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学术名著的形成的研究

与“名著”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经典”。“经典”又称“典范”，余英时先生认为，所谓典范，主要指在学科上有开辟意义、对某一领域的研究者有示范作用，既为后来者开启无穷法门，又留下未决之问题供研究者继续探究的研究著作[9]。刘梦溪将经典的品格总结为两个：弥久不变和与时俱新[10]。名著与经典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但是，名著更强调知名度，而经典的形成需要考量更多的外在因素。经典一定是名著。

对于学术名著的形成而言，多数文献是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也有一些学者研究过文史著作的经典化过程。如，有人认为，作者融汇中外古今的丰富内涵，编辑精益求精的编校与引导，出版社从选题策划、装帧设计到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强力支持，促成了学术经典的产生[11]；也有学者发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发表后20年间，游离于学术视野之外，只有到了1926年，俞平伯对其加了标点、撰写序言，并交给北京朴社出版后，它才以“著作”的形式为学界所关注，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校订、笺注和研究，从此，《人间词话》才走上经典化之路[12]。有传承才会有经典的最终形成，学术经典的传承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推动，同时需要读者摒除功利，以书为友，以读书为乐[13]。总之，学术名著的产出要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以编辑、学者、读者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为依凭，迭次成功。

3.对学术名著产出与大学讲义的关系的认识

对于民国初期讲义与学术著作的关系，左玉河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之讲义多随讲随发。因将授课内容印成讲义分发，编撰讲义时要求材料精确明晰，课堂讲授时亦不便重复讲义内容，故迫使教授不断对讲义进行补充和发挥。因不能年年照发旧讲义而必须有新的增订，故迫使教授花较大精力编撰和修改讲义。正因为此，北京大学一些教授为学生编撰的讲义，经过修改润色后即成为一部重要学术著作。”[14]在此以前，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里也静态地认识到了讲义与专著的关系：“诸多新闻学分支学科理论专著的写作与出版，得益于各类新闻专业课程的设置，近代中国的一部分新闻学理论专著是新闻学者在撰写讲义的基础上完成的。”[6]学者金鑫则以中文学科为例进行研究后发现，中文课程讲义在民国大学十分常见，讲义具体、深入地反映了民国大学教育和中国现代中文学科建构的基本情况；讲义的学术内涵、由授课讲义发展为学术著作的动态属性，为中文学科史和学术史的考察提供了新的视角；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呈现了中文学科讲义经典化的历程，体现了影响讲义经典化的主要要素[15]。

4.对已有研究的简评

借用学者吴廷俊评价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时的部分观点来说，以上关于中国新闻教育和学术的研究，“多停留于浅表层次、路径欠多样、个案分析不够”[16]。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中国现代新闻教育史的研究比较全面，而民国新闻学术史的研究论文偏少。这可能是因为，一般人认为，现代新闻学术研究的收获不及新闻教育的成就大，故而研究者不及后者多。但还是有不少研究成果颇有借鉴价值。

上文所述的研究（特别是第3方面的研究）极大地激发了笔者的“学术想象力”，认识到这些新闻学研究成果对新闻学术名著的形成关注不够，没有动态考察新闻教育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将大学新闻学课堂上的讲义与新闻学著作的生产、新闻学术名著的产出联系起来思考，并进而反思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这就为本文凸显其理论和现实意义留下了充分空间。

二、决定新闻学讲义“成名”的因素

研究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现实问题，还是要先回到历史中去。笔者的设想是：基于历史事实，对现代大学新闻学教师的具体个案做出梳理，从而窥见大学讲义的特殊地位，总结新闻学学术名著形成的规律，知晓新闻学学术名著为什么是此而非彼，了解擅胜于系统性、孱弱于深刻性的大学讲义成为名著的丰富意涵，并引发我们对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做出延展性思考，以此对中国新闻教育100周年纪念做点回应，特别是为新媒体形势下新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些历史借鉴。

从长远而言，笔者希望通过研究经由教学讲义而形成的9种新闻学名著的内容特征、形式表征，及其运演过程中的各种机缘与影响因素，同时也通过比较研究并非出自于讲义的3种名著，从而综合、深入思考新闻教学与新闻学术之间的有机联系，并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还原“教学学术”对于学术经典产出的影响。9种新闻学术名著包括3部各领域的扛鼎之作：徐宝璜的《新闻学》（1919）、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以及6部名著：邵飘萍的《新闻学总论》（1924）、郭步陶的《编辑与评论》（1933）、黄天鹏的《新闻学概要》（1934）、储玉坤的《现代新闻学概论》（1939）、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1946）、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3种非讲义性名著是：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922）与《综合新闻学》（1941）、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1946）。

在下文，笔者只是先行提供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

我们的研究需要从别处着眼，梳理大学文史哲教师的讲义与学术名著产出之间关系的历史线索。在民国大学里，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年积累之后，多数都会出版，成为学术名著。由大学讲义到学术名著，一般都要经历以下几个环节：课堂影响、编辑出版、思潮助推、学术传承、学界回溯（或选家定型）。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环节或因素在为讲义“经典化”发酵，如老师提携、体制塑形、与强势学科兼容、界外资源发力以及国外同类著作的襄助等。相关的具体研究，笔者已有初步成果[17]，此处不赘。下面重点提出沿着这一角度思考新闻学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几条思路，并尝试提出几点有待进一步验证的结论。这是几条动静结合、纵横交错的思路。

首先做纵向梳理。其一，梳理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闻学科讲义与学术经典的形成。在教师充分投入，保证内容和表达的优良品质的前提下，大学讲义的学术经典化，形成于特殊的时间节点：社会思潮丕变时、作者声誉鹊起后。与文史哲讲义比较，新闻学学术经典的形成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学生、出版、大学体制、业界困境是讲义“学术经典化”的关键性外在因素，“在场”式传承、时代氛围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使得讲义在历史的沉积中“去蔽”，现代教育、学术体制助推讲义的学术成功。其二，梳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闻学科讲义与学术名著的形成。在中国思想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涌现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时，几大社会思潮密切关联着青年学子和学术教师，推动着大学课堂和学术生产。三四十年代，由教学讲义而形成的5种新闻学名著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潮、“左”翼文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等的影响，分别成为战时新闻学、大众新闻学以及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代表或先驱。

其次做焦点探究。其一，探究不同的教育制度、环境与新闻学术名著的形成。不同学校的教材使用情况制约讲义的生成，1930年国民政府制定的教师职称晋升规定，促使从讲义到学术著作的生产链条得以建立。三四十年代几家出版社的“大学丛书”和“部定大学用书”等罕见新闻学科的讲义，让新闻学科错失了产出学术名著的绝好机会。不同的教育取向都会影响新闻学术名著产出，但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收获更为显著。其二，探究课堂讲演、新闻实践与新闻学术名著的述学文体。知名学校课堂上的讲课，都以白话表达传播知识、营造现场气氛，影响新闻学科内外的学生；加之多数教师具有丰富的新闻实战经验，课堂上常常征引第一手新闻素材。这些都使得新闻学术名著的学理表达（述学文体）常常呈现出白话化、在场性和案例化的表征。限于篇幅，也限于本文的旨趣是呈现一个宏观的研究框架，下面只就第二点中的课堂讲演做一点论证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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