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在西安这座城市的市民，对安全感的要求似乎十分苛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安那档叫《问政时刻》的电视节目那么火。印象里，这档节目近些年至少两次“轰动全国”。一次是2017年2月的环保局专场之后，户县环保局原领导班子被集体免职。还有一次是2018年4月，教育局在节目中收获了突破天际的低分21.89分，现场市民观众对整改成果都不买账，追问“既然能改好，早干吗去了？”

1月8日，《问政时刻》播出2019年的第一期，针对的是黑臭水体污染问题。节目中一条短片里，蓝田县的水务部门把涝池污水装车运到河堤路上随便倒掉。这跟“加盖式治污”，望之好似一对异性兄弟组合。

现场的观众看了，明显淡定不能，径直出言讽刺：蓝田县处理污水，“很有高招”嘛。联系到教育局专场中那句“早干吗去了”的灵魂追问，你有没有感觉到，这节目其实就是政务版的吐槽大会？

电视问政是严肃的节目，没有编剧精心编排段子，观众的追问明显带有情绪宣泄色彩，但都是真实痛点的反应，可不是啥节目效果。这么严肃的问责，节目现场很少有人笑得出来，却莫名散发出一种综艺类般的喜剧感。这种“喜剧感”，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场景，让荒唐充分暴露。

拿西安最近的这期问政节目来说，高陵区的环保局长和水利局长，对辖区内污水渗坑的数量，半天都没核对出一个统一的口径。虽然水利局长确凿明示，鉴定标准很直观，看着黑闻着臭的就算，但我听了半天，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两个单位给出的数据差异那么大。

平心而论，这期节目里，两个市级部门的一把手表现不算囧，特别是环保局局长刘军，态度很诚恳，讲话也比较实在，但整场看下来，各区县水务与环保部门的负责人，还是时不常冒出官话套话来。

这种状况，在其他地方的电视问政节目中也多有暴露。最典型的是去年底湖北仙桃市的一场节目里，局长们不正面回答问题，甚至情不自禁做起了工作讲话，惹得台下的市委书记给主持人递纸条，直言局长们“令人生气”。

类似的场景，搁在办公室、会议室里，虽然也叫人厌恶，却很难像在舞台上一样，渲染出讽刺的戏剧效果。更重要的是，曝光的乱象、佛系的治理与某些官员的套话叠加，意味就更加深长，乱象背后的懒政、怠政、形式主义，不经意就露出了马脚。

电视问政的镜头所对准的，多数都是地方的痼疾。按说问题显而易见，但每每在电视问政的镜头前，主责的官员们都免不了暴露过长的反射弧。各自领域的乱象，原本应该是监管部门去发现和查处的，却被调查记者“截了胡”，着实尴尬得紧。西安有个自媒体对此批评得很形象，有些公职人员就是“给一鞭子挪一步”。

老实讲，各地的电视问政节目，其实也是“一鞭子”，只不过抽得更疼而已。

我的一个前辈做过某地问政节目的嘉宾，就他现场的感受，那些官员的紧张都不是虚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分管工作中的哪一点过失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揭露。好些地方主政官员，对电视问政节目都给予了非同一般的重视。压力的传导，直观得不能再直观。这贴合了当下社会治理、作风建设的大形势，那些“为官不为”的官员们，恐怕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给相关部门和公职人员加压，确实能带来风气的转变、行政效率的提高。可是，痼疾之所以顽固，是因为其特殊的生存土壤。就说西安教育局的整治，关停校外培训机构多少多少家之类，看起来成果卓著，可是一时关了，就等于治好了么？

再说地方环保治理，这块工作总给人一种一面佛系、一面苦情的观感。佛系自不必说，问政节目里就已经充分暴露，但另一方面，好些环保官员、环保执法人员也有苦难言。近日，陕西汉中一个村支书，为了制止非法采砂，险些被打瞎了眼睛。前不久，还是非法采砂，河南信阳一个副区长在执法时当场失态，现场给人“判刑”。这两个一体两面的故事，充分说明了盘根错节的地方生态。如果不能改变治理思路，做系统的、全局的考虑，那么加码的压力，也可能只是变成基层工作人员升级的焦虑，却无法抵达根本。

一个西安的朋友，向我强烈推荐当地交警部门的公众号，市民可以方便参与互动，还能随手拍、曝光交通违法。据他观察，长久令人头疼的道路秩序问题因此大有改善。电视问政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以及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它有讽刺喜剧的效果，意义更多在于暴露和警示。社会治理终究是深入毛细血管的细活儿，普通人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也许并不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整改里，而在可以随时参与的细致入微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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