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在温州乐清发生了顺风车乘客遇害事件，滴滴出行再次陷入舆论的关注之中，距离上一次类似的悲剧发生，仅仅过去3个多月。

在公众对“温州滴滴事件”的关注过程中，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持续发声纷纷表态，指出滴滴在管理上的严重问题，并提示其进行整改。同时，各地方媒体也纷纷寻找不同角度关注此事。

关注热点事件，媒体正确引导舆论

生命安全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任何时候都不容挑战。“温州滴滴事件”虽是个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值得深思总结。《人民日报》第一时间在微博上表示，滴滴遇害女乘客死于谋杀，死于推诿扯皮，死于相关机构的麻木。随后《人民日报》刊文称，网络资本不能只有“资本思维”，表达了“防止悲剧重演，平台企业是最重要一环”“互联网企业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监管部门需要建立健全必要的管控体系”等观点。

针对此次事件，8月26日，新华社也发表时评文章《滴滴命案：每个“假如”都是滴血的漏洞》，针对此事质问道：滴滴的安全底线在哪里？文章称，滴滴屡罚不改甚至屡罚屡犯，折射出企业对安全底线和社会责任的漠视，监管部门不能仅寄希望于企业自身整改，而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监管措施堵住漏洞。

网约车再出悲剧，8月28日，《光明日报》也刊发评论文章《网约车安全风险需警企共管共控》指出，顺风车遇害案件发生概率很低，但发生之后对悲剧当事人及其亲属而言，就是100%的不幸。考虑到这是近4个月内被曝光的、发生在顺风车上的第二起命案，这起悲剧显然更需要深刻反思。

除了中央媒体的大力关注，更多媒体也尽力还原事件，其中，《新京报》连发多篇文章，复盘事件原委、对话受害人家属及犯罪嫌疑人家人，探寻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其系列评论《在人面前，多少金钱都是微不足道的》等，鞭辟入里、力度十足。

而滴滴出行运行情况如何？有哪些网约车平台可供选择？交通部门如何监管规范？带着这些疑问，《南方日报》派出记者采访了网约车乘客、司机、部分网约车平台工作人员以及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以期通过呈现包括滴滴在内的网约车运营状况，为网约车未来的走向提供借鉴。

《经济观察报》则将关注点放在了滴滴数据如何尽快接入监管平台，以及接入监管平台可能会由于标准不统一而影响监管效果等内容，角度独特且内容客观，让人读后对该事件更深层的内容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刘宏表示，在这一事件过程中，媒体报道的关键词是问责，在事故问责中，传统媒体有更多的权威性，可以对滴滴这样的大企业有更大的舆论影响。同时，通常越是自媒体十分活跃的事件，往往更需要主流媒体进行舆论引导，这是今天传统媒体的一个重要功能。因为这样的事件常常是在一开始出现扑朔迷离的状态，读者需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背后是什么？意义在哪里？及时回答百姓的疑问有助于快速建立舆论导向的制高点。

促进问题解决，报道由表及里推向深层

“温州滴滴事件”之所以被推到舆论漩涡，自然是公众对生命凋零的痛心，从空姐案到乐清女孩案，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已不能仅仅用“偶发事件”来解释。“作为社会公器，媒体有责任记录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更有责任剖析其中的原因，由表及里，推动体制性问题的解决。”《济南时报》总编办主任邵显亭表示，从媒体的关注方式来看，更为理性地分析其中的原因，成为众多媒体共同的责任所在。以《济南时报》为例，除了关注夜间打车的安全问题，更质疑了滴滴所谓的整改措施，在《又一女孩遇害！滴滴顺风车咋整改的？》这篇文章里，发出强烈质疑：为什么丧心病狂的恶魔，可以继续藏身顺风车司机里？为什么保护乘客的机制，没能发挥任何效用？从一个女孩遇害到另一个女孩遇害，滴滴做了什么？一系列发问，引发了读者的共鸣。

“温州滴滴事件”涉及民生，因此，民生新闻在第一波报道中表现突出。8月26日，《钱江晚报》在头版选择汇总网友对此事件的观点，同时，打破常规的头版设计在朋友圈不断刷屏，“良心”之说击中了公众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并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前列。

“在挖掘真相的基础上提供观点，是突发事件报道的重要一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编委、《钱江晚报》执行总编张亮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本次事件的评论组织中，《钱江晚报》一方面深入探讨网约车存在的管理问题，同时强化建设性，把“如何共建网约车安全运行体系”作为重要议题。在发挥本报评论员力量的同时，《钱江晚报》注重反映网友和专家两类人群的观点，做到群众性与专业性的结合。同时，组织法律、社会、传媒、社会治安、网络安全等多领域专家建言献策，集思广益。这些报道，不仅体现了专业媒体的深度，也体现了主流媒体作为社会建设者的担当。

此外，《参考消息》刊发的《让人滴血的滴滴：除了讨伐，我们还可以这样做》则通过对比国外处理此类事件的方式方法，并从监管、技术、管理上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法。

澎湃新闻也发长文，质问滴滴奸杀案：隐私权与生命权孰轻孰重？对质疑声中的滴滴客服行为通过法律专家的解答进行了客观评判。

“在这些关于滴滴顺风车的报道中，《中国新闻周刊》第33期的封面报道《滴滴畸变》让我印象深刻。”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宣海林谈道，其3篇文章包括对滴滴公司发展轨迹的全面梳理；对滴滴发展壮大背后资本力量的深度挖掘，分析了滴滴短时期内急速崛起的背后力量和监管复杂性；对治理和监管滴滴的理论分析和建言。3篇文章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在简述“温州滴滴事件”的基础上，给出了出现此次事件的公司管理层面上的原因，并对加强监管和治理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互联网时代信息过剩的情况下，我们缺的不是信息，而是对信息的梳理和综合能力，相比较其他媒体的报道方法，《中国新闻周刊》避开细节的挖掘，集中对导致此次事件的管理层面的原因进行了历史梳理和深度挖掘，并对导致这种管理漏洞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再挖掘，这样的角度新颖，能够为我们客观冷静地思考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宣海林说道。

警惕自媒体， 避免非理性传播

如此重大的社会事件，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报道本是为了警世与正确地引导舆论，方便公众了解事件真相之余，引起社会反思。然而，我们也看到，一些自媒体不尊重受害者的隐私，滴滴遇害女孩的照片、生活隐私被发布到网络上传开。而部分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民众产生了很多过激情绪，这是新媒体形态带来的现象，其中也存在不实的评论和内容。诚然，滴滴公司存在很多问题，但造成该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了防止该事件再次发生，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而不是非理性的泄愤。

“舆论自由是需要限度的，平台也好、自媒体也罢，要肩负起引导社会正确价值观的责任，不能对于热点事件进行非正常化的解读，这样反而让大众忽略事件的核心本质，走上歧路。”宣海林说道。

我们看到，目前，百度百家已经对有些作者利用滴滴事件炒作展开专项严打，以使网络环境更为清朗。“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滴滴事件报道中，有自媒体把这个事件视为国内消费降级的表现，传统媒体及时地纠正了这种舆论上的偏向，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报道思路。”刘宏补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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