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概念之一，它在很多领域都具备翻天覆地的力量，在媒介和社会传播环境中也不例外。无论是“机器人记者”，还是未来的“超媒体系统”都表明它正在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和塑造着社会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社群化是一个值得再次注意的现象。虽然对它的讨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时至今日，尤其是在技术环境的变化下，它仍然有探究的价值。因此，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等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给“社群化传播”带来的影响。文章发现这种影响既可以提高人际交往和社群交往的效率，同时也能够限制个人自由和个人特质，这种矛盾性的表现继续引发着研究者们对于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新兴媒介技术;社群化传播

Abstract

Nowadays,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is one of the hottest concepts among all the researchers.It seems to have great power in every aspect of our life,including the media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rea.Whether today’s “Robot journalists”or the “Hypermedia System”in the future,they are all gradually infiltrating into our daily life,even changing the social morphology. During this process, special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again on the Community-based Communication which was first discussed in 1980s. Under today’s technical circumstances,it still has great value for researchers to explore.This text is about the effects that AI media technology brings to Community-based Communication.On the one hand, AI technology can help to lift the efficienc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group interaction,but on the other hand,it will also limit personal liberty and characteristics.This contradictory property can also lead researchers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and technologie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 newly-developing media technology ; Community-based Communication

一．背景介绍

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追求是永恒的，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西方世界一次次的“工业革命”，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奇思妙想最终成了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巨大力量，我们如今正走进的“人工智能时代”也是如此。

人工智能的概念诞生于1956年，最早由一群美国的年轻数学家、神经学家、计算机学家和心理学家在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Conference）上讨论提出。1969年，这一学科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而大多数普通人对人工智能“威力”的直观感受来自于两次围棋“人机大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谷歌旗下“深度思考（DeepMind）”团队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围棋（AlphaGo）”分别以“4:1”和“3:0”的绝对优势击败了世界冠军李世石和柯洁，不仅震惊了围棋界，也震惊了整个世界。

但人工智能的意义远不止停留在游戏的层面，这种技术几乎可以与任何领域相结合，无论是医疗、金融还是教育，媒体也不例外。现在国内外已经有了很多将人工智能技术和媒体相结合的尝试，也获得了一些成果。

技术的进步固然可喜，但它永远不是脱离社会单独存在的。新技术的出现在带来变革的同时，也往往意味着问题，这种问题多是社会和伦理层面的，可能是全新的，也可能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就曾出现过。它改变了社会的形态，促使新现象产生。但由于我们无法预知技术的极限，自然也就无从得知这些问题和现象的终点。而由于媒体行业本身又具备一定特殊性，比起其他领域，它承载了更多责任和公众期望，在掌握社会动态和塑造社会意识上有着先天的优势。因此，这些从媒介技术领域最终延伸到社会领域的各种现象就成了古往今来学者们感兴趣的研究对象。

二．人工智能媒介技术的现在与未来

（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原理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尼尔逊教授给人工智能下的定义是:人工智能是关于知识的学科,是怎样表示知识以及怎样获得知识并使用知识的科学。简单说来，人工智能就是用机器来模拟人类智识。目前人工智能的研究往往是跟具体的领域相结合，主要包括专家系统、机器学习、模式识别、人工神经网络、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自动定理证明、自然语言理解和程序设计七个方面。[[[].张妮.徐文尚.王文文：《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应用研究综述》，《煤矿机械》，2009年第30卷第2期，第4-6页。]]

最初的专家系统是根据在某个领域内已有的大量经验和知识，模拟人类专家的思维来解决问题。而机器学习是试图让程序“掌握”人的思维过程，并能够针对不同的任务自行选择不同的解决方式。再往后的模式识别、人工神经网络和智能决策等几个方面主要就是对人脑的神经系统、视觉和听觉系统等的进一步模仿，使机器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还能“感知”世界，确定“真假值”，最终实现调度乃至决策。[[[].张妮.徐文尚.王文文：《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应用研究综述》，《煤矿机械》，2009年第30卷第2期，第5-6页。]]这样看来，人工智能技术是在实现一个从“无”到“有”的人造过程，就像新生的“婴儿”一样。不过，这个“婴儿”拥有恐怖的计算能力、学习能力和发达的各种网络“神经系统”，未来能够达到的高度目前仍无法想象。

（二）.当下：个性化与智能媒介内容生产

由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还比较有限，所以它在绝大多数行业都还没有实现对局面的掌控，仍然是以辅助工作为主，在媒体领域的应用也是一样。一方面是信息内容与传播方式的个性化，另一方面则是信息生产的智能化。前者主要是通过搜集用户的个人偏好，经过大数据的计算，推送或定制相关内容。[[[].刘芬：《人工智能与新媒体的进化路径》，《中国传媒科技》，2016年10月：第18页。]]而后者主要是自动化大数据新闻采写系统和在特定报道领域开始使用“机器人记者”进行新闻的采写、编辑和发布。例如中国团队研发的“佳佳”，《华盛顿邮报》的“Truth Teller”，雅虎的“Wordsmith”和新华社研发的“爱思（Inspire）”两会报道机器人等。

这种大数据平台信息处理和“机器人记者”的工作原理与专家系统类似，都是先搜集数据和各种信息，然后根据内容需要创建算法程序，再将合适的数据和信息放入内容模板，并调整其语言表达以更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最后一步就是通过智能系统直接发布新闻或者将“写好”的新闻转交给人类编辑进行审核修改。[[[].潘晴晴：《人工智能：开启人机合作新型传播方式》，《现代视听》，2017年4月，第44页。]]这种形式看似新颖，实则仍然是传统消息类新闻生产模式的产物，它为受众提供信息的流程与当下媒体工作室里记者编辑们正在进行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三）.未来：节点与链的信息接收方式大变革

当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更加发达的时候，更为强大的“超媒体”系统和“智能阅听”就会出现，它们会在更大程度上直接改变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超媒体”系统是一种在“超文本”基础之上的升级，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新闻产品和各种信息网络采用非线性方式结合而成。

对于这种系统来说，每个节点中包含的数据,不但可以是传统形式的字符、数字和文本,还可以是图形、声音、视频,甚至味觉、嗅觉、触觉等。它还具备“信息块”之间以链相联系，通过创建、编辑和链接各信息块,用户可依不同应用构造不同的信息结构，以及支持多个用户同时访问超媒体数据库等特征。[[[].余盛可：《超媒体系统中的人工智能方法》，《计算机科学》，1994年第21期，第66页。]]到那时，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之间的界限就会更加模糊，它们的融合即构成了人类的日常生活。

Web3.0的技术特征是万物感知——智慧控制，是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信息交互。这种智能技术使媒介更加回归其连接的本质，而媒体也因智能化重新界定了它的外延，[[[].刘通.熊忠辉：《智能技术：传媒业态未来发展的核心能力》，《试听界》，2016年7月，第24-25页。]]跨界融合和去中心化成为趋势。

（四）.人工智能媒介技术是优劣势并存的社会变革力量

目前，这些技术上的进步所带来的优势是海量信息高速处理、快速应对突发事件、提升新闻报道的全面性和为用户提供更个性化的信息。而深度报道、“人情味”新闻和评论等工作则是它还很难实现的。[[[].潘晴晴：《人工智能：开启人机合作新型传播方式》，《现代视听》，2017年4月，第45-46页。]]因此，目前的人工智能媒介信息集中在财经、气象和体育等数据化较强的领域。它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利用更复杂的神经网络系统为程序加入模糊性和“情感”能力，以使人工智能更加接近人类智识的真实情况。

无论如何，这些人工智能媒介技术和产品都正在逐渐融为一体，并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智能化正在成为未来社会建设的目标，也将成为人类传播的新形态。[[[].陈汝东：《未来传媒发展趋势：一种媒介史的视角》，《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12月（上），第18页。]]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随之而来的对社会形态的改变和讨论却充满争论和对立。很多人已经开始思考，它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种影响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技术伦理方面的重蹈覆辙。

三．新媒介技术产品影响下的社群化传播

（一）. 社群、社群主义和社群化

政治哲学家桑德尔（Sandel）认为，所谓社群就是由那些具有共同的自我认知的参与者组成的，并且通过制度形成得以具体体现的某种安排，其主要特征就是参与者拥有一种共同的认同，如家庭、阶级、民族等。[[[].刘先根.董娟娟：《网络社群化的媒介特性与管理模式》，《新闻战线》，2011年12月，第73页。]]也有研究者认为，社群成员除了应该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还要有休戚相关的利益连接和内在的协同机制。[[[].赵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网络社群的建构——以“罗辑思维”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5年，第32页。]]

而“社群主义”是指自80年代以来,在批判以罗尔斯（Rawls）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兴起的一种强调社群至上的价值观的新政治哲学思潮。这两个学派间的争论核心围绕着“个人与社群”、“权利与公益”等问题展开。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是分析和认识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自由权利是这种认识的核心概念，无此不能真正理解社会、国家、政府和法律。[[[].顾肃：《全面认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42页。]]但这种对个人的强调并不是完全摒弃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而是认为社会行为、民主政治和各类市场决策最终都会落实在个人而非集体的选择之上，这种以个人为主的参与才是最有效率的行为。

以麦金太尔为首的社群主义者则正好相反。他们主张社群是构成个人的基本因素，秩序良好的社群才是政治话语的基础，公共利益也必须优先于个人权利，国家应当在道德教育问题上负起责任。由于平等观是社群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所以社群主义者很重视社会平等，并试图从道德方面寻找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根源的方法。[[[].何霜梅：《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群主义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期，第63-65页。]]他们还认为社会不能完全诉诸于自由竞争，必须考虑到对弱者的照顾和福利体系。[[[].顾肃：《全面认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44页。]]虽然自由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都将彼此的观点批判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这二者间的争论也一直持续到今天而经久不衰。

本文探讨的“社群化”概念相比之下就更倾向于描述一种现象，也可以理解为社群主义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在有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后，这种社群化其实就更接近于内部联系密切的“虚拟社区”。

这种“社群化”跟“社群主义”描述的社群有所不同，它不存在实体的组织形态，但能够跨越时间、空间和现实组织形式的限制，以“共享的价值和利益”使人们聚集起来并保持固定的互动，甚至影响成员的行为，这就是曼纽尔·卡斯特说的“弱纽带”[[[].程名：《网络传播的社群化特征与网络民俗的建立——以天涯虚拟社区为例》，《东南传播》，2012年第9期，第69页。]]，而非传统“乡土式”社群的地缘或亲缘“强关系”。这样的社群内部也能逐步发展出个人关系网络，并最终成为社会关系集合体的一部分。[[[].赵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网络社群的建构——以“罗辑思维”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5年，第4页。]]综上，这些社群成员和社群之间的凝聚、共享、交流以及对彼此的影响都属于“社群化传播”的具体表现。

（二）.新媒介技术在社群化建立和巩固传播中的积极影响

1.选择广泛，兴趣定制和准出自由促进社群建立

一般的社群都有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关系建立、知识共享和共同行动。[[[].赵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网络社群的建构——以“罗辑思维”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5年，第4页。]]而当下各种新技术的兴起可以说是将这个过程（主要是关系建立和知识共享这两个阶段）大部分“搬”到了虚拟空间之中，为社群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首先，对于关系建立来说，有了人工智能乃至区块链等新技术和相关产品，人们就不用再依靠面对面的直接接触来拓展关系。每个人的交往圈子都从身边非常有限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世界。随着技术逐渐走向成熟和成本的降低，这张多层级和覆盖面积极大的网络可以纳入几乎所有个体，也使得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多个“社群”，在各个领域都能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

同时，为了更快地找到适合自己的社群，个人天然会为自己打上各种各样的“标签”，主动将自己归入某一类或某几类之中。而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与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和互联网搭建起的媒介信息网络的细分要求不谋而合。人工智能技术会根据这种每个人自定义的“标签”，以及通过使用大数据抓取技术对个人所有无意识状态下自然表现出的全部信息进行搜集和数据化，对每个个体进行识别和区分，使得所有人都能轻松地找到自己最适合的社群和关系网络。

最后，对于非核心成员来说，这种“社群”的准入和准出门槛都比较低，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加入或退出社群讨论，也可以自由地选择积极发言或保持沉默，而这些都降低了关系建立的成本。去中心化、匿名化和ID的使用既能够表现个性，也打消了现实交往中存在的各种心理负担。

2.全信息互动和文化界限的形成促进社群巩固

关系建立只是社群形成的第一步，只有进行知识共享和维持各种互动交流才能保证社群的稳定、安全感和凝聚力。到了第二个阶段，人工智能和智能阅听等新技术系统能够发挥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相比起现有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方式的信息传输，将来每一个人作为网络的一个节点，拥有的都将是全信息的接收、传递和呈现。在与其他节点互相交换信息的过程中，每个个体都会得到更真实细腻的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所有感官在内的互动。

而对自己熟悉领域的选择和多领域的交叉，也有利于个体之间和社群之间拓展以“弱连带”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信息的交流共享。如果这种友好交往和共享的状态能够长期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么个体就会逐渐产生对社群的认同和依赖。不仅会使社群自身的凝聚力更强，社群与社群之间的边界也会变得更加清晰。

由此可以看出，各种网络传播从其社会本质上说都是社群化的传播。社群化传播能够形成社群的特定文化，而这些文化又固定成为社群间的界限和区隔标准，并在实际意义上构成了信息的流通范围，形成了社群所属的虚拟网络空间。[[[].程名：《网络传播的社群化特征与网络民俗的建立——以天涯虚拟社区为例》，《东南传播》，2012年第9期，第69页。]]而这种空间能够带给成员真实感、归属感和安全感。从早期的博客、BBS，到现在的微信、微博等都是如此。同时，根据“长尾理论”的观点，我们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正在从需求曲线头部的少数大热门，也就是由主流产品和市场，转向需求曲线尾部的大量小众产品和市场。[[[].赵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网络社群的建构——以“罗辑思维”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5年，第24页。]]这也间接证明了把握住一个个小社群传播的重要性。

最后就是共同行动阶段，但由于这将涉及到“虚拟社群”在现实世界中真实互动的情况，因此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

（三）.社群化本身及新媒介技术对社群化传播的消极影响

1.多元基础上的价值共识而非社群隔离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首先，从最初自由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的对立就可以看出，“社群化”本身存在着缺陷。罗尔斯认为同时存在着多种相互冲突的合理的综合学说，这种合理的多元化是实践理性的产物，在这各种学说之上人们对社会基本政治体制、宪法原则和价值观的共识才是当今多元化社会稳定性的真正基础[[[].顾肃：《全面认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41页。

]]，尤其是在越发趋于民主的社会。而社群主义者忽视了这些普适性，所以他们才会认为强调个人权利是“虚假”的，是一种置身社会之外的“局外人”思想。社群主义者们所倡导的社会道德和古希腊式的“乌托邦”也是没有根基和无法形成共识的。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由于其自身的特征，的确能够促进社群化的发展，但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某个或某几个社群之中，那么他接触到的信息和观点都会比较有限，相似度也会很高，容易加深固有甚至是刻板印象。虽然目前的社群，很多都是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同为某明星的粉丝而建立起来的，本来就存在比较固定的观点和强烈的共识，彼此之间的一些分歧和冲突也无伤大雅。但如果真正发展到由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超媒体”系统来完全覆盖和管理所有信息，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全部领域都纳入之后，固化、偏见、分歧、区隔甚至敌意都可能造成社会的完全分裂。这种影响就恶劣得多，会在内耗中损失大量社会资源。

2.新技术可能带来的过度社群化侵害个人自由和公共讨论

此外，在新传播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可能产生的过度社群化不仅不利于扩大个体自由，反而还会限制这种自由，对社群内部的个体或社群之外的其他人都是如此。这一点在早先新自由主义者对社群主义的批判中也提出过。对于社群内的个体来说，在新媒介传播技术的进一步推动下，社群采用的是更加细分受众和以打造共同价值为理念的交流方式。它必然会要求每个成员都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试图用集体来代替个人意志，甚至是代替个人扮演社会角色和发挥社会功能，这就削弱了个人特质和自由。

同时，这种行为将越发使得之前在公共领域内进行的讨论和互动被首先分割成“圈子”式的小群体内部交流，然后由于社群成员的地位实质上不可能完全平等，所以最终会在部分“领袖”的带领下，讨论得出社群的统一观点。之后，绝大部分社群成员会选择使用统一口径“发声”。在这个过程中，社群内部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态度，但迫于来自成员身份和其他成员的压力，有异见的成员很难表达观点和获得支持，所以往往以保持沉默或者选择退出社群而告终。

而社群之间也可能针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观点。“自说自话”和“圈地自萌”时情况还相对比较简单，但只要有其中一方的成员打破了社群的“空间边界”，并在属于其他社群的领域发声后，这就会成为不同社群之间彼此攻击的“导火索”。同属一个社群的成员会天然抵触甚至攻击与社群意见不同的其他观点，而最后的结果要么是“外来意见”沉默并选择退出，社群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要么就是得不到明确“胜负”，大家各自收声，但下次遇到相似情况时仍会引爆新一轮的论战。

其实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例如不同的明星粉丝群体之间连续不断地的互相攻击和争吵。这种现象其实间接限制了社群外其他个体或群体表达想法的自由权利，同时也证明了社群主义者秉承的道德约束并不能促进共识的产生和解决根本的社会冲突问题。

最后，由新技术带来的强大社群化虽然增加了每个个体的选择，扩大了个体的社交圈子，但由于人的时间和精力都存在稀缺性，因此不可能加入每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群体，而且在已加入的社群当中也会有更加重视的和较为随意的。同时，加入社群就意味着除了自己之外，还必然有其他个体存在，所以哪怕是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经非常发达的前提下，完全按照自己意愿进行的社群交往状况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人的兴趣和观点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如果过度沉迷于新技术带来的社群交往，就会陷入疲于追赶的境地而降低实际生活的质量和对身边其他个体的现实关注。因此，社群选择的增加并不直接等同于社交质量的提升。

四．总结与思考

技术的进步带给人类的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幸福和快乐，与之相伴的永远是层出不穷的问题和无休止的争论，人工智能也是一样。从“取代人类，统治地球”的一种极端，到“毫无保留地接受人工智能”的另一种极端，这种技术并未在人们的议论声中停止发展。人工智能翻译耳机、人工智能驾驶系统、人工智能医疗服务和人工智能媒介产品都相继问世，它从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侵入，在改变着我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悄悄改变着整个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

虽然目前人工智能还只是作为一种新技术去与各个传统领域相结合，但已经能够逐渐感受到它强大的威力，而它在未来的发展中很有可能会承担更多整合乃至重建的工作。如果科学家们真的成功地给它加上了模糊性和情感处理的能力，到那个时候，它和人类的关系又会变成怎样？我们的社会形态和交往方式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至少现在看来还无从得知。

到那个时候，或许会出现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些新的现象，或许研究者们仍然能够从社群学说或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成果中获得启发。毕竟古往今来的每个人都是既作为个体，同时又作为社会性动物而存在，个人权利和群体角色、追求自由和社会约束的矛盾也存在于所有时空。所以很多问题其实都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似曾相识的影子，就好像如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讨论仍然能从当年的激烈论战中吸取观点一样。

技术的终点我们无法预测，对于它带来的种种改变也无法用单一的积极或消极去定义，因为这两面始终同时存在，自然也无法从数量上去判断究竟益处更多还是损害更多，这种比较毫无意义。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的发展也是永恒的，这种不断变化的存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每个个体能做的就是在技术的洪流中尽量保持清醒，因为掌控技术的永远应该是人类自己。人类应该努力应用技术来保持社会良好运转和拓展自由，而非被它奴役自己的思维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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