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1世纪的前十年，在我国的博客和论坛社区里发生了一系列“自我裸露”型性隐私事件。本文认为，在网络社会新浪潮中本体安全漂浮不定、传统的制度和道德伦理濒临重构、公域私域边界日益消解、陌生人社会中人际交往趋向于主观情感联系的背景下，在这些事件的主人公，都是将对性隐私的自我裸露作为一种重建自我认同的技术手段。但在全景敞视式的网络平台中的自我裸露，会对网民的精神自由造成极大威胁；而将性、隐私、私人内在领域作为一种客体技术的做法，不仅影响了性政治的有效性和批判性，更会造成人内在灵魂的异化和物化。如何在网络时代当中坚守人内在灵魂的独特和自由，是当今政治伦理和生命伦理在重建过程当中必须考虑的方向。

关键词：自我认同、性隐私、自我裸露、陌生人社会。

一、21世纪初我国网上的“自我裸露”型性隐私事件

2003年6月至11月，一名网名为“木子美”的25岁女性编辑，将自己与多名男性的性交往日记结集为《遗情书》，在中国博客网（www.blogcn.com）上发表。一时间内，其最高访问量达到3000万，甚至一度令网站服务器崩溃，木子美也因此一夜成名，而“许多中国人因为木子美的出现，突然间知道了什么叫博客”。木子美本人把“每两周换一个情人的体验式的性爱写作说成‘是我的个人行为变成整个社会的行为艺术的真实写照，也是我的真人秀’”，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2004年1月5日起，一名网名为“竹影青瞳”的广州大学女教师在天涯社区个人博客上实时更新自己的裸照，并配上一系列惊世骇俗并附有争议性的标题和文字。两个月内，该博客的访问量突破130万人次。而竹影青瞳自己对自身裸露的评价是：“我对我自己身体的自拍，只是因为我有冲动要这么做。我的鲜血直往头上涌，我想看见自己美丽的样子，然后让人也看见。我在担心我会不会有一天彻底抓狂，自恋至死。”竹影青瞳至今仍以“特立独行者、思想前卫、文风大胆、语词狂狷魅惑”自居，并仍然在个人网站“竹影青瞳作品站”（http://zyqt.org）上更新文章。

2005年，天涯社区又因一名网名为“流氓燕”的单身母亲而“火”了起来。她于5月、12月两度在社区内公布了自己的裸照，还在12月举起了“新女权主义的大旗”，提出“真正的自由，是女人有一天可以独立骄傲审视男权世界的一切”[ 关于三个性隐私事件的表述，主要参考胡泳《众声喧哗》第145页，以及网站http://zyqt.org/。]。

这一系列性隐私事件，全部发生在21世纪的前10年。在这10年当中，我国网络媒体的发展经历了从Web1.0到Web2.0时代的蜕变，不论是网络媒体本身还是时代与社会，在时代浪潮当中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闵大洪，2016，XVII）——旧的制度、伦理在新技术、新社会样态面前逐渐消解和重构，作为网络社会主体的网民与这些变革相遇，他们的自我认同也遭遇了互联网本身特征带来的原生性困境。而一系列在网络媒体平台上发生的“自我裸露”型性隐私事件，就是这种消解与重构的一个缩影。这些事件的主人公，在众声喧哗之中公开展示自己的裸露身体与性体验，并试图从这种传统伦理道德视角下的越轨行为来获取自我认同。

本文的理论研究对象就是这一系列“自我裸露”型性隐私事件。它们不仅以越轨的方式让初入网络社会的网民重新思考道德伦理的界限，同时也揭示出了网络社会新浪潮当中国人自我认同的惶惑。当传统的道德伦理在新时代中需要重构，人们的自我认同又因为网络社会的一系列原生性困境而难以安定，这一系列矛盾与张力最终在“性”与“隐私”两种议题的交叉中引爆，引发了后续一系列关于自我认同和道德伦理的思考。

二、思想背景：现代陌生人社会带来自我认同的原生性困境

本文将以“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作为核心理论线索来解释前文所述的“自我裸露”类性隐私事件。自我认同既需要在稳定的意义上认识自我的独特性和价值，又需要在变动的时空与生命历程中的反思性思考与自我超越。它一方面参照于内在心灵的生命轨迹而建构，（吉登斯，2016,73）一方面也与外在的社会制度化因素紧密关联（吉登斯，2016,71）。相似地，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将自我认同的形成、持续和流变归因于“主观化”（subjectivization）和“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影响（Berger, 1973，92），而本部分将以这两个因素为线索展开。

现代性的“主观化”，揭示出自我认同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人的内在心灵；而人在此世的定位和意义，则决定于人心灵当中一系列作为二元对立的界限之中。（西美尔，2003,1）诸如高等-低等、重要-次要、美好-糟糕等（特斯特，2010，p3）。唯有这些界限能令生命生发出意义和解释，方能令生命变得坚固而可以领会。但现代性的流变不居却在人类智识领域当中对界限进行了崩解和重建——当近代欧洲经历上帝之死和科学称王，形塑着“何为高等、何为低等”等界限的力量由自然力量转化为外在的、物化的标准（特斯特，2010，25）；同样地，当今日国人的日常生活从“传统社会”被卷入网络社会的新浪潮之中，他们被迫在日趋崩解的传统伦理上漫无边际地探索网络社会的新道德，他们智识中的种种界限也随之崩解，自我认同也失去了固定的内在根基。他们宛若刚刚策马出门的堂吉诃德，“发现世界已经认不出来了”（昆德拉，2004，7）。因何而阐发生命的确定性意义，还能超越何种界限来使生命意义获得升华，成为这代网民在网络社会生活当中的惶恐与迷惘。

而“去制度化”，则揭示了外部制度及制度下的社会交往越来越无法为人的自我认同提供意义与稳定性。当今以数据、标签为个人身份基础的互联网本身，宛若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名篇《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的大都市，原初为网民们提供的是一种最缺乏个人色彩的制度结构——每一个网民个体都可以以同一种标准化的、分门别类的、精确而可计算的、物化的外在标准形式来衡量（西美尔，2017，250）；而彼此间匿名且素未谋面的网民也宛若大都市里的陌生人，由于难以互相探求家庭背景、社会阶层、个人性格等个性化的制度性特征，他们之间的交往容易诉诸于对数据标签的标准化算计。但这个陌生的制度、陌生的群体却又不得不成为当今人类日常生活中必须去算计、去信任的对象——由于现代制度的易变性，风险（risk）及其扩散已然散布于社会制度与社会交往当中，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威胁（吉登斯，2016，3），而风险的预防又令人类不得不对这些素未谋面的人是否值得信赖作出判断（胡泳，2008，147）。于是，这样一种“去制度化”的“陌生人社会”对人的自我认同造成了双重威胁：一方面，尊重个性完整和个体差异的传统制度被夷平，新制度下的交往容易沦为精打细算、缺乏个性、转瞬即逝、且空虚厌烦形式，人难以从制度性因素当中获得对自我个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出于风险预防的需要，人又不得不去根据这些生活方式的无尽变化当中界定自己（吉登斯，2016，73）。稳定的外在制度、凸显自身独特性的社会交往，在稳定的自我认同当中逐渐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外在制度上的无所倚靠，和无穷无尽的风险意识。

因此，现代网络社会为网民个体的自我认同提出了一系列原生性的挑战：“稳定”的心智伦理界限和社会制度都不复存在，而个性却又难以在一个二元对立消逝、个体被原子化的现代世界当中得以体现。这对每一个初入网络社会的个体而言都是崭新却充满焦虑的体验。在这些挑战面前，自我认同的重建只能站在传统的废墟之上，只能重新诉诸自我、诉诸陌生人、诉诸陌生的网络社会与公共领域而形成。

三、自我裸露：一种自我认同重建的技术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当中国网民初次踏入以博客、播客为代表的Web2.0时代，他们所面对的网络媒体不再只是大众传播时代的门户网站和新闻网站；在博客和播客上，网民可以进行个人表达和内容生产，以并以此基础开始交往（闵大洪，2016，XVII），中国的互联网仿佛初次开始形成以内容表达和交往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与此网络社会的形成相伴的是，初次踏入这个公共领域的我国网民也遭遇了一系列上述的自我认同的原生困境，“如何在网络社会中重建自我认同”也成为了摆在我国网民面前的难题。本文认为，这一系列“自我裸露”型性隐私事件的主人公，都是将对性隐私的自我裸露作为一种操作技术手段，以在作为现代性新浪潮的网络社会当中重建自我认同。

而在网络社会等现代性新浪潮之前，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以一系列伦理、习俗约束着公共领域中非个人化的人际关系。这些界限可以被阐释为一系列前文所说的“二元对立”——约束-放纵、虚伪-诚实、严肃-轻松、理性-感性。以家庭背景、社会阶层、个人性格等制度维度维系的传统社会，往往以差异化的伦理道德来约束社会交往中的个体，因此个体在公共领域中往往偏向这些二元对立中的约束、虚伪和理性，而将放纵、诚实、感性等因素放回私域的阴翳当中。然而，随着“陌生人社会”逐渐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主要样态，原有的制度界限变得互不知晓，以差异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在陌生人社会的形式公平中不再适用，但又为了避免产生彼此间的不信任，正如前文所言，自我展示程度也逐渐成为获取陌生人信任和认同的尺度（胡泳，2008，144），乃至参与网络社会生活的重要指标（胡泳，2008， 152），人们开始对陌生人裸露自我的真实感情而与陌生人形成一种心理交往的关系——“不是对别人诚实而是对自己诚实……只要是自身的深切感受，什么事情都可以披露”（胡泳，2008，143）。于是，原本属于“私”的“本真性”特色逐渐在公共领域当中裸露出来——

“缄默的空气被打破了，人们开始相信公共活动可以暴露行动者的内在人格，对真诚和真实的富有浪漫性的狂热追求撕下了人们过去曾在公共场合中戴上的面具，熔蚀了人们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界限。”（拉什，2013，25）

不仅外在社会的制度层面开始认同、追求“内在人格”，人的内在心灵也开始诉诸自我，将起作为重建自我认同的技术手段。人的主体性逐渐从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逃避回私人生活这个避难所，也不可避免地转向个人主义和自恋享乐主义（拉什，2013，25）；这使人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种戏剧表演性（拉什，2013，66）。不论是大众传媒时代还是网络媒体时代，都见证了一系列自恋主义及其下的情感暴露表演的事实——政治中的选举和决策程序成为了个人形象的表演性宣传，激进主义者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英雄崇拜，最初的互联网聊天室成为“心情树洞”式的场所，人们也逐渐习得了社会学家戈夫曼所言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技术。当陌生人社会中公私界限不复以往，该种社会下的个体也需要通过自我裸露和情感联系来满足自身的自恋心理，这一系列在“前台”与“后台”中穿梭自如的自我裸露技术，不仅能够令自恋者从表演的自我当中获取认同感，还能在通过获取日常交往中他人的反馈、通过以社会公民身份参与政治生活，从中获取来自他人甚至社会的认同——这就是“自我裸露”型性隐私事件的源头。

而在这些“自我裸露”型事件的语境中，自恋、暴露的对象——性，正是这些事件主人公所要展现的独特人格，并通过对其的展现来实现自我认同。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性话语，就好似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性经验史》开篇所述的“维多利亚资产阶级社会的漫漫长夜”——

“性被小心地封藏起来，它迁入新居，被夫妻家庭所独占，全力以赴承担起严肃的、繁衍后代的职责。于是，提及性，人人缄口。合法的、担负繁殖后代责任的夫妻占据统治地位，被尊为楷模。……无论在社会范围内还是在家庭范围内，只存在一个被认可性的场所，但它却是实用而多产的：那就是父母的卧房。”（福柯，2002，289）

传统中国的性话语史也仿佛是福柯所说的“性压抑史”。从清朝开始（一说宋朝），公众态度日益将性视为隐私之事，在公众场所从不言性；而现代中国以来共产党的禁欲主义倾向也日益加强了以性为耻的氛围（李银河，2009，29）。但是在木子美事件和竹影青瞳事件当中，性仿佛成为了一种真人秀，成为了行为艺术，成为了先锋、狂狷的意义，此处的“性”，已经剥离了与人类生育繁衍及相关的道德伦理之间的联系，而单纯地成为个体的一种身体属性；而关于性的言说，已经不再是爱欲与负罪感的结合，不再与传统和伦理之间紧密联系，而更多的是自我对羞耻倾向、亲密关系、自身身份的自恋式的认同（吉登斯，2016，153）。竹影青瞳的随笔《把光打在身体上》就展现出了这样一种自恋的状态。作者从一个表面上默然旁观者的角度，将自身的身体和内心生活客体化并进行分析，但却无法抑制住自恋式的自我暴露，并将这种体验对读者进行一种勾引：

“我把光打在我的身体上，这我原本以为丑陋的东西（因为它源源不断地输送可耻的欲望让我承受），这我原本不屑一顾、爱理不理的随身物体（因为内里的精神才是最该被重视的）。我把光打在身体上，然后我发现，我实不该长久以来为它的跟随感到可耻，我实不该长久以来如此漠视它的物体的美丽。”[ 引自胡泳《众声喧哗》第150页的引文。]

四、全景敞视主义下心灵与政治的迷惘？：隐私和性的伦理尊严

Web2.0时代中的我国网民，仿佛第一次体验到了一种名为“网络社会”的公共领域。拥有了表达权的网民自然可以在这篇公共领域当中参与公共讨论，并从自身利益出发实现一种参与性的“政治”。不论是何种时代的政治，都以一系列基本问题意识为基石——何为公，何为私，何议题可以进入公共讨论而成为政治议题；人为何而参与政治，是为了利益还是为了自我实现——但随着网络这个陌生人社会当中网民的自我认同开始诉诸自我展示，随着一系列“自我裸露”型性隐私事件的发生，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发生了变化；而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公私界限的崩解和网络政治本身的迷惘。

前文中提到，在网络社会等现代性新浪潮之前，传统的生活伦理对日常生活的公私界限进行了分野——“公”往往与约束、虚伪、严肃、理性联系起来，而“私”则带有放纵、诚实、轻松、感性的“本真性”特色。但在网络这个陌生人社会当中，由于与陌生人之间的交谈往往裹挟着对自身情感的暴露，因此以往在公共政治领域之中严肃的社会关系往往转型为直接的感性的情感联系——这使网民主观体验中“公域”与“私域”之间的边界逐渐消解。不仅如此，Web2.0时代也提供了公私边界消解的技术平台，尤其是发生这些“自我裸露”型事件博客、论坛社区。它们既具有私域属性——通过凸显个性的写作、积极分享的态度、自我迷恋的心理满足了网民个体的自我认同，也具有公域属性——原本属于私域的个人体验转化为在公共领域中向大众传播的信息力量，公域当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共享和讨论。当传统生活伦理所维系的公私边界开始在制度变革中消解和重构，有关 “隐私”和“性”两个议题本身的张力，也在制度变革中凸显出来。

隐私，原本是一种可以用来对抗政府的权利。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曾有一句名言：“一个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法律在它周围建起了壁垒。”（胡泳，《从敞视、单视到全视》，144）而美国宪法的第四修正案也规定，国家不得无证侵犯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因此，隐私，一直寄寓着个体对私人领域自由的珍视，对侵犯、抢夺小至窥探私人领域的不齿与愤慨。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以今天的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技术权力，却在每一个网民身上建起了福柯所言的“全景敞视监狱”——当一切事物都变成了赤裸裸的数据，管理、规训这些数据的技术权力在网民的网络生活当中无孔不入地渗透，甚至是网络上最偏僻的角落之处；然而技术权力并不掌握在广大网民的手中，而往往掌握在政治、经济、技术合谋而成的利维坦手中，这位“老大哥”可以高居于中央监视塔上，监视着所有的下属人员的日常生活隐私（刘北成，2012，219）。这样的网络社会宛若一座隐形监狱，私人领域的自由表达和支配权看似掌握在网民个体手里，但人类自理性时代以来所珍视的“个人主义”“自由”却已经无处安放，取而代之的是肉体和精神规训带来的去差异化与夷平——何来真正的个体自我认同？

但讽刺性的是，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当我国网民初次步入这座全景敞视监狱时，并没有对自己的私域引起足够的珍视，反而发生了这些“自我裸露”型性隐私事件，向公众展示自己所珍视的私人领域，甚至是自身的性与身体。网民时刻生活在监视与规训之中，但同时沉迷于自恋式的暴露自我和情感表象式的空洞交往。这仿佛印证了在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一书中的警示——“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波兹曼，2015，185）当我们的自我认同并非建立于对我们内在灵魂的自我深刻认识上，反而建立于我们投射与网络世界的自我镜像当中，建立于对外在文化形式的沉迷中时，我们就会失去我们自己的理性灵魂所真正珍视之物——精神自由。

在“性”的议题上也是同理。但在这些“自我裸露”型事件当中，“性”这一议题的特殊之处在于，一些偏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会从自我裸露中产生。然而，这些所谓的情感性的“政治诉求”却是令网络上性的政治更加迷惘。政治生活的实在目的，是通过批判、改良和变革的形式实现不同阶级利益间的调和。但是，当这些事件的主人公们，将“性”更多地当作一种主观的、转瞬即逝的情感表达而非一种政治性的阶级意识，对“性”的自我认同更多地出于自我裸露中的情感化表象而非心智理性中的阶级利益诉求，她们在“性”上的阶级认同实际上已经退化了（克里斯托弗·拉什，2013，26）。当“性”不再成为一种阶级的界限而存在，性的政治将会陷入一种失去批判性的危险——即便是最先锋、打着最鲜明女性主义旗号的批判理论，其原本用来规定性领域内的社会矛盾的否定概念和反对概念也将在情感化的政治生活中逐渐空虚，并逐渐沦为一系列描述性、批判性、操作性的术语（马尔库塞，2008，5）。在“自我裸露”型事件的影响下，性的政治面临着失去利益诉求、失去批判性、陷入一种迷惘与暧昧的危险。

但性在政治层面的迷惘还不是最深层次的危险——福柯在《性经验史》之开篇就揭露了这种最深层次的危险：

“不应该简单地将性作为惩罚或者宽容的对象来谈论，而应该将其作为管理的对象，将其纳入实用的系统，为所有人的最高福祉去调整它，使其发挥最佳作用。性不仅可以被评判，而且可以被管理；它属于公共权力，需要一定的管理程序；需要透过分析性的话语对其进行表述。”（福柯，2002,301-302）[ 结合杜小真编选《福柯集》301-302页和佘碧平《性经验史》18页的翻译，对个别字词句进行了调整。]

人类的性，由于与生育繁衍之神圣紧密相连的性，在坦白性事的政治、经济、技术的煽动下，性被异化、物化，成为了一种“管理的对象”、“实用的系统”、“公共权力”，愈发成为了一种客体性的外在形式，而非灵魂的神圣目的。本文所列举的这一系列性隐私事件表明：我们的性，其实很容易向整个网络社会及身处其中的公共管理、道德思辨、窥视欲望、声誉名利敞开；性、隐私、个性等等范畴，原本都融于我们的主体灵魂内在，但却日益成为了向外暴露、敞开的客体形式。在自我认同上，性隐私事件的主人公们将性视为一种客体形式，并通过文笔、表演、标签、口号等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这一齐美尔所说的“客体文化”，并试图以此来获得自我认同，但埋藏于自我灵魂深处的情感、反思、内聚、创造性、自我认知、尊严、意义、静谧这一系列个性，一系列界限，却无处安放，更无法为自我认同的形成提供最坚固的保证（胡泳，2008，174）。我们的性，我们的私人领域，乃至我们生命的深度和意义，就被这样削平。如何使我们的主体灵魂保持高雅、独特、内在和自由，是当今政治伦理和生命伦理在重建过程当中必须考虑的方向，更是如今每一个网民、乃至每一个现代人应当反思和坚守的精神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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