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记者会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新闻发布体系中一项特殊的制度安排”[ 吴锋、［美］本特莱·克莱蒂，《总理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的内容偏好及情态取向研究——基于1993 －2015 年总理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分析》，《现代传播》，2016年第9期，第56页]。每年“两会”的闭幕日，由国务院总理会见并接受中外记者提问，以阐释中央政策取向、回应各方关切问题。198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首次出席当年全国两会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1993年后，总理记者会成为一项常态化的制度。

目前，新闻与传播学界对于总理记者会的研究集中于四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总理记者会中的新闻实务问题，如周少四在《如何寻找采访提问的角度——以总理记者会为案例的新闻采访学课程教学探讨》一文中，探讨的新闻采访技巧。第二个角度通过内容分析，对总理记者会中的问题进行倾向、情绪以及相应回应等方面的研究。如中王欢在《攻击与躲闪--对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三任总理首场记者招待会的会话分析》一文中，提出攻击性程度与躲闪型回答不存在正相关关系；记者提问的客观方面，包括提问开放度、提问层面，以及总理希望通过记者会实现的主观目标共同决定总理回答问题的类型。[ 王欢，《攻击与躲闪——对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三任总理首场记者招待会的会话分析》，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页]吴锋、［美］本特莱·克莱蒂的《总理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的内容偏好及情态取向研究 ———基于1993 －2015 年总理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分析》。第三个角度则集中于总理记者会作为特殊“新闻发布”的功能，对总理记者会的内容及相关媒体的报道反馈进行分析，进而研究总理记者会在议程设置、政府形象等方面的效果和作用。如姚君喜的《政府议程、媒介议程与国家形象——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总理记者会的解读和分析》[ 姚君喜，《政府议程、媒介议程与国家形象——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总理记者会的解读和分析》，《现代传播》，2010年第3期]。第四个方面是对总理记者会的历史、制度、现状等进行梳理，如胡尊元的《“两会”总理记者会制度研究与时代变迁》[ 胡尊元，《“两会”总理记者会制度研究与时代变迁》，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虽然相关的研究并不少见，但是总理记者会中的许多内容被忽略了。本文通过分析1993年至2018年共26次总理记者会中，提问媒体和提问所涉及的话题，发现总理记者会既是不平等的、失衡的全球传播格局的投影，也是中国对这种传播格局态度的直接体现。

不平衡的提问机会

在26次总理记者会中，共有315次提问，其中中国大陆媒体提问107次，港澳台地区媒体提问56次，两者共占比51.7%。也就是说，近一半的提问机会都给了国外媒体。在国外媒体中，美国媒体共获得了44次提问机会，占国外媒体提问次数的30%。西欧国家的媒体共获得50次提问机会，占国外媒体提问次数的33%。亚洲其他国家媒体获得41次提问机会，俄罗斯获得14次提问机会。而中东地区国家的媒体仅获得2次提问机会，非洲国家的媒体仅获得1次提问机会。而南美洲、大洋洲国家迄今没有获得任何提问机会。在国外媒体的152个提问机会中，其中的109个问题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占比72%。

总理记者会对外传播的目的

要解释为什么国外媒体会有如此不平衡的提问机会，必须首先明确总理记者会对外传播的目的，或者是需要实现的功能。

总理记者会是新闻发布会的一种形式。孟建提出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理论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知情权”。孟建在此采用了施拉姆对知情权的定义:“公民获取有关公共领域信息或本人相关个人信息的权利。在新闻传播领域, 特指受众通过媒介获取信息, 特别是公共生活的权利。”基于此，政府有通过政务信息公开和及时传达而保证公民知情权的义务。另一个理论维度是“软实力”，通过传播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

刘建明认为，新闻发布具有四个社会职能，分别是社会沟通、树立形象、引导舆论、控制信息。[ 刘建明，《新闻发布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的“形象”同样采用了“软实力”的理论基础。“引导舆论”则是指政策议程、媒介议程再到公众议程的顺利转化，引导公众“想什么”；同时执政错误观念，澄清事实，回击流言。控制信息主要是指控制不利的、有害的信息，谨慎考虑这类信息的社会影响。

冯春海在《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变迁》一书中，将政府新闻发布的社会功能划分为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国内与国际；常态与危机。

其中B代表政府新闻发布在国际·常态语境中的社会功能，即通过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消除分歧、减少误会、增进了解、达成共识，提高国家的被信任程度和国际影响力。D代表政府新闻发布在国际·危机语境中的社会功能，即在面临突发国际冲突和需要全球合作的环境、气候、疾病等议题时，开展国际新闻发布，实现全球治理，促进和平与发展。[ 冯春海，《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

同时，总理记者会又是政府新闻发布的一种特殊形式。冯春海提出新闻发布的三个要素分别为新闻发布主题、媒体和公众。与常规的新闻发布活动相比，总理记者会的新闻发布主体为我国政府首脑，其本身的影响力、个人媒体形象、代表性等与常规的新闻发言人有较大的特殊性。总理记者会的媒体数量更多。据统计，2018年总理记者会参会记者人数已经超过1200人，远超常规的国务院新闻发布活动。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领域也更加广泛。由于总理记者会的特殊性，其中的公众的范围和数量也远超常规的新闻发布活动。胡尊元认为，总理记者会的四项主要功能为：治国方略的权威表达，政府公关的重要途径，政治新闻的重要出口和政府形象的展示渠道。

由此可见，总理记者会对外传播的主要目的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信息的传达，这里的信息不仅仅指中国的相关政策和最新的消息，还包括发展理念、价值观念、诉求和态度等。另一方面是国家形象塑造，通过回应国外媒体的疑问，破除不利的、消极的谣言或者刻板印象，传播有利的、积极的信息，从而引导国际舆论，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提高国际影响力。

总理记者会的三要素之一：媒体

冯春海提出，在中国政府新闻发布生态系统中，媒体有四种角色。第一种是新闻发布的对象。第二种是新闻发布的次主体。“媒体并非是完全被动的接受对象，而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一点在总理记者会中尤其突出，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媒体，在提问中本身就包含了媒体品牌、价值观念、关注领域等框架。对26次总理记者会的记者提问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美国和西欧的媒体提出的问题中，有57次是基于负面信息的提问，这些负面信息包括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意识形态挑战、社会问题质疑等，占美国和西欧全部提问次数的61%。

第三种是新闻发布的平台。第四种是政府新闻发布的语境。[ 冯春海，《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7页]徐国源和谷鹏在《当代传媒生态学》中提出，我们当下身处的“媒体社会”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媒体对社会的驱动和强烈影响；第二层含义是媒体“以它独立的意志构建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与现实社会并行或交叉运动的”。[ 徐国源、谷鹏，《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7页]这一层意义与“拟态环境”理论有相似之处。因此，政府新闻发布活动本身就处在媒体社会中，受到媒体的巨大影响。

而总理记者会的主要形式不是单方面的新闻发布，而是媒体的提问与总理的回答。因此，媒体在总理记者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尤其突出。总理记者会要实现信息传递和国家形象塑造的目的，必须通过国外媒体这一渠道；而同时，国外媒体也以主动性影响着这两项目标的实现。

不平衡的全球传播格局

当下的全球传播格局本身就是不平衡的。史安斌和张耀钟指出，“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信息和舆论传播格局始终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少数国家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经济、 技术和资本实力掌控着世界大部分新闻、信息和舆论的生产和传播，并在多年的实践中建构起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旨在维护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传播中的优势乃至垄断地位”。[ 史安斌、张耀钟，《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解析“中国方案”的历史溯源和现实考量》，《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5期，第13页]

当前，研究全球传播格局的理论主要有三种流向。第一种是依附理论。依附理论最开始由巴西经济学家费尔南多作为经济理论提出，后来被应用于国际传播格局的研究。其主要表现是，“发展中国家的媒介传播内容、节目、广告和资金等受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公司的支配”[ 明安香，《略论新世纪的全球传播格局》，《现代传播》，2006年第6期，第20页]。由此，依附于发达国家媒体的发展中国家，其公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世界的看法等都受到发达国家媒体的影响和塑造。第二种是传播霸权理论。其理论根基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本意是指统治阶级在某些历史时期实施社会和文化领导权的能力，并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他们在国家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权力。[ 金苗，《媒介霸权论：理论溯源、权力构成与现实向度》，《当代传播》，2010年第5期]其后，文化霸权逐渐发展为两个现实向度的理论方向。一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由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提出，主要批评发达国家媒介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侵蚀和破坏。文化帝国主义在今天还发展出了“电子殖民主义”的理论，着重关注作为文化殖民手段的新的媒介技术和形式。二是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由博伊德-巴雷特最先明确定义，是指“某国媒介的所有权、结构、传递或内容，受制于他国媒介利益的强大压力，二未有相当比率的相对影响力”[ Kwadwo Anokwa, Carolyn a .Lin& Michael B. Salwe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cepts and Cases, Belmont: Wadsworth, 2003,p230]的现象。两者有相通之处，正如文化帝国主义学者汤林森概括的一个研究现象，绝大多数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都离不开“媒介”的中心位置。[ [英]汤林森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41- 46页]李金铨对此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介帝国主义”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偏好前者，从而从宏观上探讨“媒介主权控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媒介讯息所表征的意识形态，以及这意识形态对阶级制度的繁衍有何效果”。[ 李金铨，《传播帝国主义》，]第三种理论流向是世界系统理论，由美国学者伊曼纽 尔·沃勒斯坦提出。该理论将全球传播格局描述为三层同心圆结构，掌握话语权力的发达国家在同心圆的最核心一层，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核心国向其他区域提供媒介技术、资本、模式、观点，半边缘和边缘区域向核心国提供媒体消费者、市场和廉价劳动力。[ [美]托马斯·麦克菲尔著，张丽萍译，《全球传播：理论、利益、相关者和趋势》，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5页]

因此，当前全球传播格局有两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媒体技术、体量、内容、运营模式等对发展中国家媒体的压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媒体技术、内容和运营模式的依附；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媒体的文化影响力对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压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文化影响力的依附。而总理记者会中不平衡的提问机会正是全球不平衡的传播格局的具体体现。

全球传播格局中的体量和内容

丁柏铨在《重塑世界政经新格局中的中国传播》中指出，全世界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中，96%的新闻由西方五大通讯社发布，而其中仅有 10%一 30%的新 闻用来报道发展中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控制了全球 90%的信息资源，美国控制了世界电视节目流通量的 75%。新媒体的发展仍沿袭了原有的传播格局。目前，全球共有 13 台根服务器，其中10台在美国。[ 丁柏铨，《重塑世界政经新格局中的中国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30日]托马斯在论述“美国传媒巨头”时，指出2010年根据世界传媒市场的份额而确定的十大“全球传媒领导者”，全部是发达国家的媒体集团，其中6个都是美国媒体集团。

而发展中国家，游戏是世界系统理论中的“边缘国家”的媒体系统很不发达，报纸比较少，通常只有几个电台和一个电视网。因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新闻媒体本身就有数量和体量上的优势。同时，发达国家新闻媒体往往是媒体集团资本运营的一部分，其背后有巨大的资本支撑。而无论是赴中国采访，还是在中国设常驻新闻记者，都需要资本的支持。

资本的优势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在内容上的优势。Kyungmo Kim和George Barnett 的一项研究《国际新闻流动的决定者：工作网络的分析》，在对132个国家的国际新闻流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西方工业化国家处于生产和出售国际新闻的位置；边缘国家消费并依赖来自这些核心国家的信息[ Kyungmo Kim& George Barnett,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A Network Analysis, Communication Research,23(June 1996), p323-352]。而发达国家媒体集团还利用资本与内容的优势，进一步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媒体。其中一个方式是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影响发展中国家媒介消费者的价值观、文化观点，并利用资本运作与发展中国家本土媒体进行竞争；另一个方式是在全球传播领域保持垄断地位，限制发展中国家媒体在国际中的发展。由此进一步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媒体的依附程度。托马斯指出，主要的西方媒体机构，如美联社、彭博社、路透社、法新社等，提供了全球90%左右的有线媒体机构新闻。[ [美]托马斯·麦克菲尔著，张丽萍译，《全球传播：理论、利益、相关者和趋势》，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

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信息流动，相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流动而言，是非常少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边缘国家的媒体规模较小，本身在内容上就对发达国家媒体存在依附，使用的语言很多也不是在全球范围内有绝对权力的英语。另一方面，正如托马斯指出的，随着冷战的结束，不少发达国家媒体的编辑和管理层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边缘国家的关注和兴趣减弱。

在这种体量和内容流动都极为不平衡的全球传播格局中，总理记者会要实现传递信息的目的，必然要通过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发展中国家媒体本身数量就处于极大的劣势。如果将提问机会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边缘国家媒体，其在获得信息并阐述之后并不会向发达国家流动；而发达国家获得信息并进行阐释之后，则能够更轻易地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显然更利于总理记者会实现目标。但这也形成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国对发达国家媒体的“传播依附”。尽管中国在内容、技术等方面对发达国家媒体的依附相对边缘国家来说比较少，但是当中国有对外传播的需求时，仍然需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媒体系统。在这一点在各种研究全球传播格局的理论中是较少涉及的。另一方面是这反过来加剧了全球传播格局的不平衡——在总理记者会上，发达国家媒体继续形成了内容优势。

全球传播格局中的媒体影响力

吴立斌对媒体的国际影响力的定义是“信息的传播进入到受众接收阶段，它以受众的关注和接触传媒内容为前提，并最终导致手中在知识、观念、情绪、性为方面改变的过程”。国际影响力与国际传播力有所联系，又有区分。关世杰提出，国际传播力是指大众媒体将信息向全球扩散的能力，比如卫星电视的覆盖率、报纸的发行范围等。国际影响力则更加关注受众对信息的接触和反馈。[ 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因此，媒体国际传播力是国际影响力的基础。

吴立斌还提出了测量媒体国际影响力的三个指标，分别是受众接触、国际社会公信力和媒体国际化程度。按照这一模型，发达国家媒体由于技术、体量、内容和资本的优势，本身就有很强的传播力。加之所使用语言的全球地位，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媒体依附，发达国家媒体的受众接触程度必然是较高的。而其影响的受众层次也属于本区域的精英阶层。由于发达国家媒体在进入发展中国家本土时，以“新闻自由”和新自由主义为招牌，从而方便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受约束的增殖。这种新自由主义迅速席卷全球。与之相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抵抗发达国家的文化入侵，对媒体采取相对明显的管控，违背了发达国家媒体宣扬的新闻自由理念。因而发达国家媒体反而以“独立媒体”的形象，拥有较高的国际社会公信力。发达国家媒体集团的海外资本运作也决定了其较高的媒体国际化程度。因此，发达国家媒体的国际影响力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媒体。

关于发达国家较高的国际影响力效果，有两项实证研究。George Barnett，B·S· Chon和D·Rosen在文章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Internet Flows in Cyberspace中，对法新社、美联社、CNN和路透社的新闻报道、所提及国家以及援助的流动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媒体及其新闻所高度关注的国家比新闻关注度低的国家获得更多的援助，拥有更多的国际关系。这些媒体的报道对援助和国际关系有明显的影响。[ George Barnett& B·S· Chon& D·Rosen,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Internet Flows in Cyberspace, NETCOM, 15(1-2)(September 2001), p61-80]Clifford Bob在他的著作Marketing of Rebellion: Insurgents,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sm中研究了45名活动积极分子和NGO领导人，发现援助并不会流向最需要或者最值得援助的地方，反倒是流向了具有高超媒体技巧，尤其是在CNN或者BBC等发达多家媒体中得到较多曝光和支持的国家。[ Clifford Bob,Marketing of Rebellion: Insurgents,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因此，总理记者会要实现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影响力，也必然要选择发达国家媒体。与发达国家媒体进行更多的沟通，破除负面的信息和刻板印象，传递正面信息和形象。而发展中国家显然没有如此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是这也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国际形象是由发达国家媒体所塑造的。发达国家在塑造中国形象时，本身就带有价值观、政治等框架，甚至很多时候远远偏离了中国本身所要塑造的形象。由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媒体的依附，他们对中国形象的理解也是基于发达国家媒体内容的。这种境遇就如卡 尔·马克思所言，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代表。[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二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疑问和关切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而整个记者会的话题框架由发达国家媒体所主导——他们在提问中已经设置了框架和中国形象的议程，导致发展中国家媒体也只能借助发达国家媒体中的框架和内容来阐释中国形象。

结语

当然，总理记者会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局限在新闻传播方面，中国政治的走向、意识形态偏向、外交动态等都影响着记者会的各个方面。但是作为一个典型的传播事件，总理记者会反映了不平衡的全球传播格局。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在这种不平衡的传播格局中，对发达国家媒体的传播依附。

对不平衡的全球传播格局的抗争早已有之，其中典型的一是 20 世纪70年代至 80 年代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开展的大论战，以印度为首的不结盟国家号召破除旧有信息传播体制，建立“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简称 NWICO）。这次抗争还发表了著名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传播与社会今日与明日》。二是由国际电信联盟发起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简称 WSIS)。尽管两次抗争都不了了之，但是重建公平的全球传播格局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中国在争取公平的新的全球传播格局的斗争中，被寄予很高的期望。近年来，中国的媒体与互联网发展十分迅速，在很多方面开始可以与美国比肩。但是，争取公平的全球传播格局，并不仅仅是在现有不平衡的传播格局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更重要的是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为建设新的全球传播格局努力。也可以看到，近年来总理记者会的提问媒体开始出现了中东地区媒体和非洲地区媒体，虽然数量远比不上发达国家媒体提问机会，但是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合作。未来对总理记者会对外传播的期待是，实现向整个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传递信息、塑造正面的中国形象的目标，并且拜托实现这两个目标过程中对发达多家媒体的传播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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