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记者》2017年12月上

2012年，我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记得当时的总编辑在新人入职培训时说，集团公司的生命周期一般平均是7～8年，中小企业只有2.9年，世界500强可以延长到40～42年，那么，61年的中国青年报社绝对可以算得上一家老店。转眼我工作已满5年，中国青年报也已经66岁了，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老店，却依然对得起“青年”之名，锐意进取，变革的脚步从未停歇。

我的工作范围一直专注于文化领域，历经“文化阅读周刊”“文化生活部”“文化副刊部”等变革，当过记者和责编，从写好一篇稿到做好一个版，接触了采编的所有环节。文化的概念可大可小，现任总编辑尤其强调“中青文化”，即取其泛意，指的是一家媒体的“企业文化”。一家媒体的报道，无论题材与体裁，无论同题竞争还是独家选题，都能具有鲜明的辨识度，这就是一家媒体的“媒体文化”。

中国青年报的“媒体文化”是什么？是如何形成的？下面，我结合自己的工作见闻尝试作一分析。

扁平化的层级：记者能约总编辑聊聊

大部分传统报社的业务架构是从一线记者、编辑，到部门主编，再到分管领导（编委）、总编辑，层层管理，从结构上看是等级式的“金字塔”。但在中国青年报，记者是能直接约总编辑聊聊的，有着十分扁平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并非管理改革的结果，而是几十年来一贯如此。

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王石，是新闻名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作者之一，1987年年初在报社的评报栏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他已经辞去总编辑职务，让位于更年轻的同志。其实那年他也不老，才53岁，还能在总编辑的职位上待7年。但王石对报社同事说：“无论在知识结构上，还是新闻理念上，我都不能再指导你们。”王石卸任后，又像一个普通记者那样全国跑，采写了《李润虎的几幕人生》等大报道。

报社前辈卢跃刚曾在《王石：一生都给了报纸》中写道：“2000年，我和同事主编《本报今日出击》，想用一种新的编辑思想和体例总结一下《中国青年报》1978年复刊以来的报道。我在‘序言’里总结中国青年报的文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理想主义和业务民主。王石看了‘序言’专门来找我：‘你还要加上一条，就是鼓励出名记者名编辑！’”

每一位领导都是从初来报社的年轻人成长而来，都曾有前辈小心带着往前走，现在，他们只是把曾经经历过的又传递到了下一代人身上。这是一个66岁报社保持青春的方式。

包括总编辑在内的报社领导都十分乐意和年轻人交流，从最近的选题聊到未来的规划；交流方式也十分随意，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如同训话，而是随意找个空会议室，甚至在食堂饭桌上边吃边交流。

我们调侃中国青年报社有“国企”的气质，领导不仅关心工作还关心生活；但另一方面，报社又十分“外企”，新入职一年的记者和总编辑在电梯里“狭路相逢”，也不用紧张，笑呵呵地如同在大学里遇到教授。

这在称呼上也能略见一二，称呼领导并不称职位，而称“老师”。很多人都是从学生时代就在报社实习，与指导老师保持着师生之谊。毕业后进入报社，上下级关系的色彩自然比较淡。

在这里要提一个细节，中国青年报社的食堂不为领导另开小灶，我们经常能看见总编辑端着餐盘，和记者编辑、保洁阿姨们一起默默地排队打饭。当年轻记者抱怨食堂的饭菜难吃纷纷转投外卖时，反倒是领导们依然在食堂坚守。

专业主义：不唯上，不唯下，只唯实

“用脚采访，用笔还原”“观点故事化，故事细节化”“再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具体而微的悲伤”……这些新闻操作经验是前辈记者编辑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当看到某些媒体满纸通稿编选时，在中国青年报能让人看到不一样的角度和描述。

逢会议必是“隆重召开”，见领导必是“亲切会见”，在大学上新闻采写课时，曾是新华社记者的授课老师痛心疾首地历数媒体报道中的空话、套话，并制定了十分严格的规则。比如，直接引语必须是一字不差的原话，不得删改；信源必须清晰，不得出现“据了解”“据报道”“据悉”一类的模糊用词——这只能说明你没去采访……

幸运的是，在中国青年报的工作经历让我发现，大学老师诚不欺我，新闻教育的课堂和新闻实践的江湖并没有出现鸿沟，老师怎么教的，在这家报社，我还能怎么写。记者能因为一个标题和主编争辩，主编也会为了一个标题和编委争辩，如此“上行下效”，报社业务讨论的氛围十分活跃。

除了新闻采写上的专业主义，报社秉承的更是新闻伦理的专业主义——“不唯上、不唯下，只唯实”。不媚权贵，这似乎已经成了中青报记者的自我标榜。当然，不陷入悲情意识的陷阱，就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媒体人更要注意的了。

报纸“暖闻周刊”有一个并不起眼的边栏，盘点一周的“暖闻”。我在各大媒体搜集素材时，发现暖闻大部分等同于“惨闻”，比如，“为值班十几年不回家过年”“为病人做手术不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榜样的力量是让人心向往之，如此悲惨，榜样的意义何在？我在接手这个栏目后，专注于寻找常人常理的温暖故事，让读者觉得这是自己也能做到的。

初入职时，我所在的“文化周刊”版面一周一期，在时效上无法和日报相比，更何况后来又出现了“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所以5年来，角度、深度是周刊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能力无意中为纸媒的新媒体转型提供了便利——无论是时效还是深度，记者编辑都能胜任。

理想主义：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每年求职季时，都会邀请毕业生回去与师弟师妹们交流求职经验，我也有幸在某一年作为中央媒体代表受邀。传统媒体的薪资待遇，对清华大学毕业生来说无甚吸引力。有师妹问“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什么感觉”，我答：“每个月除了发工资那天不太开心，其余30天都是挺开心的。”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那场交流会的“金句”，据说流传了好多届，至今都有我的传说。

学新闻、做媒体的人，多少都曾有过理想。这个理想也许是伸张正义，也许是观察世界，很幸运，中国青年报社在“媒体文化”层面，支持这种在现代社会堪称“奢侈品”的理想。

报社“名记”刘万永当了十几年的调查记者，得过各种新闻奖项，还当选过党的十八大代表，但在报社见到他时，依然是一个在食堂认真排队打饭的中年男子，毫不油腻，眼睛虽小却透着亮堂。

一个记者能走多远，是事关新闻理想的，毕竟记者“无冕之王”的头衔已经渐渐失去了光环，而所能支撑走下去的绝对不是收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句家喻户晓的“鸡汤”据传出自马云之口，但也有人说是刘万永在2013年的原创。当时在某论坛讨论“中国深度报道何去何从”时，刘万永说：“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有人说，海运仓2号上空飘着理想主义的空气。理想能换来什么，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至少在中国青年报，“理想”并不是一个透着自嘲的贬义词，而是值得期待的东西。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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