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2019年1月

【摘要】“史家办报”常被一些学者用来标识中国近现代的一种本土新闻观念或办报思想，史量才被认为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可以把“史家办报”的说法当作一种学术话语，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生成与生产的过程进行简要评述。研究发现，“史家办报”的提法其实源于一次文本误读，却一直沿用至今。在这一学术话语的再生产过程中，有继承、有创新，但也有以讹传讹。鉴于“史家办报”一说易于引发歧义，我们建议新闻界对其谨慎使用。

【关键词】史量才；史家办报；学术话语

在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的研究中，“史家办报”是常见的一种说法，其重要性与“政治家办报”“文人办报”大致相当。它被用来表达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新闻观念或办报思想，指的是用治史（史家）的精神来办报的相关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办报”一说并不见于中国近代文献，它是30年前被当代学者首次提出，然后一直沿用至今。但对“史家办报”的具体内涵，学者们的理解则不尽相同，它虽多次被收录在专科辞书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界对其含义已经达成了共识。问题似乎与“史家办报”的提出有很大关系。那么，它是怎么被提出的，又是怎么传播（主要指文献被征引情况）与实践（主要指如何借用“史家办报”进行研究）的，我们将展示这一过程。

一

通过文献检索可知，“史家办报”与“史量才”两个主题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相关度。以人物研究而言，研究“史家办报”思想的文章大致形成了以史量才为中心，旁及宋育仁、谭嗣同、唐才常、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关系网络。而且，即使都是研究如何用“治史”态度办报的，对章太炎则多用“史官道德”，对梁启超则多用“史家精神”，对邓拓则多用“史家风格”，较少用“史家办报”来概括史量才以外的人。那么“史家办报”一说最早是由谁提出来的呢？

最早发表相关论文的是张允若，他这样写道：“史量才办报有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把办报视为记载历史，坚持用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办报。……因而章太炎将他的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1]

在这篇文章中，张允若认为是章太炎提出“史家办报”的。该文的注释显示作者的观点参考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查《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该书有一节（第二编第六章第四节）谈史量才的“史家办报”思想，书中写道：“1934年史量才被暴徒枪杀，章太炎先生在《史量才墓志铭》中称‘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史量才办报是‘史家办报’。”[2]

此节的参考文献列有“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字样。胡著中有“史量才的办报主张”一节（第四章第五节），引章太炎所撰《史量才墓志铭》，然后总结说：“太炎先生称史量才办报是‘史家办报’，算是抓住了史量才办报主张的精义，可谓知人之深。”[3]

张允若所参考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应该是1994年出版的，而徐培汀、裘正义合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应该参考了1987年版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①。由张允若→徐培汀、裘正义→胡太春，“史家办报”的最初出处指向《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二

那么，“史家办报”是不是章太炎最先提出来的呢？让我们先看看胡著所引的《史量才墓志铭》——

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卖浆洒削，华屋以居。以子高材，宜其有余。何烦辱任事，而不与俗同污？恬智相养，则亦与天为徒。吾闻夫毅饰貌以内热，豹菀中而外枯。智之所不能避者，虽圣哲有所不虞。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斯古之伟丈夫欤！

“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鱼是谁？子鱼即史鱼，亦称史鰌，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史载其人因进贤而不用，斥不肖而不退，最后尸谏卫灵公。孔子曾称赞其刚直不阿：“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十五》)此子鱼非史官。查先秦史官列表，起自仓颉，终于胡母敬，无子鱼其人。[4]“史氏之直”中的“史氏”是史姓、史氏宗族之意。此句中的“直”容易与后文中的“笔”引发“直笔”（秉笔直书）的联想，有可能因此虚构了子鱼的史官身份。

“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就是说，史氏的正直（直道）家风，其来有自。春秋时的子鱼就是史家（史姓）的模范，此后代代流传，传至史量才父子。《墓志铭》表彰的正是史量才的“直道”，《墓志铭》前文中，章太炎曾夸赞史量才的父亲（春帆翁）：“素持直道，常以是诲子。”可为佐证。此处“直道”不仅指正直、诚实，还有刚正、严正之意。梁启超曾解释“直道”为：“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精神”[5]，是很恰当的。如此，才能理解铭文的最后几句话。

那么，章太炎会不会将史量才称为史家（历史家、史学家）呢？不会的。《墓志铭》介绍了史量才的生平经历，可知史量才既无官职（史官），又无著述（历史著作），以一代大儒章太炎的眼光，断然不会称其为史家的。史量才虽事业有成（“所立工商事益众”），“号为素封”，原不过一“匹夫”②耳。

论者称章太炎“知人之深”，此说可疑。章太炎晚年常为他人做《墓志铭》之类的文章，光墓志铭一类，在《章太炎全集》中就收录有38篇之多（另有墓表类28篇）。章、史之间仅为泛泛之交，查《章太炎年谱》的记载，关于史量才遇害以及史家请写《墓志铭》事，也只字未提。

此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谀墓为我国自古以来的一项坏传统，这种粉饰性文字写起来很有讲究，其中多有曲笔，章太炎是老于此道的。总之，我们在《史量才墓志铭》中通篇看不到“史家办报”这四个字，也读不出这层意思来。所以说，认为章太炎在《史量才墓志铭》一文中提出了“史家办报”，即使不说是严重误读，也属于过度诠释。

三

198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将史量才的办报主张分为五个方面：（1）办报如同治史，治史之目的在于致用；（2）报馆应有独立精神，必须走企业化道路；（3）报纸为舆论机关，具有“劝导舆论”和“创造舆论”的功能；（4）新闻业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事业；（5）办报要有世界眼光。以上五个方面的主张作者概括为“史家办报”。

2015年此书出版增订本，关于史量才部分（第五章第六节）几乎原封不动，但原版的“史量才的办报主张”（小标题）改为“史量才的‘史家精神’办报思想”[6]，是以“史家精神”来概括史量才办报思想的。

30年前出版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是第一部中国新闻思想史著作，它一问世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从此后的学术研究来看，此书相当于确立了关于史量才办报思想的一个解释框架，或称之为“初始话语文本”。后续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有所继承（恐怕也包括以讹传讹），当然也有所创新。

1994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沿用了“史家办报”一说，但只将“史家办报”思想作为史量才办报思想的一部分。③1992年，“史家办报”作为新词条被收入专科辞书。《宣传舆论学大辞典》这样解释——

是对我国报纸实业家史量才(1880—1934)办报思想中一个重要观点的表述，言出于章太炎写的《史量才墓志铭》。史氏这一观点在19世纪末我国已有人论及，但没有人展开，例如谭嗣同便有“报纸即民史”之说，史氏对这一观点展开了论证，并付诸《申报》的实践。

接着将史量才“史家办报”思想的内涵总结为四个方面：（1）报纸如同史书，是将历史事件如实记录下来，传诸后人；（2）报纸评论是对历史的分析，应高于历史记录；（3）办报治史的目的在于致用；（4）以史家精神办报必求记载真切。[7]可见，该词条的撰写者直接参考了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不过，对“史家办报”却作了狭义的解释，即把“史家办报”当作史量才办报思想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这一点与《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相同。

张允若的研究参考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同时他认为，主张以治史态度办报的，在中国新闻史上不乏其人，如蔡元培、李大钊等，“史量才只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张允若还认为，这种办报主张并不局限于中国，“世界上一些严肃的大报，总是从历史的高度看待自己的事业，以忠实地记录历史为己任”[8]。张允若注意到了“思想史上的史量才”，对此《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已露端倪。但不知为何，张允若却认为章太炎之所以将史量才的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与史量才姓史也有关系。

稍后的一篇文章称：“近日看《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裘正义著）有关史量才（三十年代《申报》主人）内容。史量才曾提出‘史家办报’的思想，此‘史’非姓氏的史而是历史的史。”[9]此文把“史家办报”说法的发明权归功于史量才，可能是作者未仔细阅读原著所致，但他强调此史（史家）非彼史（史氏），很有必要，仿佛预感到后继的研究者还将在此处犯错一样。

再稍后，一篇考察中国百年理论新闻学发展的文章，谈到了史量才。文章写道：“初为《时报》主笔,后接办《申报》的中国报人史量才,则以‘史家办报’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指出,史氏的‘史家办报’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认为报纸同历史记录一样,是将历史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人。第二,报纸评论和剖析历史,又高于历史记录。第三,报纸主要是文化传统的载体。”[10]作者的这段引文未标明具体出处，应该是引自《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可见，在“史家办报”这一学术话语的再生产中，《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一书处于一个重要的二传手的位置。④

四

当然，也存在其他的研究趣向。一本《申报》史的专著中也提到了史量才以治史的态度办报，以及他追求独立自主的精神。还提到了章太炎所写的《墓志铭》，但没有使用“史家办报”或“史家精神”加以概括。[11]另有一本专著虽然延用了“史家办报”与“史家精神”，却表现出来强烈的批判意识，作者看到了《墓志铭》中的曲笔，并认为史量才思想已经超越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他本人已“成为了最广大的民间社会良知的代言者”。[12]

有学者认为，“史家办报”是中国资产阶级办报的“主导思想”，这是广义上来解释“史家办报”的。[13]在该文所列出的资产阶级报人的代表人物中，梁启超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章太炎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史量才为“爱国民主人士”，他们都主张“史家办报”。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该学者还将“史家办报”与“政治家办报”并列，似乎认为“政治家办报”是中国无产阶级办报的指导思想。[14]该文从近现代新闻人才观变迁的角度，认为“通才办报”侧重于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史家办报”侧重于道德素质，“政治家办报”侧重于政治素质，这样说也有一定道理。但将“政治家办报”与“史家办报”割裂开来，则显得有些勉强。梁启超是不是“政治家办报”？李大钊有没有“史家办报”思想？“文人办报”（或“士人办报”）又该怎么说？“史家办报”思想要求报纸做到真实、客观和公正，这也是新闻工作者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但这些准则往往不易做好，那就更谈不上超越了。

对“史家办报”与“史量才”的研究，2006年之后明显增多，大约到2011年前后达到峰值。2006—2007年间，还出现了几篇硕士论文。其中稍早的一篇这样谈“史家办报”——史量才姓史，加之主张“以史自役”，因而章太炎将他的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15]袭用旧说。另一篇则认为，“史家办报”的说法是由梁启超最早提出的，史量才为其集大成者。[16]稍后的一篇将史量才的新闻思想分为“史家办报”精神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两部分，前一部分参考了宋军的《申报的兴衰》与张允若的论文。[17]

较新的一项研究将“史家办报”与“史家”办报相区别，有些新意。作者承认史量才主张并实践着“史家办报”的思想，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史氏风格。不了解后者，便不能客观而完整地解读史量才。[18]

总之，“史家办报”思想是史量才新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他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吸收了中外新闻思想的丰富营养，同时在诠释“史家办报”思想时有所创新，确有其独到之处，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可以说，“史家办报”思想有着深厚的本土渊源，在中国近代新闻学确立的过程中，曾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甚至一直影响至今。

自“史家办报”一说提出，三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是不少的，但整体而言，进展却不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最新的一本新闻传播学辞书⑤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的相关解释，就一目了然了。

由于“史家办报”之说源于一次错误的文本解读，且易于引发歧义，我们建议学界谨慎使用。一定要用的话，可改为“史家精神”或“良史精神”，我们倾向于使用“良史精神”。

[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媒体新闻传播创新研究”（16JJD860003）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1版为1994年3月，第2版为1998年3月（第1版第2次印刷）。《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所引“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未标出具体版本，但《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大约完稿于1990年（钱辛波序作于1989年3月，余家宏序作于1989年1月，方汉奇序作于1988年12月）。《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第1版为1987年7月（商恺序作于1984年8月，方汉奇序作于1986年7月），第2版为1994年7月（第1版第2次印刷），《再版后记》中特别说明：“由于作者从事实践工作，未能对该书作进一步的修改与补充。”

②在《史量才墓志铭》中，章太炎解释了史量才的死因，其中有：“或曰暴得大名不祥，清议之权，自匹夫尸之，常足以贾祸。然自武昌倡义至今，由屠酤稗贩以陟高位处方面者，盖什百数。君本书生，积资不过比良贾，名虽显，不能出一州，其视权要人固微甚。”章氏故立一说而驳之，实则别有深意焉。

③另外二个部分为“二、独立精神与商业办报原则”和“三、策进文化，服务社会的思想”。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240页.

④比如，2005年出版的《中国传播思想史》（现当代卷）的史量才传播思想部分，基本上就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删节版。

⑤“中国报人、《申报》业主史量才的一种办报思想。言出于章太炎的《史量才墓志铭》。《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表达了史量才的以下观点——”，以下分四个要点进行了说明，内容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基本相同。参见童兵、陈绚主编《新闻传播学大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

参考文献：

[1]张允若.办报和治史：从史量才的办报思想谈起[J].新闻传播，1997（5）.

[2]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237.引文中的“渔”为“鱼”之笔误.

[3]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280.

[4]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3-17.

[5]梁启超.《国风报》叙例[N].《国风报》第1号，1910-2-20.

[6]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增订本）[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603.

[7]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123.稍后出版的另一部专科辞书未收录该词条（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8]张允若.办报和治史：从史量才的办报思想谈起[J].新闻传播，1997（5）.

[9]宋梅.“史家办报”有感[J].新闻知识，1999（5）.

[10]童兵，林涵.中国理论新闻传播学研究百年回顾[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

[11]宋军.《申报》的兴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103-181.

[12]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85-386.

[13]徐新平.史家办报：中国资产阶级报业的主导思想[J].求索，2002（5）.

[14]徐新平.通才·史家·政治家：中国新闻人才观的变迁[J].新闻大学，2003（1）.

[15]袁英珍.一段远逝的报业传奇：史量才的报业实践与新闻思想综述[D].华中师范大学，2006.

[16]高鹏铭.试论中国现代民营报人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及实践[D].华中师范大学，2006.

[17]张宇航.史量才与中国现代报业经营[D].长春：吉林大学，2007.

[18]艾红红.“史家办报”与“史家”办报：以《申报》史量才形象建构为例[M]//倪延年.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01-112.

（周光明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玥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硕士生）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