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实践者与倡导者

刘建明

2018年09月27日09:25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蔡元培的一生,同报刊结下不解之缘。他边办报边总结经验,提出了重要的新闻学理,是我国研究新闻性质、特点和报刊编辑方针的第一人。他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的倡导者,而且是新闻学的实践者和启蒙者。晚年他以捍卫言论与新闻自由的具体行动,书写了新闻自由与民权的血肉联系、与法西斯暴政势不两立。

【关键词】蔡元培;办报实践;新闻学理;新闻情结;反对暴政

今年我国新闻学创立恰好一百周年。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讲席,徐宝璜《新闻学大意》一书完稿并在《东方杂志》和《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的诞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新闻学大意》于1919年12月集册出版,改名为《新闻学》,《京报》赞曰:“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然而,如果没有蔡元培,新闻学在中国将不知始于何年。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清末翰林,中年三度旅欧,精研西学,崇尚民权。他37岁在上海组建光复会,后并入同盟会,孙中山任命他为该会上海负责人。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从德国回国,参与创建民国,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1月4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纵观其一生,他倡导思想自由、爱国爱民、移风崇教,同报刊结下不解之缘。在新闻生涯中,蔡元培深感新闻学理之重要,边办报边总结经验,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的倡导者,而且是新闻学的实践者和启蒙者。

一、中国研究新闻属性的第一人

在我国,对新闻的性质和特征的研究,蔡元培应是第一人,可谓开山鼻祖,冠绝史册。1901年10月,蒋智由、赵祖德等在上海创办《选报》(1904年改名为《域外报》),蔡元培为该报写的“发刊词”,谘经诹史,独树己见。他认为,古人修史主要有三种方式——“曰记注,曰辑比,曰撰述。记注者,据事直书,如董狐南史之事是”。他考察当时报刊的编辑体例后指出“海通以来,有日报为记注之体……”而“记注”的目的,则“有关天下之故,通古今之变,咸具本末,兼附评议,托体于温故,而取径于开新。”[1]

所谓“记注”,是指记录事实并解释其精要,即新闻之谓也。当时我国尚无新闻学,报人对新闻知识不甚了了,更不知报道新闻需要“咸具本末,兼附评议”。蔡元培以修史为例,研究新闻的基本属性,对新闻性质作出的概括,贴切恰当。

不久,蔡元培与张菊生、赵从藩、杜亚泉等创办旬报《开先》,以启发民智、唤起民心为旨要。1901年10月22日《开先》改名为《外交报》,连续出版10年之久。蔡元培于10月31日发表《外交报》叙例,以事实、思想、言论三者相互影响为切入点,论及新闻影响社会的机制。他认为,言论、事实、思想互为因果、互相助益,“其际如循环也”。他强调:“然而思想之为物也,非能孑然而孤立,画然而凝结者,必激动于外界之所感而生长,而变迁,则又以言论、事实为思想之根源。”蔡元培这个结论并不清晰,到底是事实决定思想,还是言论决定思想,在他笔下有些混乱。毫无疑义,事实是正确思想的来源,言论只是对思想的表达。凡精当的言论都来自事实,驱使“人心为之一变”,脱离事实的言论,只能“诡入诡出”。[2]

新闻的重要性在于供给思想,但思想直接来自“据事直书”,并非凭空想象。蔡元培写道:“夫思想顽钝,赖言论以破之;言论暧昧,则藉事实以画之。然而研地学者,必取之于图绘,习制造者,或效象于雏形,事实一界,非空言所能发也。”[3]新闻为思想提供事实依据,同时也向人们注入思想。而再现事实,空言不能奏效,必须描述事实的事象与物象。对新闻属性的这一阐释,可谓对“用事实说话”的最早解释。

他在为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书做的序言中,揭示了新闻的主要特征——新鲜性、速成性和营业性。他强调:新闻之与史,又有异点。两者虽同记已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则愈新愈善。其异一。史作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指出新闻的“营业性质”,颇有见地。这种“营业性”就是“可售性”,即能很快销售出去。新闻如果卖不出去,无人需要,也就丧失了新闻的性质。蔡元培归纳的这个特征,不仅指新闻是商品,主要是说它是人们的必需品和急需品,在市场上能够营销。

1901年蔡元培揭示的新闻的性质和三个特征,不是抄自外人,是他办报经验的自我总结,是我国对新闻学的首创。中国出版第一本外国新闻学著作是在190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1901年蔡元培还没有到过国外,1902年夏是他第一次游历日本,此前他不可能接触到外国新闻学。有理由说,蔡元培是中国第一个对新闻性质、特征做出独立研究的人,他的结论简洁敹彻,远远超出梁启超的只言片语。郑观应、王韬和梁启超主要对报刊的功能、作用论述较多,很少论及新闻的属性、特征问题。蔡元培不愧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

二、提出“去三弊”与“三要务”的编辑方针

蔡元培认为,报刊要提倡革命,凝聚民众,捍卫国家民族利益。1902年俄国霸占我国东三省,拒不撤兵,妄图将东三省变为它的殖民地,我国人民两度掀起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1903年10月,蔡元培与王小徐、陈竞泉等人组织“对俄同志会”(后改名“争存会”),创办《俄事警闻》报,“借俄事为名,而本意仍在提倡革命。”[4]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前后共发行73号。在《〈俄事警闻〉改刊广告》《〈俄事警闻〉改为〈警钟〉之原因》《〈警钟〉之发刊旨趣》等文章中,蔡元培阐述了报刊应当“抵御外辱,恢复国权”,对内唤醒民众,对外拒俄反日,斥责达官贵人以民族利益做交换,“倚日抗俄,不知羞耻”。他制定的编辑方针,确立了当时报刊的主要使命和政治立场,对今天的新闻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1912年4月,他又与胡汉民、唐绍仪、宋教仁、李石曾、张竞生、黄复生等人创办《民国报》,“以谋军界之开明,女权之发展,与一般普通人民输入常识”[5]。他在“出版公启”中表达了振兴国家民族,使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办报思想。他的编辑方针,始终体现振兴国家民族,使祖国独立富强这一伟大目标。

1918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成立,蔡元培到会发表演说,亲自为《国民杂志》作序。在演讲中,蔡元培以会场国旗为例,提出报刊“三弊”的观点。办报要“拯国家于危亡”,必须“质坚色美,幅均位顺”,促进“实业发达,学术修明,发扬国光,提高国民道德”,这就必须清除“三弊”。即(1)“内容无价值,犹旗质之不坚也”;(2)“内容善矣,而文笔晦涩,编次凌杂,不能使读者知其真意之所在”;(3)“内容及形式均善矣,而或参以过当之言论,激起反动,或加以卑猥之小品,若广告,以迎合一部分恶劣之心理,则亦犹国旗之污损”。他说:“去此三弊,则杂志始为完善,而有以副诸君救国之本意。”[6]“去三弊”,是蔡元培编辑方针的三个原则和要求。

蔡元培在《国民杂志》序中还明确提出办报的“三要务”——正确、纯洁和博大,以此纠正报刊的“三弊”。《国民杂志》由北京学生印行,参与的学生出于爱国,将其作为救国事业。蔡元培认为,办好这个杂志需要高贵的人格,遵行“正确、纯洁和博大”三条编辑“要务”,体现学生的救国心和求学的崇高目的。

所谓“正确”,就是编辑的头脑冷静,根据事实作出判断,决不妄下结论。“爱国不可不有热诚;而救国之计划则必持以冷静之头脑,必灼见于事实之不诬而始下判断,则正确之谓也”。编辑记者的判断不是出于对事实的好恶,不能拿这样的判断去误导大众。爱国要有热忱,救国需要冷静,反复考察,斟酌事实,然后作出结论,才能称得起“正确”。[7]

所谓“纯洁”,是说专心救国,舍弃个人利益,不怕苦难和牺牲,把国家命运摆在首位。蔡元培指出:“断未有溺情于耳目之娱,侈靡之习,而可以言救国者。近来我国杂志,往往一部分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则杂以侧艳之诗文,恋爱之小说,是一方面欲增进国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则转以陷溺之也。愿《国民杂志》慎勿以无聊之词章充篇幅。”报刊迎合读者的“耳目之娱,侈靡之习”,刊登谈情说爱、无聊之诗词,也就失去了“纯洁性”。

所谓“博大”,是指报人要有博大胸怀,既要考虑部分民众的利益,更要考虑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小家的利益服从大家的利益,一国的利益服从世界的利益。蔡元培高举世界主义的大旗,侃侃而论:“积小群而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与大群之利害相抵触者为标准。家,群之小者也,不能不以国之利害为标准。故有利于家,而又有利于国,或无害于国者,行之。苟有利于家,而有害于国,则绝对不可行。此人人所知也。以一国比于世界,则亦为较小之群。故为国家计,亦当以有利于国,而有利于世界,或无害于世界者……愿《国民杂志》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这种胸怀世界的办刊宗旨,颇有“解放全人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追求,体现出高度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即使在今天,蔡元培的“三要务”仍是选择和编辑新闻稿件的思想与政治标准。

三、北大岁月中的新闻学情结

1918年10月蔡元培回应北大学生罗章龙、谭平山的建议,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自任会长,聘徐宝璜、邵飘萍为研究会导师,力主“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此时,蔡元培对新闻学情结深厚,令同人深为感佩。他制定了北大新闻学研究计划,决定开设新闻学课程,五次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以“校长布告”形式发布新闻研究会成立和招收会员的通告。10月14日新闻研究会成立,他亲临会场发表演说,此后又批准徐宝璜主编《新闻周刊》发行。在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期届满会上,他向55名学员颁发了证书,并发表训词声称:“从事新闻事业之人,能以一身之经验研究学理,而引进于学校中,乃吾深望者也。”[8]他对新闻学有一种正中己怀、乐此不疲的兴味,对其学理睹微知著,不乏深思熟虑,蔡元培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都有从实践到理论的认识和发展过程。“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烹饪、裁缝、运输、建筑之学旧矣,积久而始有理化……以此类推,则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9]这一观点在其《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中也有阐述:“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日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

报刊和新闻报道的发展,奠定了新闻学产生的基础,因为它依赖新闻经验的积累。蔡元培写道:新闻学“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由此,蔡元培又得出另一个结论:“盖新闻为经验之事业,非从事新闻之人,以其经验发为学理,则成绩终无由十分完满也。”[10]基于这一认识,他寄希望于徐宝璜、邵飘萍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同人,要对新闻学深入探索,“使兹会发展而成为大学专科,则我国新闻界之进步,宁有涯涘欤”。

蔡元培不仅指出研究新闻学的途径,还提出新闻学研究的方法。第一,新闻学虽然来自新闻实践,立足于新闻经验,但与其他社会实践和科学有广泛的联系,研究者应吸取各门学科的优秀成果。他写道:“新闻之内容,几与各种科学无不相关。外国新闻,多有特辟科学、美术、音乐、戏曲等栏者,固非专家不能下笔。即普通纪事,如旅行、探险、营业、犯罪、政闻、战报等,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而采访编辑之务,尤与心理学有密切之关系。至于记述辩论,则伦理学及文学亦所兼资者也。”[11]没有丰富的知识,不掌握多学科的理论,新闻学的立论缺少肥沃的土壤,其学理难以阐释完美。

第二,研究新闻学要从本国新闻工作的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本国新闻工作需要的学说。各国的社会与新闻实践不同,新闻报道就有不同的出发点和方式,各国的新闻学不可能是同一个模子。当时中国新闻的写法和办报风格都模仿以《申报》为代表的西方报刊,蔡元培不赞成这种照猫画虎、亦步亦趋的报道方法。他指出:“我国社会与外国社会有特别不同之点。因而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吾人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12]从本国的新闻工作实践出发来研究新闻学,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但他又主张,“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报》之例,先介绍欧美新闻学。是为吾人第一目的”[13]。他的这一目的和建议,符合当时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可见,创新离不开借鉴,借鉴吸收,要取之精华,才可能创新。

蔡元培重视报人的职业道德,提出“新闻品格论”,要求新闻学研究者为纠正不良“报风”作出贡献。他在新闻研究会成立会上的演说,砭灸报风,直言不讳,一针见血:“新闻自有品格也。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或且附印小报,特辟花国新闻等栏;且广收妓寮之广告。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其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诸君既研究新闻学,必皆与新闻界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幸有以纠正之。”这一单刀直入、疗疮剜肉式的批评,对重商主义或寻花问柳新闻学,不啻是猛击一掌。

四、谴责法西斯主义,捍卫新闻自由

自1923年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蔡元培先后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院长。在蒋介石剪除共产党的政变中,蔡元培最初支持蒋介石的举动,事后常有切肤之痛。1927年3月6日晚,吴稚晖和陈独秀相会,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多少年?陈独秀说“尚须20年”。吴稚晖以此造谣说共产党要在20年内消灭国民党,为蒋介石铲除共产党制造舆论。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会议,决定清党。[14]出乎蔡元培预料的是,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疯狂杀戮共产党人和工人纠察队。当全国一片白色恐怖,数十万人头落地,①蔡元培十分愤怒、愧疚和懊丧,转而多次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四一二”惨案后,蔡元培没有退出国民党,却辞去南京政府一切行政职务,只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他对蒋介石的暴政已有非议,对南京政府的斗争主要采取“不合作”、也不破裂的方式。1928年他在《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一文中,警告国民党不要“法西斯主义”当道,镇压人民,指出:“若口唱三民主义,而精神上不是法西斯,便是波尔雪维克②,那就是孙先生的罪人了。”[15]1932年2月据上海《文艺新闻》报道,蔡元培明确表示,蒋介石的“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16],开始向镇压言论与新闻自由的蒋记政府进行抗争。

1932年12月,蔡元培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为维护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反对蒋介石的思想专制。12月13日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因宣传抗日救亡被北平当局逮捕,17日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在给蒋介石、宋子文及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等人的电报中要求,“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的学校师生与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他指出,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秘密军法审判,肆意横行,向社会公意自求民权辩护之最低限度之人权,亦被剥夺,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之思想自由和社会自由已丧失,各界人士要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而奋斗。[17]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身处国难之际,他特别关注新闻与文化界人士遭受的迫害,全力投入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斗争。1933年1月21日,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因登载政府官员公卖鸦片及吸毒丑行,被江苏省政府以“共党”和“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等莫须有的罪名非法枪决,舆论顿时哗然。不久又发生《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被枪杀。新闻界人人自危,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发电抗议,指斥反动派“弁髦法令,蹂躏人权之暴行,实与北洋军阀张宗昌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之惨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3年2月1日,蔡元培对记者发表谈话,强烈谴责顾祝同的军阀行为:“刘之被杀与张宗昌之杀邵飘萍、林白水事出一辙,不经司法审判,非法处死。”“查封《江声日报》,证明顾祝同实质与北洋军阀毫无二致。全国人民应共起抗争。”蔡元培对报界寄予希望:“过去政权多握军人手中,现不宜使民权毫无保障。刘案无非军阀所为。死者已矣,生者如何?诸君皆报界,应有补救。”[18]在全国人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调离顾祝同的职务,于同年八九月间向各省市政府和军队发布了《切实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及《保障正当舆论》的通令。

刘案发生不久,蔡元培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演讲会上发表讲话,他“考诸哲人的遗训,证诸历史事实”,阐释了保障民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指出:“对于思想、言论、集会的自由,尤以言论自由为集点。”[19]他警告国民党政府,民众的言论自由是不能被剥夺的,否则将无异于引火自焚,自取灭亡。1933年5月14日,中共秘密党员、作家丁玲和潘梓年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特务绑架,23日,蔡元培、杨杏佛等38人联名致电汪精卫和罗文干,要求释放丁、潘两人。随后又成立专门营救委员会,展开营救活动。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丁、潘两人先后获释。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鲁迅和蔡元培都按时到会,会上一一列举最近发生的恐怖事件,拟定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记者、作家、工人和师生的方案。会议都有外国记者参加,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总是慷慨陈词,向国民党抗议,把伸张言论与新闻自由作为揭露反动派罪行的利器。他们给报刊拟定宣言文稿,揭露特务的残酷手段。会议的消息和言论有时不能在国内发表,就由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外国记者用电报发到国外。由于蔡元培等人的口诛笔伐,国民党的血腥罪行暴露无遗,南京政府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蔡元培用捍卫新闻自由的行动,书写了新闻自由与民权的血肉联系,印证了新闻自由与法西斯暴政势不两立。

1937年蔡元培及妻室移居香港,1940年3月5日病故于香港养和医院。周恩来在挽联中说:“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蔡元培对新闻学的倡导与启蒙,无不充满民主自由精神。

注释:

①据各种文献记载,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及其后,即1927—1928年白色恐怖中,在全国杀害共产党员近3万人,杀害追随革命的工人农民无法准确统计,杀害国民党左派约30余万人,总计45万—50万人。

②指苏联布尔什维克。

参考文献:

[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3.

[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7.

[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7.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7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47-448.

[5]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1.

[6]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05-206.

[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54-255.

[8]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48.

[9]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4.

[10]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48.

[1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

[1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

[1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

[14]张家康.北大校长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情与过节[J].党史博览,2007(5).

[15]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5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47-448.

[16]林水荣.反目为仇:蒋介石与蔡元培关系的演变[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5(3).

[17]蔡元培,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N].申报,1932-12-18.

[18]蔡元培.对记者谈话[N].大公报,1933-02-01.

[19]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50.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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