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地点与定位媒介:移动新媒介实践中的城市空间再造

李淼

2018年10月16日10:08  
 

来源:《西部学刊》

摘要:近年来,基于位置感知技术的定位媒介日渐普及并广泛应用。本研究从定位媒介日常使用层面探讨技术、空间与媒介实践的关联性,认为定位媒介实践使日常生活中“在地”维度重新打开,凸现出地点组织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地点成为形象化符号自我展示、建立在地社交与生活网络的节点、激活城市公共生活与场所意义的中介。

关键词:定位媒介;位置;城市空间;地点

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与GPS技术的应用带动了基于位置的服务(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与定位媒介(Locative media)的发展,并催生诸如签到、位置搜索、场景游戏、周边服务及社交等日常媒介使用行为。定位媒介技术实现了个体、地理空间及媒介技术等多维关系的互嵌,将“脱域”的个体重新与地域空间连接,并为城市空间价值重塑、激活公共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本研究从定位媒介日常使用层面探讨技术、空间与媒介实践的关联性,关注定位媒介实践如何重塑城市空间与个人社会交往关系,以此拓展新媒介研究的视角。

一、移动互联生活中“地点”的自我呈现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社交媒介应用开始普及,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平台为用户提供“虚拟形象化”自我展示的网络空间。基于定位功能的社交媒介为个人身份建构增添了新的元素:地点。欧文·戈夫曼(2016)认为社会对他人的判断基于日常展示的特征。他用“前台”与“后台”区分公众日常生活的展示性“表演”,例如餐厅服务员在服务顾客的“前台”与厨师说话的“后台”呈现不同的表演样态。移动媒介使用场景中的“地点”也成为个体形象建构的积极行动者,公众通过对地点的控制、使用与改写建构自我社交形象。

基于位置感知技术的移动媒介可实现地点的可视化。用户通过打卡、签到、添加地点标签等方式发布自己的方位,借用位置标签实现自我身份展示与社会形象建构,而用户地点的披露往往带有较强的目的性与选择性。此外,不同于模式化地图上依照行政区划设定的固定地点,定位媒介使用者具有进行“地点创作”的自主性,并赋予地点个性化意义。如青年旅社的地点信息被游客更改为“两个美少女行走在路上”“逃离现实的室外桃源”等进行社交发布。通过有选择地显示地点、对地点进行个性美化、基于地点进行再创作等方式,地点成为个体自我展示的形象化符号,空间预置的权力与结构被打破,个体成为地点积极的构建者,其中地点的多维意义被充分凸现。

移动媒介利用位置感知技术实现地点可视化的同时,使原本互相孤立的地点实现连接。以位感设备参与跑步运动为例,跑步者利用定位移动软件追踪行进路线并进行社交媒体分享。有的用户有意识地利用行进轨迹“图绘”不同的艺术图案,如“苹果”“城墙”“五角星”以及有特殊意义的文字、数字等,使轨迹记录活动逐步发展为基于虚拟地点的艺术实践,成为主体情感表达与自我展示的媒介形式。移动媒介使个体空间轨迹以“虚拟可视”方式记录并呈现,对城市空间的理解与表达也被重新书写。一方面实体城市空间被挑战,充斥商业符号的购物中心、政治权力资本的行政大楼等都转变为跑步者行进路途的节点;另一方面媒介界面将个体行动进行虚拟图绘,实现孤立地点的重新组合与连接,使单面化的城市空间颠覆性重置,以虚实互嵌的叙事形式改写了城市空间。

定位媒介支持搜索地点的同时,也支持用户对地点进行信息添加、评论及内容分享。通过搜索某地点,使用者一方面可获取历史到访者对此地点的评论,同时可添加新的地点信息。新内容不仅成为其他到访用户的参考信息,同时也可能影响他人实际路线与地点选择。在具体使用场景中,用户通过定位地图搜索选择就餐地点时,会浏览其他用户对餐厅的评价。若某餐厅有较多诸如“食物太难吃,服务生太不周到”的差评时,其他用户可能即刻改变路线考虑其它餐厅。在就餐过程中若用户满意度高,则可能会自拍餐厅和实物照片进行社交媒介发布,并配以正面评价信息,进而成为其他用户选择此餐厅的参考。

二、网络生活中作为“连接”的地点

早期对交通工具、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等媒介形态的研究都立足于媒介克服“空间障碍”时呈现出的技术优先性。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任何新媒介技术的发明都是对人体的延伸,这种延伸扩大人的空间感知,为探索更广阔的遥远地域提供可能。约书亚·梅洛维茨指出电子媒介打破基于地域的人际交往,信息交流系统的重组使基于地域的沟通就此消失。吉登斯、大卫·哈维以及鲍曼等现代性批判学者无一不指向现代性后果:大众媒介、交通运输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

定位移动媒介扭转了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脱域”。移动媒介实现与身体高度互嵌,同时位置感知技术实现在移动过程中与物理空间的连接,再次将“脱域”的个体拉回空间。“寻找附近人”是定位移动媒介最常见的使用情境。用户通过带有定位功能的社交媒体(如陌陌、微信摇一摇、微博“查找附近人”等)搜索与自己距离较近的“陌生人”,并与之选择性地建立社交关系。以微博打卡为例,用户到达某地并在微博界面标记“打卡签到”,传达“我在这里,附近有谁在?”的信息,提供给用户与附近人建立社交关系的可能性,帮助有共同兴趣点的人联系彼此。即使用户并未主动与同在的陌生人展开互动,但媒介界面上的共同显示仍创造出“无声社群”的共在感。

移动媒介与网络覆盖的普及加深物理空间的虚拟化,即再也不存在脱离虚拟数字信息的物理空间,地点成为实体与虚拟交织的“网络地点”。使用定位媒介搜索附近生活服务类信息过程中,个人基于网络地点与空间互动,并展开与周边社区的网络关系。如用户达到“上海火车站”可搜索到附近的“吃喝”“住宿”“出行”“娱乐”等信息。查找“餐厅”可获知附近的热门餐厅及网友的相关评价,并最终选择一家“距离最近、网友评分最高”的餐厅就餐。以位置为中心的信息筛选,将用户置于以自我需求而选择性显示的“地理社区”中,以个人为节点建立与周边联系。媒介实现与用户日常生活更紧密的连接,重新激活主体的空间认同与“地方感”。

定位移动媒介为促进公共活动提供了可能。书本、随身听、ipod等具有移动特质的媒介支持在公共空间场景中使用,但更趋向于个人使用而减弱人际互动的机会,将个体与公共空间隔离,造成公共空间私人化从而削弱空间的公共性。然而定位移动媒介为个人与空间、与周边社群互动创造了机会。如进入一家餐厅,经扫描店内二维码加入会员活动,即可与同属此家餐厅的其他会员建立社区关系;线下的读书会、电影分享等公共活动中,使用移动手机面对面建群,即可加入具有相同爱好的社交圈,与其他人保持在场和离场后的持续互动。定位移动媒介并未将个体置于空间“孤岛”中,而是持续增进人与周边地域的互动,激活个人与社会网络连接的可能性。

三、城市空间中基于地点的新叙事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曾指出城市应为市民提供多样生活的可能性。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剧,日益趋同的楼宇建筑、车流道路使城市差异化逐渐消泯。“城市作为‘地方或场所’,蕴含的社会主体、历史传承以及有机的社会及其生活文化等,遭到粗暴的排斥。”其地方性与社会性被空洞化。因此,保卫城市历史与文化、创造鲜活城市生活成为各地城市发展的方向与目标。

基于位置感知技术的移动媒介实践为建构多样城市提供可能。其借助媒介化手段激活城市空间的历史人文经验,实现个人、位置及公共空间的多维互动,重新书写了城市空间的叙事方式。随着二维码、AR技术及可穿戴设备的普及应用,借助新媒介技术的即时性、个体性及数据库的海量存储性,城市地点的叙事方式得以更新。2016北京国际设计周中参展的“胡同活态博物馆”项目,基于北京史家胡同和内务部街道历史进行数字化重现。各胡同的门牌上贴有二维码,观众行走到相应地点通过智能手机扫描,即可看到H5界面有关胡同院落结构、人文故事、历史变迁、年代图片等信息的展示[1]。借由数字技术、位置感知媒介的融合创意,城市历史被虚拟重现并在移动中实时展示,使个人重新体验作为“地点”的城市。

个体在阅读城市空间的同时,也可借移动媒介在城市地点标记、注释和书写个人故事,参与城市记忆书写。个人使用媒介软件如微博和地图等,在定位搜索到的地点位置中上传图片、记录行迹并进行心情分享,形成个性化的历史书写。英国伦敦所组织的“图绘伦敦”活动用形象化方式展示了空间的私人性与日常性。参与者借用GPS移动媒介根据自己的行走路线画出伦敦地图[2]。虚拟地图融入了多种个人情感,表达出自我对空间的记忆与认知。经由诸多个体共同记录书写的城市故事,补充了宏大官方城市历史的单一性,为城市空间的记忆增添私人性,使个体以特殊的方式、在特殊的地点构建自己的身份感与地方感。

基于定位媒介的城市游戏实现城市空间重组,在增强参与者城市体验的同时强化城市文化认同。在城市场景AR游戏“口袋妖怪Go”中,虚拟界面的物质布局、道具等重新引导参与者的实体空间行进路线。通过在虚拟界面安插虚拟“指标”使城市空间重新组织,参与者感知城市的方式也被改变。类似的城市寻宝游戏(Geocaching)由活动组织者将实体宝物(玩具)藏在城市不同空间中,参与者借GPS定位设备前往实体空间寻找宝物,找到后再重新放置在其余地点供其他寻宝人寻找[3]162。基于定位移动媒介的游戏参与使虚拟、实体空间互嵌交织,重新书写了城市叙事方式。

结语

定位移动新媒介实践重组了人的社会交往与公共生活。其打开日常生活中的“在地”被折叠的价值,凸现出地点组织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作为形象化符号自我展示,作为建立在地社交与生活网络的节点,作为激活城市公共生活与场所意义的中介。这一虚实交织的媒介实践重新连接了空间与日常,使空洞、同质化的空间镌刻上丰富的个人体验,移动定位新媒介实践使地点重新与生活日常、主体感知及媒介技术互嵌交融,空间的地点意义也得以重塑。

参考文献:

[1]文博圈.全球经典案例:AR文化遗产保护[DB/OL].

http://www.sohu.com/a/158802137_488370.

[2]Didem Ozkul.Mobile Nodes:Mobile and Locative Media,Everyday Life and Sense of Place[DB/OL].

http://westminsterresearch.wmin.ac.uk/13870/1/Didem_OZKUL_2014.pdf.

[3]Ben S.Bunting,Jr.“The Geocacher as Placemaker”,in Jason Farman(ed.),The Mobile Story:Narrative Practices with Locative Technologies[M].New York:Routledge,2014.

作者简介:李淼(1989—),女,陕西咸阳人,咸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助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传播、新媒体、文化创意产业。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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