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走长征路的记者们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记者 范昊天摄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李登科在展示其奶奶刘立英珍藏的红军宣传单《什么是红军》。 　　本报记者 程远州摄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 　　本报记者 范昊天摄

洪湖市瞿家湾老街。 　　本报记者 程远州摄

在长征这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中，荆楚儿女付出了巨大牺牲，谱写了悲壮而绚丽的篇章。20万长征红军，6万来自湖北；16万长征英烈，4万是湖北籍。

从大别山区的黄麻起义到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再到秦巴山区的农民起义……土地革命时期，红色革命的熊熊烈火从鄂东烧到鄂西、鄂北，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在这片土地上深深烙下红色印记。

在之后的长征中，诞生于湖北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以及重建于此的红二十五军三支部队相继踏上征程，一路播下红军火种。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率先到达陕甘苏区，被毛泽东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寻访红军足迹、传承长征精神，依然能被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就是要跟红军走

79岁的麻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史瑞林，至今难忘40多年前寻访烈士程再当事迹时，听到的那一首首令人动容的歌谣。

1931年，程再当的妻子张怀玉等7位年轻妇女一起动员各自的丈夫参加红军，又一起天天盼望丈夫得胜归家，盼了20多年，同时盼来一纸烈士证明书。从“一针一线做双鞋，好让亲人身边带；安心打仗不思家，打完胜仗早回来”唱到“莫胡思，莫乱想，赶快起来送军粮”，再唱到“别哭别伤心，挥泪送亲人；继承夫君志，为国献终身”，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自编自唱的歌谣寄托着她们的深情、期盼与哀思。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1927年11月，湖北省黄安（现名红安）、麻城两县农民武装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黄麻起义。一曲《黄安谣》，唱出了当时老百姓参军拥军的革命激情。在随后建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妻送夫、母送子、兄弟相携参加红军的故事比比皆是。

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主任陈敦学介绍，黄麻起义后组建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前身。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现红安县七里坪镇正式成立，后来成为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之一。

而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之后，留守的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也开始长征，并在1935年建立鄂豫陕苏区，成为唯一一支在长征中建立苏区的红军。

“红军所到之处，群众都热情拥护，红军到哪开会，群众都积极参加，积极给红军当向导，做宣传工作。”湖北省郧西县史志办原主任李仁喜介绍，1935年2月19日，红二十五军在郧西湖北口回族乡虎坪村召开宣传红色革命、扩充红军队伍的万人军民大会，老百姓群情激昂，纷纷参军。在关防乡二天门村，78户人家有76人参加红军。

“我爷爷直到最后一口气，还不肯屈服，向敌人喊‘我们贫苦农民，就是死也要跟红军走’。”在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丁祥根说起爷爷丁敬礼因参加红军组织的“抗捐队”而被敌人虐打致死的故事，声音哽咽。

这样的故事，在郧西俯拾皆是：二天门村吴之祥一家，冒死保护受伤的红军团长，并动员自己的5个孩子加入红军；虎坪村马福顺一家，掩护3名红军伤病员撤离；虎头岩村村民刘立英，受尽折磨也没交出丈夫带回来的红军宣传单……许多红军战士为了表达对苏区人民的情谊，把水壶、剪刀、烟袋和军毯赠送给群众，以作临别纪念。

人民军队来自人民，更因人民拥护而发展壮大。红二十五军在郧西的短短7个月里，就从来时的2500人发展到包括地方游击队在内的6000多人。

红军为民得人心

1370多座烈士墓，绝大多数无碑；1.2万多位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无名。

洪湖畔，内荆河边，柳关红军无名烈士墓群前，虽时隔80多年，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肃杀与悲壮。

湖北监利县湘鄂西苏区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冯传武介绍，柳关是湘鄂西苏区战略辎重后方，也是红二军团后方医院所在地。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与反“围剿”中，大量红军战士牺牲在此；柳关失守后，来不及转移的红军战士被敌军成批杀害。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遗体掩埋。

明知会九死一生，为何还要参加红军？明知有白色恐怖，为何还要掩埋红军遗体？

在湘鄂西苏区，贺龙领导红二军团救灾的故事能回答这个问题。

1931年夏，长江中下游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国民党一方面调集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另一方面竟“以水代兵”，在监利县上车湾掘堤放水，妄想以洪水消灭苏区的红军。

“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疯狂进攻下，贺龙带领红二军团拿出本就不多的经费，组织百姓修堤抢险、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湖北洪湖市档案馆副馆长廖雪琴介绍，以国际联盟救灾组织全权代表身份来苏区调查访问的路易·艾黎感叹“只有红军真心想抗洪”，随后将国际救灾物资交由红军发放给百姓。

在鄂豫皖苏区，麻城籍开国少将肖永正在长征中将棉衣送给贫苦百姓的故事也能回答这个问题。

史瑞林介绍，在红四方面军行军到雪山时，有一次总指挥徐向前看见肖永正披着草袋、背着行军锅跟着部队前进，脸都冻紫了，便很生气地质问39团9连连长刘三虎，为何棉衣已发，还有战士身上只披着一个草袋，并责令刘三虎把司务长叫来问话。刘三虎回答，披草袋、背大锅的就是司务长。

原来，肖永正上山前将自己的棉衣送给了一名没有衣服御寒的穷苦群众，自己只能靠草袋和大锅挡风挡雨。

“红军为何得人心？人民军队为人民。”史瑞林说，正是靠着严格的纪律和一心为民的情怀，红军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获得了老百姓的广泛支持，最终赢得了长征的胜利。

红军精神代代传

不久前，红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为七里坪镇檀树岗村村民程昌芝家颁发了“光荣之家”匾牌。

“我们家的光荣，来自我的伯父程启豪，他15岁参加红军，19岁在战斗中牺牲。”作为烈士后代，程昌芝说，“我一直教育我的子孙辈好好读书，为国家建设努力奋斗。”

“我爷爷曾写了一首打油诗回忆长征：‘枪有两支哑一半，三发子弹一粒算。缺枪少弹性命换，当年就是这么干。’红军长征是为了劳苦人民而舍生忘死、无私奉献，这种伟大的精神值得我去好好学习和宣传。”在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黄新廷将军的孙子黄天晓表示，作为红军后代，他要做一名红军精神的宣传员。

不止红军后人。从红安到麻城，从石首到监利，从洪湖到郧西，我们在寻访红军足迹时发现，这片英烈们用鲜血灌溉的红色土地上，讲述红军故事、弘扬红色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行动自觉。

“桂步蟾、王树声，二人出发去搬兵，武昌发来学生军……”走进麻城市乘马岗镇乘马会馆，一位身穿红军服装的“小小讲解员”正在为游客演唱当地的红色歌谣《歌唱学生军》。

歌谣所唱的，是90多年前的故事。1927年4月，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已逃亡的土豪劣绅勾结麻城县当地的“红枪会”卷土重来，血洗乘马岗，围攻县城，制造“麻城惨案”。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同志派出200名学生军前来增援，指挥部设在乘马会馆。

如今，乘马会馆已成为麻城当地重要的红色文化展览馆，解说员则是乘马中学一群十二三岁的学生。乘马中学校长陶金德介绍，王幼安、王树声等麻城早期的共产党人曾在该校以教员的身份传播革命思想。

“大别山走出的很大一部分红军将领是儿童团出身，比如邓岳、郑维山等人。当时鄂豫皖苏区一个乡就有1000多人的儿童团，他们在当地配合红军发展生产、保卫苏维埃政府，还普及文化、教人识字。”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敏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义务担任“小小讲解员”，成为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力量。

“洪湖水哟长又长，人心向着共产党。”在曾经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首府的洪湖市瞿家湾，面对络绎不绝前来缅怀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游客，在瞿家湾老街做了20多年宣传员的瞿兆利声情并茂地唱起了《洪湖赤卫队队歌》。“近些年来，学习红军精神、重温革命传统成了新风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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