人空间——家居，成为家居这个日常生活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居化”这种形象化的译法是否准确，在学者中间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至少在西尔弗斯通等人早期对电视（及其他传媒技术）的家庭使用和消费的考察来说是适用的。然而，因为“西尔弗斯通的理论有更普适的追求，在那个层面，Domestication这个词汇译为‘驯化’更为合适”。［4］“驯化”是西尔弗斯通等人尝试表达社会主体人类通过以日常生活“规训”传媒技术使用形态的能动性过程，通过“规训”，物件被烙印上人类的痕迹。然而，媒介技术和人类是一对互相依存的矛盾关系，人类创造了媒介技术作为连接彼此的工具,但媒介技术并不仅仅是作为工具的形式存在，它也在被人们不断地“驯化”，并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也在以自身的“技术意向结构”逐渐地“规训”着社会主体人类。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们在变革媒介技术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客体媒介技术的约束和影响，不断地在不自主的情况下做出改变，并被打上技术“烙印”，在不自觉中受到来自媒介技术的“反向驯化”。由此看来，“反向驯化”这一概念并非是技术决定论下的新解释，而是充分承认社会主体人类在技术面前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强调作为主体的个人面对技术逻辑不得不做出改变的事实。以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交媒介为例，技术营建的媒介化生存方式日趋“绑架”个体的社会交往，逐渐演化为一种现代人无法躲避的生活方式。

（二）驯化和异化

媒介技术异化是异化哲学范畴的重要一支。“异化”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出现过200多次，指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客体,而这个客体又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简单地说,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的主体性完全丧失,遭到本来由自己创造而现在却成了异己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奴役的过程。［5］不管是其后媒介环境学派英尼斯所谓的传媒技术对“心因性机制”的影响、麦克卢汉的感官延伸的论断，还是凯瑞提出的技术偏向所形成的文化偏向的观点，都体现了一种对媒介能动性的看法。［6］

“反向驯化”是“异化”概念在智媒体营建的信息环境中的发展和延伸。传统的异化研究中，以作用对象作为参照来区分的话，传媒学界对于异化过程探讨主要分为两类：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异化和媒介技术对人的异化。

1.关于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异化的探讨

早先是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从环境认知的角度提出了关于“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论述，其后是日本学者滕竹晓指出了“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即在媒介对社会异化的过程中，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拟态环境”的特点。无论是李普曼还是藤竹晓均是面对传统媒体时的思考，而在新媒介技术观照下的当前社会，“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得以呈现，虽然可以被意识感知，却无法肢体触碰，类似于一种“梦幻”的构意。这些观点，都体现了一种媒介技术能动性的看法，是媒介技术对社会“异化”的讨论。

2.关于媒介技术对人的异化的探讨

不少传播学者都认为，一种媒介技术的产生、使用和普及会逐渐营建出媒介工具环境，这一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置悬”其中的人的个性或者人格。在早期的电视传播研究中，日本学者林雄二郎将印刷媒介环境和电视媒介环境中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两代人进行了比较，明确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指出了在电视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思维方式、人格特质等方面出现的差异。与此相接近的还有中野收提出的“容器人”的概念，他们都是对传播媒介影响下的“媒介依存症”这一社会病理现象的探讨。

一言以蔽之，“异化”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又包含了媒介技术对人的异化，然而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却并未看到作为主体人的能动性。而“反向驯化”这一概念是在充分承认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们具有“驯化”媒介技术的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聚焦媒介技术对人的反向的“规训”。而且，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特别是智媒体生存环境下，智媒体在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的同时，拥有人工智能的智媒体技术将更加智慧、智能，比以往的传播媒介更加人性化、拟人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反向驯化”这一概念指代人们“驯化”智媒体技术使之更智能、智慧的同时，同样受到来自智媒体技术的反向的“规训”影响，将比“异化”这一笼统的概念更加贴切，更加符合智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在本研究中，“反向驯化”是以往对于媒介技术的“规训”影响在智媒体时代的延伸与发展。

二、智媒体时代的反向驯化表征

在关于移动互联技术对人的“规训”影响的研究中，我国学者明确使用“反向驯化”这一概念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彪，他在一篇研究社交媒体使用与依赖对拖延行为的影响机制的文章中提到，技术在被人们使用的过程中会带来技术异化的影响，人们在“驯化”媒介的同时也被媒介“反向驯化”着，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的依赖的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拖延行为的增强。［7］遗憾的是，李彪的研究对象仅仅限定在社交媒体上、反向驯化效果仅仅限定在拖延行为上，并没有对更加宏观的智媒体对人的反向驯化进行探讨。而其他的一些学者在对于智媒体的研究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反向驯化”这一概念，但事实上他们都关注到了智媒体技术对于人的反向驯化效应。

（一）智媒体与人的视野窄化

时下针对算法新闻精准化推送导致的用户“信息窄化”诟病，就是对智媒体中“人工智能”技术潜移默化地“窄化”人的视野的一种关于反向驯化影响的探讨。

“信息茧房”本是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提出的概念。智媒体时代，在算法主导下的智能推荐、精准化推送的背景下，对于“信息茧房”的讨论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伴随智媒体技术的发达和网络信息的剧增，信息资源日益过剩和用户注意力稀缺的矛盾愈演愈烈。基于算法的精准化推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一矛盾，使人们在面对海量信息时得以选择自身所感兴趣的话题，自行决定想要接触的内容，“然而这种‘个人日报’式的信息选择行为将会导致网络茧房的形成”。众所周知，人工智能能够对用户进行“画像”，其原理正是通过数据采集，抓取用户活跃时间、内容点击和存续时长等数据信息然后通过算法绘制专属于用户的“用户图谱”。“这一图谱就仿佛是用户在虚拟世界中的DNA，系统基于这些DNA，可以向用户进行个性化信息推送”［8］，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事实上扮演了过滤的角色，所有的内容均被“贴上标签”，凡与用户图谱不相匹配的内容将被自动过滤，而与用户兴趣图谱相吻合的信息内容将通过筛选，源源不断地呈现给用户。算法推荐所描绘的用户的行为图谱越精准，用户的关注视野就越会被收窄，久而久之，用户在信息接触中就会被禁锢在自己所构建的“信息城堡”中，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触机会，即“信息窄化”。

（二）智媒体与人的媒介化

伴随着智媒体日渐智能化、拟人化、沉浸化，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在与媒介的互动中，越来越像机器一样思考，通过穿戴媒介设备逐渐地融入媒介中并成为媒介的一部分。通过穿戴设备、获得沉浸体验的人不再仅仅是媒介的驾驭者，在一定意义上其已经成为沉浸媒介的“本体”。“人机合体的‘沉浸人’，是沉浸媒介的最高状态，是真正的超媒介”。［9］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构建出强大的信息环境中，人的行为不断地被记录、存储并按照机器的逻辑加以解释，从而使媒介技术不断地拟人化。在媒介学习人类思维的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机交互，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也在学习机器的思维方式，按照机器的逻辑去思考问题，即媒介与人互相沉浸。

（三）智媒体与人的本能隐抑

智媒体时代，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相互勾连，从而使现实媒介具备了比以往更为完备的功能和手段。一方面，它极大地简化了人们的行为，从而使人类的传播情景更为舒适、便捷，以往需要发挥个人能动性的众多场景，通过媒介技术手段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获得满足感。但正因为这些媒介具备了代替人类部分行为的功能，从而导致面对问题的人们不愿意再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而更倾向于转用技术的方式代替。虽然这种代替行为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较大的便利,但长此以往也在使“人的一些原始的本能渐渐隐抑”。［10］人类的惰性伴随日益先进的传播手段的发展与日俱增,越发期待通过更加智能、智慧的媒介手段，凭借简化为“傻瓜式”的操作来为自己获取目标信息。“对媒介技术的过度依赖使减少了能动性却增长了惰性的被装备的健全人与被装备的残疾人几乎完全一样”［11］，正是由于人的行为惰性，最终产生了对媒介技术的精神依赖,一旦脱离了媒介技术的支持,本能隐抑后的人就会觉得无所适从。

三、智媒体反向驯化的归因分析

关于智媒体的反向驯化，不同的技术哲学视角做出了不同的归因。技术决定论的坚持者往往认为是智媒体包含的强大媒介技术的内在逻辑压迫、倒逼着人类，导致了人类的异化。社会决定论者则认为是掌握和控制媒介技术的社会主体的人类自身，在使用媒介技术的过程中没有把握尺度，从而引起了自身心理和行为上的异化。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社会决定论，都有把一方的作用绝对化的倾向。因此，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人类和媒介技术是相互依存互动的关系，在人类与媒介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反向驯化。这中间既包括媒介技术本身蕴含的技术逻辑，也包括人类在运用媒介技术的过程中的“技术本身的目的化”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权衡。

（一）智媒体自身的意向结构

智媒体本身的技术意志和内部逻辑要求媒介技术的使用者做出改变，以顺利地使用技术参与其中，由此便引发了智媒体技术对人的反向驯化。以沉浸媒介为例，媒介使用者要想获得沉浸体验就需要进行设备穿戴，沉浸设备营造沉浸体验会和人的神经感知产生偏差，久而久之，会使穿戴者产生眩晕等不良反应。有研究者认为，技术意志作为技术系统中个人化、主观化的能动要素，它既具有改变或重塑世界的客观功能，也具有控制或操纵世界的主观依据，技术使用者的行为意图、思维方式、实现途径也会受其影响，在不自知中成为技术意志的能动实现者。

（二）人对技术的精神依赖

智媒体时代，技术的目的化，人类对媒介产生非目的性的精神依赖同样是反向驯化产生的原因之一。贝雷尔森在研究报纸受众的媒介接触意图时曾指出，“读报本身的目的化”也是人们阅读报纸的动机之一。“读报本身的目的化”反映了受众对报纸非目的性接触的动机，它揭开了人们对媒介产生的精神依赖的一角。如今，智媒技术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有时候人们接触媒介技术似乎是出于所处场景的需要，但更多的时候人们接触媒介技术似乎正是目的本身，“人们把接触媒介本身作为必不可少的日常习惯和日常仪式，而不是出于对媒介内容的实际需要”，即对智媒技术产生精神依赖的人们已经将媒介接触行为目的化了。人对于媒介的依赖度越高，人的生活也就越媒介化。

（三）人对工具理性单方面强调

智媒体时代是理性工具化的时代，价值思维日渐淹没在工具理性的洪流中，人逐渐被智媒体反向驯化。伴随着智媒体构建出日益强大的技术力量，为了更加精准地对用户进行“画像”，实现“推送的就是用户爱看的”这一效果，工具理性被一再地强调，甚至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事实上，从人文主义角度来看，用户可能还需要关注其他内容，以补充自身的知识结构，从而拓宽视野。［12］如今，“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纯洁性已经消失，社会的一切行为都按照技术的逻辑进行理解和解释，最终变成了技术行为，政治也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先导目标”。因此，强调工具理性而轻视价值理性最终会导致智媒体时代人的异化。

四、结语

梅塞尼认为，新的技术必然引发社会和人的变革，它既为人类创造机会，提供新的可能性，也会制造矛盾，从而产生新的问题。在人与媒介技术的互动中，既需要媒介技术的使用者提升媒介素养，以抵制强大媒介技术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的“促逼”作用，也需要技术的开发者，把握技术意向，处理好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从而建立一种通过技术发展推动社会和人类进步的良性机制，把技术对人的反向驯化可能降到最低。

［本文为“2017年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编号：2017-CXTD-01）、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项目“意识形态传播：从体系建构到范式转换”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霍金称人工智能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事件［N］.参考消息，2017-11-09.

［2］郭全中.智媒体的特点及其构建［J］.新闻与写作,2016（3）.

［3］胡翼青.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兼论传播思想史的新视角［J］.现代传播，2017（1）.

［4］潘忠党.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J］.苏州大学学报，2014（4）.

［5］肖静.新媒介环境中人的异化［J］.当代传播，2007（5）.

［6］蒋晓丽，王志华.娱乐至死、虚拟互构、全景监狱：论《饥饿游戏》中的文化映射［J］.当代文坛，2014（3）.

［7］李彪.反向驯化：社交媒体使用与依赖对拖延行为影响机制研究——以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为例［J］.国际新闻界，2016（3）.

［8］徐靖德.人工智能的未来冲击和相关反思［J］.传媒观察，2017（5）.

［9］李沁.沉浸媒介：重新定义媒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J］.国际新闻界，2017（8）.

［10］肖静.新媒介环境中人的异化［J］.当代传播，2007（5）.

［11］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M］.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3.

［12］吴卫华.算法推荐在公共传播中的理性问题［J］.当代传播，2017（3）.

（刘千才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生；张淑华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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