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出版业以开放姿态拥抱全球

范军

2018年12月10日13:23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原标题:40年出版业以开放姿态拥抱全球

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就此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40年来,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出版业对外开放的历程如其中浪花一朵。今天,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回顾出版业对外开放的历程,总结其主要成就,从中可以获得许多启示。

历程: 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出版业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重启、探索、开拓、创新四个阶段。

1978年—1991年是重启阶段,以从人员走出去到出版物引进来为主要特征。

由于十年“文革”,我国出版界与外界的交流合作几乎断绝。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确立后,我国出版界重启对外开放大门,从1978年年底开始,我国出版界相继派员,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交流,参加国际出版会议和国际大型书展,与国际出版界进行交流。

同时,出版业开始注重开展版贸输出,但不管数量还是规模都无法与引进相比。所输出的图书大多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药、烹饪、武术、养生等内容。而一大批国外科技出版物以及教育、商业、法律类图书涌入内地。这些出版物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2年—2002年是探索阶段,以从合作出版到放开印刷发行市场为主要特征。

这一阶段,一批中外合资印刷企业、中外合资合作的音像制作、光盘复制企业相继获准成立。许多国外科技、医疗、时尚、生活类期刊通过合资方式进入我国市场。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出版物市场进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阶段。按照有关承诺,入世后我国将在发行领域,一年后开放书报刊零售市场,两年后全面开放出版物批发市场。随后,有60多家外资企业在我国大陆设立办事机构。

2003年—2012年是开拓阶段,以从“让我走出去”到“我要走出去”为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乃至在相当一段时间,由于政策支持力度不大,出版单位实力有限,境外经营成本高、利润低、风险大,外向型出版人才缺乏等因素,不少出版单位走出去的积极性不高。

2003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加大了政策的支持力度,通过重大工程给予专项资金扶持,这使得出版单位获得极大的支持,激发走出去的内生动力,对外开放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得到很大的提高,由过去的“让我走出去”转变为“我要走出去”。

2013年至今是创新阶段,以从聚焦欧美主流市场到实施“丝路书香工程”为主要特征。

2014年年底,为配合“一带一路”建设,“丝路书香工程”获批立项。我国出版走出去的目标对象,不再仅仅集中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而是也更加关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丝路书香工程”实施后,在英文版权贸易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其他语种特别是小语种版权贸易实现较快增长,语种结构不断改善。一批解读中国梦、传播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图书、文学图书、少儿图书、历史类图书、对外汉语教材等类型图书占据了重要位置。

目前,至少有16家出版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引入本土化运作机制,通过当地的翻译、出版人才来推广我国优秀的出版物。

成就: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出版业对外开放40年来,我国输出了一批讲述当代中国故事的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大幅缩小,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力影响力显著提高,扶持出版走出去的政策措施体系也逐步完善。

一是对外讲述当代中国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所输出的出版物偏重于武术、中医、饮食、旅游等传统“四大件”,对当代中国文化介绍和阐释不够。

随着近些年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在想什么做什么、中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相关主题,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一批宣传推介我们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主题图书走向世界。莫言、曹文轩、刘慈欣等一批优秀作家,凭借其代表作走出去,获得国际大奖,走进国际文学舞台中心。这些出版物讲述了中国的精彩故事,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深刻变化,描绘了中国的未来发展走向。

二是出版外贸逆差大幅度缩小。

经过40年对外开放,我国出版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进步,从1997年(1997年以前,国家没有完整的出版物的进出口资料)到2017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累计出口由496万册(份)增加到2172万册(份),金额由1210万美元增加到7831万美元;版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版权输出从569项增长到13816项,版权贸易逆差大幅度缩小,从7∶1缩小到1.3∶1。

三是国际书展传播力影响力显著提高。

自1986年9月,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承办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来,截至2018年已举办25届。经过40年发展,它已成为稳居世界第二的国际书展,其影响力日益提升,充分发挥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平台的作用。

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更加活跃,初步形成了上下联动、多方协作、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除此之外,出版界还加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书展的参与力度,先后参加了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新德里世界书展、开罗国际书展等。

四是政策措施体系逐步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3年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07年出台了扶持出版走出去的8项政策措施,于2011年还专门制定了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并于2012年又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的若干意见》。2006年原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务院新闻办共同制订“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8年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中外图书互译计划”,2009年接连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边疆地区新闻出版走出去扶持计划”;2010年再次推出了“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这些政策措施,对于出版对外交流合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启示:正确处理四大关系

回顾40年出版业对外开放的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业取得的成就,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首先,应正确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实施对外开放,核心是传播中华文化。如果偏离了这一核心,数量规模再大,也毫无意义。因此,应始终坚持把内容建设放在首位,突出思想内涵,让海外读者通过我国出版物,了解中国历史、现实和文化,增进对我国制度和道路的认识理解。

其次,应正确处理好中国内容与国际表达的关系。

目前,我们的出版物有许多的内容非常不错,但问题在于不善于国际表达,这无疑成为制约出版业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障碍。因此,应认真研究海外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把他们看得懂、能接受的国际表达贯穿于对外交流合作的全过程之中。

再次,应正确处理好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的关系。

以往在对外交流合作中,有些出版单位往往从自身愿望出发,传达自身主张,常常是“我要说什么”,而没有关注于海外读者想看什么、听什么。应强调把自身的主张和受众的需求统一起来,不仅“我要说什么”,更倾听受众“要知道什么”“想知道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应组织各种精彩、精练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力量寓于其中,让海外读者想看爱听、有思有得,增强对外交流的针对性、有效性。

最后,应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政府的作用在于总体设计、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企业应是对外开展交流的主体。要激发出版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把推进出版走出去的国家使命与企业做大做强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民营文化企业不具官方色彩,具有市场意识强、在海外受到的限制也相对较少的特点,往往能够起到“国家队”起不到的作用。目前,应尽快形成政府主导、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体、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对外开展交流的新格局。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2017中国出版走出去成果展精选了500种近年来在国际上出版的中国优秀图书,读者在书架前驻足。

在2018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外出版人在会场进行版贸洽谈。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见习记者杨志成摄)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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