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由于涉及到企业、专家、政府、民众等多方利益，并有媒体参与传播，作为城市废弃物处置方式的垃圾焚烧尽管被视作是一项可行的新措施，却一直是社会争议的焦点与各方利益博弈的中心。

二、文献综述：“垃圾焚烧”议题与媒体、受众互动关系

（一）政治传播、社会学领域

“垃圾焚烧”议题下媒体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政治传播与社会学领域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此领域的研究大多围绕“公共参与”这一关键词，将“垃圾焚烧”作为公共议题，尤其关注“垃圾焚烧”议题所带来的冲突性，如以“邻避运动”为代表的群体性事件。

研究中所展现的媒体影响力主要在于引导公众舆论、调停政府与公众关系。

在公共事件处理过程中，新闻媒体承担着“准确信息的报道者”、“正确舆论的引导者”等多重角色。（杨保军，2009）在行业内部，媒体的角色又进一步分化。部分媒体扮演政府喉舌，而部分媒体却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还有一些媒体则居间充当“调停者”，促进政府和公众之间对话、协商和共识的实现。（董天策，2012：p.154-160；曾繁旭，2013；戴佳, & 曾繁旭，2016：p.59-61）

公众对媒体的影响则体现在使用媒介资源、意见表达方面。

一些学者发现，社会运动有时会刻意制造新闻事件、表演集体行动，故意表现出出格行为以博得媒体青睐。（龚文娟，2013；Van Zoonen & E. A.，1996） 在公共事件报道中，媒体虽然受到传统消息来源渠道的限制，但是通过让公众在评论版面上进行意见表达，可以实现媒体公共话语平台的角色。（刘劲松，2014：p.148）

以上研究或是侧重媒体或是聚焦公众，往往未能完整展示媒体与受众由互相影响而产生的互动关系。而以“互动关系”为方向的研究本身也相对较少，一般是围绕某具体事例展开。

如潘永强立足于A市建造垃圾焚烧厂的案例，认为其中存在网民与媒体的互动关系：网民对于垃圾焚烧新闻报道展开热议，引得媒体的关注。部分媒体与受众产生共鸣，其报道鼓舞了周边居民的斗志，亦使得居民的维权活动得到推动。（潘永强，2012）

（二）环境传播领域

随着国内各地与“垃圾焚烧”有关的群体事件陆续出现，对于“垃圾焚烧”议题的研究逐渐从政治传播与社会学领域进入了更为细化的环境传播领域。“垃圾焚烧”不再被作为一个纯粹的“公共议题”，而是成为了“环境议题”。

如郭小平提到，垃圾焚烧话题会引起对于环境与健康安全的质疑。围绕垃圾焚烧的科学争议，也给媒体报道带来诸多困惑。（郭小平，2013：p.314）

然而在环境传播领域完全针对“垃圾焚烧”开展的研究并不多，更多的研究是将“垃圾焚烧”上升到环境议题层面，对环境议题这个更宽泛的主题进行分析。相比政治传播学者，环境传播领域的学者将更关注媒体在传播议题时所起到的“建构”作用。

媒介能够对环境问题进行议程设置，由此影响公众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与判断。（Carvalho & Burgess，2005）大众媒介不但要呈现环境问题，还必须建构环境议题的意义、建构集体认同感，以促使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孙玮，2009；孙玮，2007）此外，环境记者可能通过报道框架的使用为抗争行动推波助澜，担任新闻报道者与环保倡导者的双重角色。（戴佳, & 曾繁旭，2016：p.87）

对于受众之于媒体的影响，环境传播领域的研究较少也较为零散。在有限的研究中，受众之于媒体的影响主要通过新媒体呈现，并表现为一种参与式传播。

公民记者的环境传播不仅报道环境新闻事实，还广泛介入公众事务，发起不同主体的讨论，寻求解决公共环境问题的对策。（郭小平，2013：p.232）另外，汇集在网络空间中的讨论会对于媒体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使得“大媒体不得不对生态危机的原因进行归责”。(王积龙，2011)

在媒体与公众的互动关系方面，环境传播领域的此类研究更为稀少，且缺乏具体、有针对性的研究，只是对这种互动进行简要、宽泛的概括。如王伟认为，通过微博，受众可以对新闻进行转发与评论，媒体可以由此了解受众对每条信息的反馈，最终实现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深度互动”。（王伟，2012）

（三）研究情况归纳与简要分析

（1）研究情况归纳

通过对上述研究文献进行回顾，不难发现，对于“垃圾焚烧”议题中媒体、受众互动关系的成熟研究更多还是集中在政治传播、社会学领域。而环境传播领域的研究缺乏则多样性，在质量上亦不如前者。通过对国内文献进行检索，本文亦认为，“垃圾焚烧”在中国还是更多的被视作是公共议题而非环境议题。

且无论是在何种领域，专门针对媒体与受众互动关系的研究依旧较少，且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比如围绕修辞与话语的研究。大多数国内外学者只是泛泛而谈或是偏倚某一角度进行论述。即便是基于具体案例展开论述，学者们对于互动关系的讨论也未能形成体系，他们所呈现的互动图景缺乏具有说服力的依据。

（2）原因分析

缘何学界对此主题的研究情况呈现此种情状？

从该主题本身看，由于“垃圾焚烧”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故而对于这个话题的研究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政治学与社会学发生关联，并非单纯属于环境传播范围。此外，从环境传播研究情况看，其起步较晚，也远不如政治、社会领域一般炙手可热。尤其是在我国，环境传播研究视角尚处于拓宽阶段，涉及话题较为狭窄，讨论热度也属不足。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对于此主题的研究少见与环境传播领域，且质量上也处于劣势。

至于为何在国内“垃圾焚烧”更多被视作与国家、民主政治有关的公共议题，这也许是出于动员的需要。正如孙玮所说：“将环境问题提升到转型社会核心议题的高度，特别契合转型中国公众的社会心理——对于国家前途、社会问题的关切与期待。因为在社会转型期，这些看似宏大的社会议题，和个人利益直接相关，但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特别能唤起大众的关注。”（孙玮，2009）

而通过对此主题下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文认为，之所以这些文献中少见对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且研究质量不高，是因为难以找到一个担任中介作用的理论框架。换言之，学者们尽管能轻易地找到一些具体的事件作为研究案例，也能大致发现二者互动的情况，却不甚清楚媒体与公众的互动在更微观的层面是如何展开的。

（3）改进之处

尽管环境传播领域对于此主题的研究并不充裕，然而本文认为，环境传播的视角，如对于环境记者与绿色公共领域的关注，能够对现有研究进行更好的补充，甚至提供新的思路。

i．环境记者

中国的环境新闻启蒙于上世纪80年代，其发展与崛起离不开一批新闻记者的付出。与其他记者不同，国内的环保记者似乎更像是一个矛盾体，在需要遵循专业主义的记者身份之外，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环保主义者。尤其是一些先锋记者，如汪永晨等人，拥有着媒介从业者与环境NGO成员的双重身份。故而环境报道者往往会过多的强调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破坏作用，而没有对事件的利弊给予平衡的展示。这虽然符合环境新闻生产的“呐喊传统”，但也可能会导致 “越位”现象，走上另一种极端。（曹倩，2010）

ii．绿色公共领域

绿色公共领域是在欧美出现的、发展较成熟的由多重主体就环境问题进行交流的空间。绿色公共领域并非行动本身，而是能够支持一个环保运动得以展开和延续的“共同生态与社会关切话语”。（Robyn Eckersley，2012:p.143）

尽管国内对于中国是否存在绿色公共领域这一问题尚无定论，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大众传媒与公众的互动能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作为“中国绿色公共领域产生的一个重要指标”的绿色话语层面。（杨国斌 & Carig Carvalho，2012）互动的过程将影响到对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最终通过话语实践影响到社会文化实践。（邵培仁,2015:p.122-128）

iii. 总结

尽管目前作为公共议题的“垃圾焚烧”成为研究热点，亦生发出诸多学术成果。不过更值得传播学者思考的是，这种研究取向是否忽视了“环境”自身的特性。此外，避开对“意识”层面的研究而只关注“行动”本身，也许会使得一些现象被忽视。

三、问题提出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与分析梳理，本文试围绕“垃圾焚烧”议题中媒体、受众互动关系这一主题开展研究，并以情感框架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本文将从情感框架理论视角，分析在“垃圾焚烧”话题下，澎湃新闻报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通过对于澎湃新闻环境记者进行深度访谈，探析环境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运作机制及环境记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最后，本文将基于对以上内容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分析这种互动关系对于情感动员与绿色公共领域的意义。

四、关键概念

（一）情感框架理论

情感框架理论从个人信息处理角度解释了媒体情感与受众认知的关联。不同的报道框架会引发不同的情感反应，正面报道会引发“快乐”“同情”等情感，负面报道会引发“焦虑”“恐惧”等情感。（Lecheler，Bos，& Vliegenthart，2015）。从情感类型和确定性程度两个方面，愤怒和不确定比恐惧和确定更能促进深层次的信息处理，对两者的劝服要基于说理的质量。也就是说在人感到愤怒和不确定的情况下，会对已有信息持怀疑态度，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信息，所以如果信息的可信度高更容易取得其信任（Nabi，2002）。愤怒的人更可能凭借简单的暗示对社会刺激进行回应，他们对社会事务表现出更明显的刻板印象（Bodenhausen，Sheppard，& Kramer，1994）。持愤怒情绪的人渴望处罚性信息，会主动寻求如何惩罚加害者的相关报道；而持恐惧情绪的人渴望保护性信息，会主动寻找如何保护自身的相关报道（Nabi，2003）。

（二）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由《东方早报》转型而来。虽然在内容上，它依旧属于传统机构化媒体范畴，在形式上却积极向新媒体靠拢，拥有客户端、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读者可以通过网页、客户端“评论”与“评论点赞”功能与媒体进行即时互动，还可以在“澎湃新闻”微博评论区对新闻进行讨论。而新闻评论功能的出现，也记录下了媒体与受众两方的互动细节，为研究网络时代媒体与受众关系提供了素材。

“绿政公署”则是“澎湃新闻”专注环境领域调查的栏目。

（三）社会情感动员

哈贝马斯所强调的公共领域过分的强调理性话语，忽略了交际中的情感和修辞等成分（Calhoun，1992）然而有学者指出，公共领域未必是冷冰冰的，活跃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应该是富有激情的。（杨国斌，2009）

中国的网络空间中便充满了激情的表达，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评论转发中，都存在情感的痕迹。多名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情感对于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不同的情感又有着不同的作用。（Jasper，Goodwin & Pffaf，2001；Goodwin & Pfaff，2001）可以说没有情感的表达，就没有社会运动。

具体到网络层面，杨国斌提出，中国的网络事件与与传统的以街头抗议为主的社会运动有所区别，其核心是话语，话语就是行动。网络事件的产生和扩散，依赖的是能激发网友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尤其是愤怒、同情与戏谑情绪，最能够激发网民参与抗争性谈话。（杨国斌，2009）

五、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民众评论中表现的情感与记者报道的内容有关。

假设2:官方声音过多导致民众的负面情绪。

假设3:民众通过评论和记者互动是为了解决问题。

假设4:环境问题报道中各方话语不平衡导致问题缺乏充分讨论。

六、研究方法

（一）文本选择

（1）澎湃报道与报道下评论

本文从澎湃新闻网站随机抽取了8篇以“垃圾焚烧”为主题的报道，并提取了每篇报道下面的评论内容共计363条，除去网民“围观”没有发表言论的转发以及不相关聊天37条，共计326条报道下的评论。

（2）“澎湃新闻”新浪微博下评论

此外，考虑到关注澎湃新闻以及上澎湃官网获得新闻的网民人数、人口学特征上的一些局限性，本文从新浪微博账号“澎湃新闻”上找到了上述选取的8篇报道相关博文下的网民评论，以获得更广泛的样本基础。由于微博评论数量较多，每篇相关评论平均超过300多条，为保证编码的信度，同时也为了确保编码的信度，除了“湖北仙桃市政府官网再发声：垃圾焚烧项目暂缓变停止”之下只有一百多条评论，抽样基数小，其余均从评论中随机取样100条评论，共计选择942条评论；剔除无关评论462条，进入编码的有效评论共计48条。

（3）相关记者访谈文本

正如前述，过去的研究都是选取媒体或是公众角度进行分析阐释，往往未能完整展示媒体与受众由互相影响而产生的互动关系。但是这种互动关系通过评论和报道的编码进行联系分析结果难免单薄，为确保“互动关系”为方向的研究分析有理有据，本文在进行编码前找到并采访了8篇报道中的4位编辑记者：刁凡超、温潇潇、吴跃伟、刘霁。四位均为环境记者，并且参与过“垃圾焚烧”主题的环境新闻报道。

访谈内容涉及到了记者层面上环境报道的过程，并包含记者认为的理想的媒体报道的方式和效果。基于访谈涉及范围较广，本文认为可以为媒体与受众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假设提供分析数据。

由于“垃圾焚烧”涉及受众广，系长期存在的未解决问题，全国各地均有在推进垃圾焚烧厂的建厂，一个地区的垃圾焚烧主题事件也会引起其他类似地区公众的关注，因此属于公共事件，其属性契合情感框架理论适用范围（假设1-3）。本文使用Nvivo11.0质化数据分析软件对文本进行系统分析。

（二）编码和分析

为保证编码的信度和效度，本文并未将报道下的讨论归为“公共领域”的体系，而是希望通过编码结果探讨关于“垃圾焚烧”主题的网络讨论是否属于“公共空间”（假设4），并对选取的文本进行了三轮编码。本文逐一考察假设1-4，将三种文本依照不同的体系进行编码。编码中本文随时在中备注分类时想法和反思， 以便完成分类后更准确界定类别背后的主题和类别边界。在编码中阅读上轮编码留下的备注， 继续调整以增强类别的可解释性。

对于8篇报道的编码，本文发现了报道的三个信息来源、记者态度无意识的植入以及对过去相关事件的回顾，报道下的评论编码所得显示出三种类型与四种情绪表达，新浪微博下网民的评论编码情况与其类似，而记者访谈编码从三方面给予了本文启示。基于此，本文对上述编码分别给出了操作定义并选出典型个例建立编码表（表1-3）。为防止假设对于编码过程的影响，对文本进行编码的组员和基于文献综述提出假设的组员同时展开双线操作，编码具有一定的信度。

表1：报道文本编码表

 

表2：评论编码表

 

表3：记者访谈编码表

*以上所有情绪类别与其他类别在编码时并非互斥的关系，因为在表达其他类别的评论时网民也会有一定的情绪表达。

据编码结果，本文逐一考察假设。然后，本文用节点可视化功能，通过占比数据的呈现，逐一分析假设1-4手否被证实或证伪。

七、研究发现

（一）民众评论与报道相关度分析

表4：报道下评论占比情况（分母包含其他评论）

据编码所得（表4、5）可见，报道下评论中，具有情绪表达的评论数达到59.73%的比例，其中对报道内容中的问题的归因以及和记者关于报道进行互动的评论占据28.42%；新浪微博评论中表达情感的评论占有61.41%，对报道内容中的问题的归因以及和记者关于报道进行互动的评论占据54.17%（由于情感表达的评论不与其他话语类别冲突，两者占比之和可能超过100%）。也就是说，民众的评论与记者的报道内容具有相关度。比如《海盐垃圾焚烧项目引聚众扰乱治安事件，官方敦促犯罪人员自首》报道下的一则表达愤怒情绪的评论“一口一个犯罪分子，你们他妈才是犯罪分子”正是基于报道中海盐市政府为敦促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而发表的官方性文件的内容产生的情绪表达。不过，基于记者访谈中关于评论的看法编码所得可知，受访记者认为民众的评论也不乏将评论区作为“发表自己声音、看法、观点的一个地方”（吴跃伟），再加上有些网民“没有认真读原文”或者 “就是读了个标题”（温潇潇、刘霁），评论中的一些情绪表达只是臆断和宣泄的结果。基于此，假设一“民众评论中表现的情感与记者报道的内容相关”只有部分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网民的评论确实有与报道内容相关的情绪表达，但是只是网民评论的一部分。

表5：新浪微博下评论占比情况

（二）话语类别与占比情况分析

表6：报道中话语类别与占比情况

由于报道的内容无法用条目计数，故表6所示编码结果显示的比例为相关话语类别在所有报道中的覆盖率。基于上表所示数据可发现，8篇报道每一篇的内容都包含了官方的声音，而来自NGO、环境专家等第三方的声音也超过了民众的声音，可见民众的声音在报道中式微。根据Nvivo可视化功能制作的饼图所示，官方的声音占据了报道一半以上的内容。

图1 媒体报道中各方声音占比饼图

结合表4、5所得编码情况可见，相应的评论中，情绪表达的负面情绪与正面情绪占比分别为14:1和16:1，而从新浪微博评论中网民与记者互动的情况可见，超过半数的网民都在对政府提出各方面的质疑。

图2 微博下评论与记者互动占比饼图

比如报道《湖北仙桃市长凌晨视频宣布：停建垃圾焚烧站，请市民理性平和》中就有 “政府就是不听民意，自作自受，现在是维稳，将来总有你们维持不下去的时候”等质疑政府行动前不与民众商量的类似评论，都具有一定的覆盖率。官方声音占比与民众负面情绪表达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基于此，本文认为假设二“官方声音过多导致民众的负面情绪”获得一定的证实。

（三）民众与记者互动关系分析

假设1和假设2通过对记者报道进行解构，分析了记者报道对受众情绪的影响。假设3将从民众的话语出发，分析民众的反应对记者可能产生的影响。

根据表4和表5“与记者互动”部分，官网报道下的评论中，民众表达最多的是对报道的质疑，覆盖率达4.62%；在微博评论中，质疑和批评的声音相对弱，占比3.75%。为记者提供线索的评论在官网和微博上都较多，占比分别为2.68%和6.88%。向记者提问的评论在官网和微博上的占比为2.19%和4.58%。最后赞扬和引用报道原文的评论数量过少，无法形成倾向性话语，并且对于本假设的影响较小，所以忽略。

（1）在评论中质疑

发表“质疑”评论的民众主要有两个质疑点：首先，民众认为记者的报道存在常识性错误。比如《西安长安区大学城一村庄垃圾焚烧“猖狂”，多部门都称管不了》一文中，10位网友提到关于大学名字有误的问题，“棍儿”评论说：“长安大学的我看到这个标题一脸懵[摊手]。”其次，民众认为报道不够客观公正。比如《海盐垃圾焚烧项目引聚众扰乱治安事件，官方敦促犯罪人员自首》一文，网友“拧在心头自然萌”说：“一味做政府官微的传话筒谁会信服。不客观公正的报道，片面的报道能对得起媒体工作者这五个崇高的字？”

我们通过对比记者访谈发现，对于第一点质疑是记者通过提高专业素养能够达到的，也是记者尽量避免的错误。而对于第二点质疑，记者们普遍受到舆论管控的影响，涉及“聚众扰乱治安事件”等敏感话题时，记者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从选题到采访到发表，都面临巨大压力。但是民众不完全了解这种情况，所以把情绪转移到记者身上，这个问题不是媒体自身能够解决的。

（2）在评论中提供线索

记者通过议程设置决定民众能够看什么，但是网络平台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发表观点的公共空间，他们不仅可以自己决定关注什么，还可以把自己关注的公共事务展现给别人，进行议程设置。垃圾焚烧这个话题是民众的“痛点”，一旦看到媒体上有相关报道，就会引起“共鸣”，将自己知道的、经历过的表达出来，引起关注。比如，在《湖北仙桃暂缓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称征求市民意见后再决定》报道中，“爱睡觉的柒”评论称：“我家附近就有一个处理厂，杭州在四个方向上都有而且还得继续新建。”网友提供线索类似于大数据挖掘，媒体无法了解全部相关事件，通过网友“爆料”能够反映出更多问题。

在记者访谈中，四位记者都认同评论能“提供线索”这个作用，而且把它作为评论中首要参考的内容。

（3）在评论中提问

民众在评论中的提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垃圾焚烧应当如何处理；二是对信息公开、环评、执行情况进行提问；三是要求记者解释“非法集聚”。这表明民众对垃圾焚烧不完全持否定态度，能够理解焚烧是比较好的处理手段，所以会问 “焚烧应该比填埋更环保吧”等问题。但是他们对信息公开、焚烧厂的资质、环保部门的监管呈现怀疑态度。比如有网友问：“之前建的时候征求过群众意见吗？”表明在垃圾焚烧厂动工前，公开征求意见的环节可能缺失。

根据以上分析，民众与记者的互动是信息量比较大的，一方面提供了更多垃圾焚烧厂不合理建设的情况，另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能够达到促进问题解决的效果，所以假设3成立。但是也可以看到，民众与记者的互动远远超过了“解决问题”这一个方面，还涵盖了对记者专业性的要求。另外，在互动中，愤怒情绪也在起作用，民众多用反问、隐喻等方式表达不满。

（四）报道的话语结构与公共讨论空间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记者的报道会影响民众在评论中的情感表达；报道中官方话语过多是民众对报道产生负面情绪的原因之一；民众在评论中的反馈有意解决问题。基于前三个假设的结论，我们提出第四个假设：报道中各方话语不平衡导致垃圾焚烧问题缺乏充足的讨论。

在假设2中已经对官方话语进行了分析，在这里我们对民众和第三方话语进行详细分析。根据表6数据，涉及第三方话语的报道篇数只有两篇，覆盖率为31.48%。通过对报道文本的回顾可以看到，这两篇报道一是环境专家表达“垃圾焚烧是最合适的处理技术”的观点，二是法律专家表达“环境责任纠纷纳入法治轨道，可以大幅减少不安定因素”的观点。而民众在报道中的声音一是记者陈述民众爆料当地出现垃圾焚烧造成空气污染的事件，二是环境公益诉讼难以推行，三是记者对“群体性事件”的现场进行描述。通过对第三方和民众话语的对比可以发现，民众的诉求是两位专家提到过的，但也是一直无法通过正当程序解决的。

首先，民众的关注点已经从“能不能焚烧”转向“怎么焚烧”，对应的是环境专家的看法。民众对垃圾焚烧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全面否定到有条件接受的过程，而这个条件就是垃圾焚烧厂的资质和政府部门的监管，如果以上两条都能达到标准，就可以接受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但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地方都是因为没有满足以上条件。

其次，民众想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但是无奈投诉艰难。比如在《武汉居民告锅顶山垃圾焚烧厂污染获立案，索赔7元》报道中提到：“任瑞告诉澎湃新闻，从2014年6月开始，她和其他居民就开始向汉阳区法院递交诉状，直到2015年4月9日，部分居民的诉讼材料才被接收并登记。”这和法律专家的观点对应，民众需要诉讼渠道，但其根本目的不应该是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而是解决环境问题，维护公民环境权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众和第三方的关注点有偏离，报道话语不平衡超越了数量上的不平衡，而是内容上的不平衡。

七、讨论

垃圾焚烧报道中，网民评论中表现的情感，部分原因是记者报道的内容引起的，部分是由于对事件本身的观点转嫁到报道上。现实空间中，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少，情绪无处发泄，而记者的报道为民众抒发感情、表达观点提供了渠道。在网络这个公共空间中，人们的真实身份一定程度上被隐匿，所以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看法。

记者报道中官方话语过多导致民众的愤怒和对政府的批判。由于在环境事件中，政府表现一直不佳，给民众造成了“刻板印象”。在这种反复刺激下，民众只要看到官方消息，就会发表质疑和批评。然而在中国新闻的大环境下，较为敏感的新闻从实际操作上有限制，记者采取迂回路线报道政府公告，显然不能满足民众需求。

评论中民众与记者的互动除了想要解决当地垃圾焚烧的问题，其中也包含了情感的表达。在这方面可以看到我国民众对记者的要求颇高，除了对报道的内容进行互动，同时对记者专业素养的评价也很多。有些情况下，记者专业素养不够也成了民众表达情绪的出口。

报道中话语在内容上的不平衡导致民众与其他主体的讨论陷入困难。从话语的数量上看，记者在报道中尽力平衡不同话语。但报道呈现出来的民众的关切恰好反映了我国环境领域的缺陷，所以民众与其他主体的讨论无法在一个多方平衡的前提下进行，所以我国环境问题还未形成一个公开讨论的公共领域。

八、反思

由于采用了定性研究的方法，所以必然存在着偏倚和代表性不足的缺陷。首先在数据收集方面，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选取了八篇报道进行分析，同时本次研究缺少对数据的交叉编码，对两个变量的交互分析存在缺失；其次，我们只访谈了四位记者，无法代表记者群体的普遍看法，不够全面；最后，在假设上，我们提出的四个假设的代表性存疑。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充足的时间能够进行更深入和完善的研究，以帮助记者和公众进行更有效的沟通，为我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建立提供一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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