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记者》2017年12月下

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建设问题，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建设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经过党报范式、新闻事业范式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知识范型：西方是立基于实在论基础上的专业主义/自由主义新闻观（或曰客观新闻学）；中国是立基于建构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价值观上的不兼容问题：西方强调媒体的独立和新闻的客观，中国则强调媒体对党性原则的坚守和新闻的倾向性。目前，总起来看，尽管新闻生产社会学和传媒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对西方的客观新闻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颠覆和批判，但这一理论在国际学术话语中依然占据着科学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而我们建立在“物质—意识”二元辩证关系基础上的“党报理论”虽然经过了“新闻事业”范式的发展，但依然还存在着“结构性贫困”①的问题，在世界新闻传播话语体系中处于劣势。然而，这并不证明建构论的新闻观没有其生命力。相反，随着哲学、社会学和传播学“实践范式”转向的发生，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新实践新经验的积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设的创新正来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它必须实现自己的3.0版本的升级，才能真正树立起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自信并贡献于世界新闻传播理论。

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先进性问题

以简单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和社会主义新闻学这样的提法去对专业主义/自由主义新闻观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做出区别是远远不够的。固然，任何一种人文社科的理论背后肯定会有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但理论自信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自身的自洽性、解释性和超越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它占据着真理性的制高点，占据着人民性的道德制高点，也占据着方法论的制高点。②自诞生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一次次“马克思热”；当下“回到马克思”，回到“交往实践观”的马克思正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

马克思对传播学的影响巨大。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理论、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无不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产物（这些理论从宏观上解释了媒介意识形态问题）。当前，西方的社会学和传播学正在走向“实践范式”转向，“媒介化学派”直接以“实践”作为“媒介学”的出发点。这必然将影响新闻学理论的范式转向。就西方新闻理论研究来看，新闻生产社会学学派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编辑部内部的新闻生产方式进行观察，结果颠覆了新闻的客观性宣言，新闻的建构性得到新闻生产流程层面上的证明。目前，在新媒体重构社会的背景下，西方新闻理念也面临着重新再建构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以新闻生产的建构论观念来解释当下的新闻实践并重构新闻理论范式，正成为中西方的一个大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汇流”并不为过。而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我国建构论的新闻理论体系正可以有所作为。

新闻生产范式：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设路径

首先，我们必须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论的知识论基础有充分的认识。从延安整风时期开启的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一开始就是建基在“物质—意识”“新闻—报道”这样的二元辩证法的基础上的，从党报范式向新闻事业范式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这一二元认识论基础。同时，受当时时代问题的影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主要是对标解决由徐宝璜引进的西方专业主义新闻理论中的问题。而西方的这套新闻观可以称为“新闻报道观”，即以新闻记者的业务活动为中心，以规范的报道理念为诉求的静态的新闻理念系统。这样一种发展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1.0版本（党报范式）向2.0版本（新闻事业范式）的跃升，但其“物质—意识” “新闻—报道”的二元结构的线性辩证建构观并没有改变。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观的认识，有一个从“物质—意识”的简单二元建构论到“交往实践观”的复杂建构论的认识发展过程，并与当前国际上出现的“回到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转向潮流开始同步。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重新校准自己的认识论、知识论基点，即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并在新媒体的实践语境下，升级我们的理论体系到3.0版本。

最后，这个3.0版本，我们可以称为“新闻生产”范式。作为名词，新闻生产指的是人类新闻实践活动的总和。作为动词，指的是记者、编辑和社会群体为了接近和控制新闻而展开的社会建构过程（广义），同时也是指新闻从采集、制作到传播的全过程，更准确地说，是新闻文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循环过程（狭义）。在这个“新闻生产”范式的框架内，新闻不再单纯是一个自我隔绝、自我封闭的有关新闻报道的理念系统，而是被认为是一个在权力场域中、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新闻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新闻媒介不断争取它在各种社会实践关系中的核心位置的过程。核心—边缘的媒介文化循环生产机制作为一种新闻生产的首要规律发挥着作用。在此框架下，新闻传播业的倾向性、议程设置功能和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等问题的合法性得以成立，并能在现代意义上得到有效解释。同时，新闻客观性原则也不会被颠覆，因为新闻场域的相对自主性在新闻生产框架内是得到认可的。另外，“新闻生产”范式不再是“新闻—报道”的简单线性思维，而是立足于融合新闻的实践，把场域思维、关系思维、网络思维、 场景思维、社交思维、用户思维和产品思维贯彻其中。

新闻话语：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方法创新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在范式转型的过程中，都需要围绕核心架构、核心概念和核心问题三个方面进行新闻话语的创新。前面部分讨论的“新闻生产”范式显然属于核心架构问题，但“新闻生产”这个概念的理论建构潜力还没有充分地被挖掘出来，急需进一步的探讨；另外，在新闻生产范式中，原有的理论概念也需要重新获得阐释，比如客观性和新闻文本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中，党性、人民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等，也需要在新的框架中得到更合理的解释。还有中国传统的“文人论政”“报人报国”等思想遗产和概念也需要进一步地梳理和挖掘，并在新的理论范式中找到合法化和合理化的位置。

童兵教授建议开展经常性的“新闻话语工作坊”活动，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围绕新新闻话语进行扎扎实实的理论探讨。

首先，要对一些重要的新闻话语从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其他上位学科那里进行溯源性的解读。新闻学作为下位学科，上面有哲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它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知识型”的意义。在转型的关键时刻，回到“传播哲学”去寻找新的理论衍射点，总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而言，不断地“回到马克思”，也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其次，要对中国特色的新闻话语深入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实践中去挖掘，并放置在新的理论范式中去进行讨论。如对“文人论政”“报人报国”“党性原则”“耳目喉舌”“诚”等中国特色的新闻话语，都需要不断地进行知识考古学意义的分析和诠释。

再次，要从媒介融合的实践和现象中去进行“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③的提升。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一方面要从传播哲学和其他学科中寻找理论的地平线和理论的衍射点，另一方面，也要从正在进行的新闻实践中进行经验性的总结和提炼。当前的新媒介实践，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新传播革命”，④它所提供的新经验必然产生全新的新闻话语。这些新闻话语需要被吸纳进新闻理论体系中去并找到自己的合法化位置。具体说来，比如情感因素和后真相，舆情反转和新闻真实等。

最后，突破线性思维，运用复杂系统思维，跨学科方法综合运用，这是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创新的重要方法。比如对什么是新闻的定义，可以采用三角固定法，即“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新闻是一种叙事性存在”这三种表述并置的方法来固定新闻的含义。另外，从比较区分的角度，以往我们是把新闻与宣传、新闻与文学、新闻与历史、新闻与情报做区分，现在我们可以从新闻产品和媒介产品的角度做出区分等等。

代结语

之所以说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设问题，是因为新闻理论的新框架确立不起来，其他的课程教材如新闻编辑、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评析等就很难进行真正框架意义和观念意义上的更新。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内部的逻辑贯通性就很难达成。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这种新实践旧理论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这也正是“范式革命”⑤所必经的历史过程。然而，新闻生产范式的目标框架应该是清晰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注释：

①张涛甫：《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

②刘晓玲 刘晓川：《马克思主义有着强大生命力》，《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0日，第7版

③1、R. B. Merton(1967)： On Theorrtical Sociolgy,New York:The Free Press

④李良荣：《新传播革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⑤【美】 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 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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