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共同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一书，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也是世界上仅有的以年表形式介绍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报刊活动与新闻出版观点的书。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和马列著作出版的一个空白。

这本书的编写，实际上是近四十年前郑保卫和童兵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研究生期间完成的，1982年曾作为内部资料出版。2018年，郑保卫教授应邀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的“新闻传播教育史钩沉”栏目撰稿，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的编撰经过。此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616-622页。

新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一书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主编张昆老师，约我写一篇当年读研究生时编写《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一书情况的文章。我一听有点犯难，因为要写这篇文章，首先要找到原书，而我已多年没有见到过自己早先收藏的这本书了。于是，我开始从家里到学校，翻箱倒柜地找。

由于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已经换了好几个学校，先是到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任教，1986年调到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2002年又作为引进人才回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这期间搬了几次家，家什物品搬动较大，要找到这本书很不容易。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总算在家里旧书架的里层找到了。我高兴地拿起书一看，发现原本白色的书皮已经泛黄，书脊也已被翻破。打开书，只见扉页上有我写的“郑保卫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书纪念”的文字。看着这些，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40年前那段让我迄今难以忘怀的研究生学习岁月。

重返母校读研

1978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这让我激动不已。因为我终于又能够重新回到阔别8年的母校学习了。我是1964年以第一志愿从福建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来到首都北京，来到仰慕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眼看自己中学时代立下的学新闻、当记者的梦想有机会实现了，当时心里的那股高兴劲就甭提了。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学了不到两年，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霎时间便被卷入了这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之中。学校停课了，学业中断了，本该1969年毕业的我们，又被留下搞了一年“斗批改”[1]，直到1970年才毕业离开学校。

本来自己心想，大学毕业当记者的愿望这下该可以实现了，然而没想到按统一计划分配到辽宁工作的我，按照当时辽宁省的有关规定，却被分到大连市五十六中学当了老师，而且一干就是8年。

这八年中，虽然不能专业对口搞新闻，使我心里感到有些失落，但出于对学生和家长的责任感，我的工作很投入。在五十六中，我教过语文、政治，当过共青团书记，最后还做了副校长，被评为市、区优秀教育工作者。但即使这样，在我内心深处对新闻的热爱与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当时我经常在校内外拍一些照片，还在学校举办过摄影作品展览。另外，有时我也为新闻媒体写些稿件，有的稿件还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刊发和播出。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有机会重新实现我的新闻理想。

机会还真来了！粉碎“四人帮”后，母校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1973年人民大学停办之后，新闻系成建制地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建立的新闻专业，要招收研究生。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我想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于是我把以前的听课笔记和学习资料找了出来，开始了考研准备。

当时我已经被任命为中学副校长，工作很忙，我只能尽量安排好工作，抽空学习。在仓促准备的情况下，我匆匆参加了考试，然而没想到竟然顺利通过了初试。6月底，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复试通知。7月中旬，我们参加复试的9个人在北京大学见面时，大家聚在一起，怀着同样的理想和激情，都希望能够借助国家振兴科学与教育的战略决策，获得学习深造的机会。记得当时我曾作诗一首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

燕园从来多知识，科学友朋常来去；

妖氛霸道闲十年，今日“老九”[2]又重聚。

“蝙蝠楼”[3]上论今古，未名湖畔传笑语；

侪辈不才却有志，愿为四化献胆力。

幸运的是，那年正赶上人民大学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回归人大新闻系。 而复校后的人民大学决定扩招研究生。结果，9人中我和童兵等8人有幸被录取。就这样，我荣幸地成为人民大学复校后招收的首届108名研究生中的一员。

这段本来看似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的经历，其实却是当年我能够顺利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一书编写工作的重要背景。因为正是这段经历才使得我后来有机会，并且有动力和毅力，编写出这本年表来的。

通读马恩全集

1978年10月入学后，因为我和童兵“新闻理论”科目的考试成绩好，我们被甘惜分老师收到了门下，师从他研究新闻理论。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我们后来几十年始终没有改变过的专业方向和事业追求。

3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十分艰苦。我们几个研究生都已过而立之年，年龄最大的已经40岁。大家都是不分平时和假日，尽可能地多读书，多学习，总想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总想为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多做些知识和能力储备。“为国追科学，春风正有时”，是那时我们这些研究生学习报国的一种理念和境界。

入学后第一次跟甘老师见面，他给我和童兵确定的具体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他对我们说：“要研究新闻理论，首先要了解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弄清他们的报刊活动经历，弄清他们的新闻理论观点，这样才能结合我们中国的国情做好新闻理论研究。”

为了做好研究，他交给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梳理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点。当时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39卷，我们化了大半年时间一边通读，一边按照新闻史方汉奇老师教我们的方法做读书卡片，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要的报刊活动及主要新闻观点都摘录下来，分类记录在卡片上。

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是条件差。当时人民大学刚复校，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不多，查阅和借阅也有不少限制，这对我们阅读和作卡片都带来许多不便。那时候不像现在，如果没有书和相关资料，可以从网上搜，想记录下来，可以用手机拍照，也可以敲到电脑上。我们需要一本书一本书地去查、去翻、去摘抄。为了解决阅读和研究上的不便问题，后来我们决定自己去中国书店购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旧书。那时一本全集旧书的价钱是七角钱。这在现在看来似乎不算什么，可当时我们带薪学习的月薪才五十几块钱，除去留给家里孩子的花销，自己手头每月仅有20元左右，用于支付饭费便所剩无几了。但为了学习和科研，我们只好“紧缩银根”，硬是一本一本地，几乎买齐了我们想要的书。

二是时间紧。那时候学习任务重，我们要上的课程多，特别是外语，因为已经十多年没怎么用过了，要捡起来需要化笨功夫去读、去背、去记、去练。于是，我们要把除上课和每天坚持锻炼外的其余所有时间，都用来通读全集。我们读研时，改革开放之风已开始在校园出现，学校里和电影院时不时地会有些解禁的电影可以看，研究生宿舍的公共活动间已经装上了黑白电视，每到周末校园里还有舞会......而这些我们都要舍弃。那时，我们每天基本上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一条线的活动范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们一直在沿着这条线走着，忙着。

三是能力有限。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如果对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年代的情况及其生平经历不熟悉，如果不掌握与研究相关的各种历史、地理、文化和语言方面的知识，要作好研究，完成年表的编写任务就很困难。于是，我们一边通读，一边恶补相关知识。我们收集到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新发现的手稿，以及一些相关的资料，认真地阅读、记录、思考，以便准确地去认识和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报刊活动的背景，理解和把握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闻观点的内涵及意义。

总之，通读的过程是辛苦的，因为这期间我们几乎牺牲了所有的休息日，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活动。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快乐的，因为通读全集使我们熟练地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全部的报刊活动经历，了解到了他们许多重要新闻观点提出的过程及背景。在我们心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我们天天能够见面的朋友。我们感觉好像是跟他们一起想方设法地在《莱茵报》去为贫苦群众代言，一起不惧艰险地在《新莱茵报》去经历人民革命的战斗风云，一起毫不留情地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去同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斗争。每当在通读和研究过程中有了新的发现、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时，我们就会高兴地一起交流、切磋学习和研究心得。那种心里的充实感、获得感，让我们由衷地高兴。

在即将读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式出版的前39卷时，甘老师又告诉我们，说全集的后11卷中央编译局已经翻译出来了，他已联系好，让我们去看。于是，我们便每天往返于西郊的人民大学和城里西城区的中央编译局之间，继续完成通读任务。

就这样，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通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作了几千张卡片，把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重要的报刊活动及其主要新闻观点都摘录了下来。后来，我们又根据甘老师的要求按照年表的形式，在毕业前编写出了4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一书。

感谢历史眷顾

我很佩服张昆老师的学术眼光。此书198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是作为“校内用书”内部出版的。因为仅限于内部使用，书的印数不多，见过的人很少，手头有的人更是屈指可数。可以说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能够记得这么本书了。张昆上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他从新闻史学者的视角，希望能够“史海钩沉”，发掘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及现代意义，这不仅是对我们作者，也是对中国新闻学术史的一种责任和尊重。

现在看来，这本书无论是在我国新闻出版界，还是在国际新闻出版领域都应该是有一定地位的。10年前，即2008年，我应邀到德国参加学术活动，顺便前往仰慕已久的马克思故居瞻仰。来到故居，我看到陈列柜里摆着世界各国出版的有关马克思的出版物。我向管理人员打听，有没有像我们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这类的书，他们的回答是“没有”。当时我的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自豪和欣慰。

我想到，我们出于自己学习需要，不经意间编写的这本书，可能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本以年表形式，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报刊活动与新闻观点的书。它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我国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和马列著作出版的一个空白。一个研究生，能够在学习期间完成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我在撰写纪念论文，和整理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文论》书稿的过程中，忽然想到，如果能够将此书作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系列图书公开出版，那不是纪念马克思诞辰的一种最好方式吗？于是我向人民出版社作了推荐，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现在回过头来重新评价这本书，认识其价值和意义，我感觉到有一种幸运感，因为是历史的眷顾，才使我和童兵能够一道完成这样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尤其是通过通读全集和编写年表，不但使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有了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学到了知识，增强了理论修养，而且使我领略了他们的道德品行，感受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收获和提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道德品行和高尚精神像一盏明灯，也像一杆旗帜，这些年始终在引领着我，成为激励我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自觉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不竭动力，这是一开始时我所不曾预料到的。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闻领域都有着独特经历与特殊贡献。特别是马克思，他一生唯一的正式职业就是办报纸。他把报刊作为自己从事革命活动的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在一生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他创办、主编和参与编辑的报刊有十几家，关心和指导过的工人报刊多达数十家，还先后为许多国家的近百家报刊撰过稿。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这位“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恩格斯语）。3天后，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人们为他举行了简朴的葬仪。恩格斯在墓前所致的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伟大的一生，介绍了他在理论著述和革命实践方面为人类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恩格斯简短的悼词中，却有一长段是历数马克思一生所创办和编辑过的报刊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一年后，恩格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撰写的文章又以《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为题。恩格斯如此看重马克思的报刊活动，足见在马克思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其报刊活动所占的重要位置。

马克思是从参加报刊活动开始自己的革命政治活动的。他始终把报刊作为从事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作为进行理论著述和思想宣传的重要工具，作为保持同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可以说马克思几乎一生都在和报刊打交道。他把报刊活动看作是自己革命活动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他通过报刊活动来阐述和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指导和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如果离开大量的报刊活动，那么他的革命活动（从对革命运动的具体指导到用以武装千百万革命者的理论创造）就将失去重要的思想武器和舆论阵地。因此，对马克思来说，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与报刊活动家和宣传家是集于一身的。

而且，正是长达半个世纪的报刊活动为马克思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其世界观转变营造了现实环境，为其新闻思想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为无产阶级政党报刊开创了优良传统，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拓了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做出的杰出的历史性贡献。

恩格斯同样有着丰富的报刊活动经历。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投身报刊活动，并且一生也都没有离开过报刊工作。1838年18岁的恩格斯便开始为报刊撰稿；他跟马克思一样是《莱茵报》的年轻作者；1848年他同马克思一起创办了无产阶级机关报《新莱茵报》；晚年他同马克思共同指导欧美国家的一些工人政党报刊。而正是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等工人政党报刊的实践，使他对无产阶级党报的工作原则和活动规律有了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进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闻观点，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都与报刊有着不解之缘。因此，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便可以寻觅到他们一生革命政治活动的轨迹，也可以认识到他们一生理论创造和思想建树的成就。可以说，报刊是洞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战斗一生的最理想的窗口。

《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他们一生的报刊活动，以及他们在报刊活动实践中所提出的一些新闻理论观点，而且以年表的简洁形式客观地呈现出来，它可以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提供有益的帮助。

在回顾《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编写和出版始末的时候，我特别怀念和感恩甘惜分老师。甘老师是我国新闻理论大家、党报理论的奠基者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开创者。作为我的研究生导师，是他引领我走上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的道路，而且培养了我的研究兴趣，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成为我后来40年中一直坚持的研究方向。

在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特别是在通读全集和编写年表期间，甘老师给我和童兵很多具体指导。他亲自帮我们联系中央编译局，使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阅读到刚刚翻译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后11卷，即40-50卷的文稿。最后，他还为我们编写的年表书稿作序，可以说对我们真是关爱备至。

在甘老师去世的前一年，即2015年的元旦，我去看他，他赠我一幅字，上面写的是“立足中国土 请教马克思”。我理解老师的意思，他是让我继续立足中国大地，紧密结合中国实践，虚心向马克思求教，把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坚持做下去，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方面继续做些贡献。

如今，我已进入“古稀之年”。回望过去，我感觉很充实。因为在半个多世纪新闻追梦的路上，我一直在努力着，始终未敢懈怠。展望未来，我依旧信心百倍。我会不负甘老师的期待，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在传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方面向着新的目标继续前行。

注释：

[1] “文革”期间极左路线下在学校中开展的一项政治运动，其主要内容是“斗争”“批判”和“改革”所谓“旧的教育制度”。

[2]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特务、叛徒、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故称“老九”。

[3]复试期间，住北大燕园斋楼，内有蝙蝠无数。每到夜晚，蝙蝠在楼堂内飞舞，时而还会往人们被窝里钻，给我们留下很深记忆。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