茁壮成长的新中国童书出版

海飞

2019年09月30日13:30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原标题:茁壮成长的新中国童书出版茁壮成长的新中国童书出版

  70年来,新中国童书出版业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力推动下茁壮成长,从短缺到繁荣,从弱小到强盛,从封闭到开放,再到井喷式发展,创造了进入新世纪以来连续20年两位数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中国出版强劲的领涨力量,成为一个格局合理、体系完备、市场活跃的朝阳出版文化产业。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年出版4万多种、品种世界第一,年总印数8亿多册、在销品种30多万种、销售额达200多亿元人民币,拥有3.67亿未成年人读者,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着友好出版交往的童书出版大国。

  童书出版是神圣又美丽的事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新中国童书出版,是绽放在新中国大地上一朵美丽的出版之花。

  共和国初创:

  童书出版艰难起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翻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月,即1949年11月,国家就成立了出版总署,开始新中国出版业的起步、规划、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版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少儿出版,也开始起步。

  初创的新中国家底非常薄,出版业在刚刚散去战争硝烟的废墟上起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出版中心在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全国只有211家出版社,其中,国营出版社27家,私营出版社184家,出版物品种少、质量差,远远不能满足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以童书出版物为例,1950年全国出版的少儿读物仅有466种,总印数573万余册,其中种数的70%、印数的59%是私营出版社出版的。而且,当时全国6岁至15岁的少年儿童约1亿多,平均17个少年儿童读者才有1册少儿读物,呈现一种严重的缺书少刊的书荒现象。

  新中国的出版业艰难起步,迎难而上。出版总署一手抓统一全国的新华书店,把解放区新华书店成功的发行渠道推广到全国;一手抓出版社的公私合营、国营出版社的新建,并把全国的出版中心转移到首都北京。

  新中国的少儿出版也纳入到这个进程中。1952年12月,新中国第一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1954年,全国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少儿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版再版少儿图书1260种,印行1369万册,其中国营出版社和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的品种数占60%,印数占80.4%。少年儿童的图书拥有量也有所提高,增长到平均5个小读者有1册图书。

  但全国少儿图书奇缺的现象依旧十分严重:一是书店里无少儿图书新书可购,流通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旧小说和武侠图书;二是投机商人开设地下书店、马路书摊,推销的是一些内容不健康、色情淫秽、凶杀格斗、低俗荒诞、误人子弟的有害读物;三是在为数极少的少儿图书中,存在着儿童文学图书少、知识性读物少、中低年级读物少、学龄前儿童读物更少的“四少现象”;四是少年儿童读者最多的广大农村,几乎处于没有少年儿童课外读物的无书可读的“高度饥渴”状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少年儿童读物严重缺乏的状况,引起党和国家各有关部门的重视。1955年8月15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向党中央呈报了《关于当前少年儿童读物奇缺问题的报告》,在汇报了河北、江苏、山东等地有关情况后,提出了“大力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和“加强儿童读物出版力量”的措施。团中央决定在继续办好归属团中央管辖的在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加强小学中年级及学前儿童读物出版外,在北京创办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加强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读物的出版,并建议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15个省份的人民出版社设立儿童读物编辑室,加强全国儿童读物的出版,同时还提出适当提高稿酬标准、加强发行和宣传工作、增设儿童阅读场所等建议。1955年8月27日,党中央批转了团中央的报告,要求全国有关方面积极地、有计划地改善少儿读物的写作、翻译、出版和发行工作。

  1955年10月5日,国务院机构设置调整后负责管理出版的文化部党组,向党中央呈送报告,提出了加强少儿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4条改进措施。一是大力增加少儿读物的品种和印数。计划在之后两年中,品种逐年增加25%,印数逐年增加20%,稿酬从千字5元至15元提高到10元至30元(当时文字最高稿酬一般为25元),并支付印数稿酬。二是增强少儿读物出版力量。在成立中央级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时,加强人民美术、人民教育、通俗读物、音乐等中央级出版社和上海新美术出版社的少儿读物出版,各地方出版社也要注意组织当地作家写作少儿读物,逐步建立少儿读物编辑室或编辑小组。三是改进少儿读物的用纸和印刷质量,降低少儿读物定价。四是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少儿读物的发行工作。

  随着对外合作的不断深入,我国少儿图书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图为中外出版人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翻看中国的精品少儿图书。本报见习记者 杨志成 摄

  1956年6月1日,团中央创办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这是共和国第二家专业少儿出版社,从此形成了“南有上少,北有中少”的少儿出版新格局及“科普读物找上少,思想教育读物找中少”的少儿读物内容新格局。

  1960年2月26日,针对1957年至1959年全国少儿读物在品种、质量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如3年出版了5937种少儿读物,总印数1.89亿册,虽然品种、印数增加显著,但思想性、艺术性不高,知识读物缺乏,文学读物题材面窄,低年级和学龄前读物、画册少,农村少儿书少,印制质量差、图片不清等,文化部党组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联合向党中央呈送了《进一步改善少年儿童读物的报告》,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1960年3月5日,党中央同意并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1960年至1965年,全国共出版了少儿读物4967种,总印数2.73亿册,少儿读物的出版质量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从1949年10月1日到1965年12月,新中国成立16年,有了自己的少儿出版业。16年间,全国共出版少年儿童读物19671种,其中新版10723种,总印数6.71亿册,总印张10.48亿印张。16年间,全国涌现出了一批深受少年儿童读者欢迎的优秀儿童读物和作家。如儿童文学读物中,有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华山、刘继卤的《鸡毛信》,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洪汛涛的《神笔马良》,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任德耀的《马兰花》等。低幼读物中,有张士杰的《渔童》,方慧珍、璐德的《小蝌蚪找妈妈》,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迎解放》等。科普读物中,有高士其的《细菌世界探险记》《和传染病作斗争》,以及郭沫若作序,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等几十位科学家撰写的《科学家谈21世纪》等。特别是1960年7月,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少儿科普读物的扛鼎之作《十万个为什么》,用少年儿童最喜欢的问答式体例收集了1484个问题,仅1960年7月至1964年4月,总发行580多万册,有19个省份租型,并出版了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等文版及盲文版,版权输出到越南、印尼等国。

  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新中国的童书业,伴随着共和国初创的豪迈步伐,脚踏实地地起步了。

  改革开放:

  童书出版飞跃成长

  1966年,“文革”开始,这使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童书业遭受极大的损失,童书业停步了,出现了新的严重的书荒。“文革”后期,全国各地要求恢复童书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少儿出版予以了极大关注。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根据“旧书也可选一点好的出版”的指示,被停业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部分工作人员,奉命从“五七”干校回京,成立图书清理小组,着手清理“文革”前图书,准备重印。1975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业务,全国各地方出版社也逐渐恢复少儿读物的出版业务。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我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带来了我国童书业飞跃发展的春天,经历过新中国初创时期起步和“文革”时期停步的少儿出版,发生了根本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少儿出版发生了四大变化。

  变化一:中国少儿出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厚爱,成为得道多助、厚重发展的出版文化产业。

  1978年5月初,“文革”后恢复设置的国家出版局邀请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出版社座谈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对全国少儿出版中的问题进行疏理。1978年5月28日,国家出版局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召开少儿作家座谈会,会议呼吁作家们打破精神枷锁,拿起笔来,为孩子写作,把孩子们从书荒中救出来。1978年10月11日至19日,国家出版局在江西庐山召开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庐山会议是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勇闯禁区、迎接少儿读物出版春天的标志性会议。会议制定了1978年至1980年3年重点少儿读物的出版规划,提出了1979年“六一”儿童节前出版1000种少儿读物、3年内出版29套丛书的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和全国少儿出版工作者的努力下,这一目标顺利实现。

  中央有关部门把少儿读物与电影电视、长篇小说作为“三大件”来抓。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从1994年起连续5年每年召开一次少儿出版工作会议,从性质地位、出版理念、改革思路、重点工程、整体质量、面向农村等各个层面为少儿出版定性、定位,凸显了少儿出版的重要地位。新闻出版署在制定和实施《“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专门把少儿读物出版作为“需要特别重视的内容”的第5条、作为4个单列的子系统规划之一来规划。在被称为“1200工程”的国家“九五”规划的1200个项目中,列入少儿读物选题85种,占规划总数的7%。在国家“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中,少儿读物选题的比例更是不断增加。

  为了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儿童动画出版物,1996年6月24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启动了中国儿童动画出版工程,即“5155工程”,建立华东、华北、中南、东北、西部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15套重点大型系列动画图书,创办《中国卡通》等5种动画期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卡通读物的发展,并为21世纪初中国动漫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96年10月,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主办了中国少儿出版物成就展,29个展团、两万余种少儿读物,充分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少儿出版的丰硕成果,并为新世纪少儿出版业的发展描绘了灿烂的前景。

  变化二:中国少儿出版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格局合理、体系完备的出版文化产业。

  “南有上少,北有中少”是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专业少儿出版社的基本格局。两家专业少儿社,200多人的少儿出版专业编辑队伍,200多人的儿童文学作者队伍,编辑出版752种少儿图书,当时的中国少儿出版,是纯粹的供不应求的小出版。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少儿出版如雨后春笋般的茁壮成长。一大批地方专业少儿社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相继诞生,迅速崛起,并且拥有着美好向上的社名,如新蕾出版社、明天出版社、希望出版社等。少儿出版社编辑、发行队伍和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也在迅猛发展。到2008年,全国有34家专业少儿社,260多家少儿报刊社,6000多名专业从业人员,5000多位儿童文学作家和画家。同时,全国570多家出版社有521家设有少儿读物编辑部门,有的大学出版社还专门成立了儿童出版分社,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少儿出版体制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全国性的专业少儿出版分工已经被打破,1977年,专业少儿社出版的图书占全国少儿图书市场份额的74.6%,2007年则降到30.3%。另一方面,全国少儿出版的体制机制变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00年5月与中国少年报社实现了强强联合,组建了中国首家儿童传媒集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30多家地方少儿社也相继进入地方出版集团,走上集团化发展的轨道。全国专业少儿社实现了转企改制,探索产业化发展的新路。

  少儿出版的蓬勃发展,也催生着少儿出版行业协会的发展。1986年,在新闻出版署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加入被誉为少儿出版界小联合国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并成立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开启了中国少儿出版对外交流的大门,由改革开放前的闭关锁国,发展到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出版单位建立友好往来。

  1994年,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中国版协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以“联合、保护、协调、发展”为宗旨,每年召开一次主任会议和全国少儿出版社社长年会,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出版方针政策,研究讨论全国少儿出版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少儿社图书交易会,为专业少儿社打造一个展示出版成果、交流出版信息、开拓出版市场的平台;每年评选一次“中国少儿出版10件大事”,真实记录中国少儿出版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进程。1997年7月1日,委员会创办了一份综合性应用理论刊物《中国少儿出版》,努力宣传解读出版政策。

  变化三:中国少儿出版从短缺到繁荣、从简陋到精致,成为市场最活跃、名品荟萃的出版文化产业。

  改革开放40多年,少儿出版从短缺到繁荣、从简陋到精致,是整个出版界数量增长最快、品种增长最快、质量提升最快的出版门类之一。1977年,全国出版少年儿童图书品种752种,1979年上升到1100种,1980年为2400种,1989年为3598种,1991年达到4000种,1992年为4605种,1994年近6000种,2000年7004种,一路攀升。告别了“站不起来、亮不起来”的简陋时代,少儿出版不仅在国内书店里是最醒目、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是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一道风景线。

  从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全国少儿读物出版情况来看,2006年,全国出版少儿读物9376种(初版5630种),印数19975万册,972961千印张,总定价179501万元;全国出版少儿期刊98种,平均期印数1116万册,每种期印数11.39万册,总印数22108万册,总印张605644千印张;全国少儿录音带1834种,1161.44万盒;全国少儿激光唱盘(CD)799种,464.63万张;全国少儿高密度激光唱盘(DVD—A)2种,5500张;全国少儿录像带6种,1.02万盒;全国少儿数码激光视盘(VCD)2231种,2464.82万张;全国高密度激光视盘(DVD—V)279种,631.81万张;全国少儿图书销售3.51亿册,34.1亿元;全国少儿读物出口67750种次,50.74万册,122.51万美元;全国少儿读物进口19646种次,32.52万册,241.43万美元。数字充分显示,我国的少儿读物市场已经进入一个品种齐全、应有尽有、质量良好、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建国初期17个儿童1册书的短缺出版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有的家庭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儿童藏书了。

  改革开放40多年,成就了一批优秀出版社、一批优秀少儿出版家、一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画家、一批优秀儿童读物。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等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出版单位。有10多名少儿出版人获韬奋出版奖,20多名少儿出版人获评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30多名少儿社社长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数百种少儿读物获国家图书三大奖,近千种少儿读物获全国各种优秀儿童文学奖。40多年来,爱国主义少儿图书光彩照人,《共和国领袖故事》《中国革命史话》《中华英杰》等展现了少儿图书出版的主旋律,全国每年平均出版800多种(套)爱国主义图书,成了少年儿童爱国主义教育的“底气”。

  40多年来,我国原创儿童文学快速成长,力作丛生,名家层出。作家秦文君潜心儿童文学创作35年,出版了60多部著作,计800多万字,先后70多次获各种图书奖,其中《男生贾里》出版20多年来,一版再版,畅销全国,累计印行了220万册。作家曹文轩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创作出了《草房子》《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细米》等一大批精品力作。其中,《草房子》再版500多次,每年销售120万册,2018年销售150万册;《青铜葵花》再版200多次,版权输出英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国。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文学奖。作家张之路写作40年,出书40多部,并有10多部拍成了儿童电影和电视剧,他的《霹雳贝贝》《第三军团》《有老鼠牌铅笔吗?》等图书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

  作家杨红樱创作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笑猫日记》等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畅销书品牌。“淘气包马小跳”印行8000多万册;《笑猫日记》出版13年,现已出版25册,发行量突破7000万册,销售码洋达10多亿元人民币。2008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完成了“童话大王”郑渊洁30年童话创作的大集结,实现了“皮皮鲁总动员”系列54册“整舰起航”,累计销量达2000多万册,销售码洋4亿多元。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强势展示了中国本土优秀儿童文学精品。

  40多年来,我国的少儿科普读物也有了长足发展,在全国少儿图书选题中,科普图书的比例不断升高,如1996年占11%,2000年占21%,2006年占24%。被誉为“中国百科奇迹”的浙教版《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7年重印20多次,连续4年名列全国10大畅销书之列,累计发行170多万套,总码洋超过1亿元。

  40多年来,我国的低幼读物和动漫读物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为精美的少儿低幼读物和相对现代化的动漫读物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开辟了市场。图文并茂、制作精良的图画书和低幼期刊得到了变得富裕起来的家庭父母的青睐,成了亲子共读的首选。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幼儿画报》,汇集了高洪波、金波等全国优秀童话作家及插图画家,推出一批深受儿童喜爱的“红袋鼠”等艺术形象,月期发行量最高时达170多万册。儿童插图画家吴带生被誉为“嘟嘟熊之父”,他创作的憨态可掬、毛茸茸的“嘟嘟熊”,以及他主编的《婴儿画报》及品牌化的《嘟嘟熊画报》,成了家长的育儿助手和广大儿童的启蒙读物。

  我国的动漫读物进入新世纪以来更是如鱼得水,迅速成长。国产原创动漫图书出版900多种,发行6000多万册,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深受少年儿童读者喜爱、富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作品,如“蓝猫”系列、“哪吒传奇”系列等,为丰富多彩的少儿出版业增添了新的色彩。

  变化四:中国少儿出版从封闭到开放、从只有引进到开始输出,成为大国崛起、影响世界的出版文化产业。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少儿出版对外开放经历了3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78年至1990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创期。1979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少年儿童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了一些在“文革”中被禁的国外优秀少儿图书,并尝试对外版权合作。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中国原创童话《宝船》等成了首批输出日本的少儿图书。1981年4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组建了改革开放后首支出访团,与前南斯拉夫达成了合作出版《周恩来的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等协议。紧接着,一些非少儿专业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批国外优秀儿童读物和输出中国优秀儿童图书,如外文出版社的《叶圣陶童话选》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同时,一些相关的对外合作交流活动也开始起步。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亚洲文化中心举办东京野间儿童画书插图比赛,我国送展的《三打白骨精》《小蝌蚪找妈妈》等少儿图书获奖。

  第二个时期是从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到20世纪末的1999年的发展期。1992年,我国成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我国的少儿出版也进入了一个更加开放和更加规范的国际化进程。从全国出版界来看,1990年我国的版权引进图书不足1000种,而到2000年已超过7000种,其中少儿图书的引进也由1990年的不足100种增加到2000年的超过800种。这一时期,我国少儿出版社大踏步走出国门,频频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意大利博洛尼亚儿童书展等国际书展,并在北京举办了两次国际儿童书展。

  第三个时期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方位与世界接轨带来的繁荣期。我国少儿出版迅速进入世界少儿出版圈,国际少儿出版商也高度重视中国这个巨大的童书市场,大量的国外优秀少儿读物和畅销书被引进国内,中国优秀少儿读物也开始走出国门,一些重要国际会议和活动也在中国举行。

  我国是全球童书版权引进第一大国,年平均输入6000种至8000种。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了英国女作家J.K.罗琳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哈利·波特”系列,连续27个月居全国销售排行榜榜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引进比利时的《丁丁历险记》和瑞典的《林格伦作品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引进了“冒险小虎队”丛书,接力出版社引进了“鸡皮疙瘩”系列、“蓝精灵”系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引进了“国际安徒生文学奖书系”,希望出版社引进了“史努比”系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引进了“大幻想文学”系列等。2005年是丹麦作家安徒生诞辰200周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我国出版了200多种安徒生童话图书,发行量高达1000多万册。大批国际优秀少儿读物引进出版,成为21世纪初中国少儿图书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使广大中国小读者与世界各国的小读者站在了同一阅读起跑线上。

  随着对外合作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少儿图书也开始了走出国门的努力,40多年来,我国有4000多种少儿图书实现了海外版权输出。目前,引进输出比例越来越接近。同时,少儿图书对外开放正向着多元共赢的方向发展,如版权投入分成、合作出版投资分成、合作出版同持版权、合作出版系列开发、版权代理合作等,合作开放,百花齐放,多姿多彩。

  中国少儿出版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少儿出版的大国地位,也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1996年以来,IBBY的历任主席曾多次向中国分会提出,希望能在人口最多、儿童读者群最大的中国举行一次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经过10年的准备,2006年9月20日至23日,IBBY第30届世界大会在中国澳门举行,来自54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与大会同时进行的有“安徒生奖展览”“IBBY荣誉名册展览”等10个展览。2017年,中国籍人士张明舟当选IBBY主席。

  新时代:

  童书出版高质量发展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新中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高速度发展的童书出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突破了以“年”的概念来界定发展进程,进入了可以而且也能够以“时代”的概念来界定的发展进程。中国迎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童书大时代,一个真正属于中国的童书大时代。

  2014年12月9日,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少儿出版工作会议。2015年7月9日,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

  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童书,有7个重要标志。

  标志之一

  主题出版旗帜鲜明

  童书出版高质量发展,必须旗帜鲜明地做亮做强主题出版。许多少年儿童出版社都自觉地把主题出版作为出版要务和出版工程来抓,出版了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高质量图书。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推出了“伟大也要有人懂”系列,以及《新时代国情教育读本》、“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系列等,用符合时代特色的书写向中国小读者讲述中国故事,也输出到海外,引起国外许多小读者的强烈反响。

  标志之二

  “中国好书”精品迭出

  图书,是出版最根本的呈现。高质量出版的社会化表现,是出版读者喜闻乐见的优秀图书,是出版质量上乘的精品图书,是出版彰显文化传承的传世经典。

  进入新时代,为促进精品图书的出版,除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外,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推出了“中国好书”月评和年评。并且,中宣部出版局专门设立了鼓励中青年作家原创的“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图书,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成了新时代童书出版的重要风向标。

  新时代需要代表人民心声的好书,新时代需要镌刻时代印记的好书,新时代需要呼唤从文学高原走向文学高峰的好书。新时代的中国童书出版涌现出了一批精品力作,如《我的儿子皮卡》《艾晚的水仙球》《少年与海》《奔跑的女孩》等,这些精品力作,都闪耀着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和童书出版的绚丽光彩。

  标志之三

  新出版格局充满活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童书的出版格局被业界称为是“举国体制”的出版格局,580多家出版社有550多家在出童书,几乎社社出童书,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满天星式的、散沙型的出版格局。在童书高质量发展中,这个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2013年,地处华中的长江少儿出版集团应运而生,是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跟海豚出版公司组成了法人联合体的少儿出版集团。2014年12月1日,地处华东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挂牌,它是内生裂变的法人实体集团。2015年11月28日,被誉为童书出版界“黑马”的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安徽时代漫游文化公司联合,组建了时代少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而上溯到2000年5月23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少年报社强强联合,组建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实际上这是一个地处北京的跨媒体的国家级少儿出版集团。4家集团,每家的年产值10多亿元人民币,加起来50多亿元人民币,占整个少儿出版总产值的1/4。中国童书出版格局分散、个头不大、实力不强的局面终于有了改观。

  除此之外,童书出版的专业化格局进一步强化。如“华东六少”抱团发展,专业出版的视野更加开阔,专业出版的水准不断提升。2015年4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了文学分社,举起了儿童文学出版的大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依托特殊的海峡区位优势,加强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的交流合作,推出“台湾童书馆”大型系列丛书,开创了高专业度高集中度的出版新格局。同时,一些非少儿专业出版社以及民营、外资的童书策划机构也在迅速崛起,如新经典、小中信、童趣、蒲公英、果麦、魔法象、蒲蒲兰、北斗等应运而生。

  标志之四

  “童书出版+”的融合发展竞争模式

  融合创新,寻找新动能,是中国童书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童书出版走向新的发展平台提供了崭新的机遇和无限的可能。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童书出版进入了“童书出版+”的融合发展竞争模式。如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推出了“童书出版+学前教育”的发展模式,他们组建了“长江学习工场”,建立了我国幼教领域的首个“云平台”,线上线下结合,集幼儿园管理系统、课程系统、培训系统、家园互动系统、学习社区游戏系统、点读产品系统和B2C电子商务平台于一体。他们推动成立了湖北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幼儿园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研发了深受幼儿园欢迎的“边做边学”系列玩教具。搞得有声有色,做得有滋有味。

  又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少儿分社充分利用外研社外语教育优势,做“童书出版+幼儿园”的“打包教育服务”。他们打了两个包,一个是图画书的包,一个是幼儿学英语的包。进幼儿园,一岁的小孩看什么图画书、学什么英语,两岁的小孩看什么图画书、学什么英语,一直分级到上小学以前。他们专门培训了一批讲师,都是硕士生以上的,英语说得好,图画书也讲得好。他们一个省一个省去做,最近在昆明发展了60多家幼儿园。教材包都是送的,不靠图书挣钱,靠教育挣钱。再如江西高校出版社北京出版中心,他们做的则是“童书出版+儿童玩具+智能开发的手工类产品”或称“童书出版+非书品”。他们已经有49种产品版权输出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其中,“毛毛刷编织”系列很有新意、很有创意,只要动动手,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编织出形态各异的形象来,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寓教于乐,健心益智。

  随着中国出版产业集团化和出版产业上市浪潮的到来,“童书出版+资本”的模式也应运而生。现在全国许多童书出版社背靠集团公司、上市公司,资本雄厚,通过资本运作,盘活出版资源,布局数字出版,布局IP业务。

  标志之五

  图画书出版朝气蓬勃

  新世纪中国童书出版“黄金十年”,是以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火爆为标志的。新世纪第二个童书出版“黄金十年”,除了儿童文学图书依然火爆外,图画书出版的蓬勃发展,是新时代童书出版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是图画书出版品种飞速增长。从选题申报来看,目前,我国图画书年引进约2000种,原创约2000种,共计4000多种。全国童书年出版4万种,图画书约占1/10。本土图画书的作家和画家开始崛起,有的作者自编自画,直接与国际图画书创作模式接轨。

  二是图画书出版质量不断提升。有的本土原创图画书已经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有的图画书在国际上获奖,如《团圆》《云朵一样的八哥》《辫子》《羽毛》《别让太阳掉下来》等。

  三是图画书有了不断壮大的创作队伍、翻译队伍和专业的、学术的研究中心。我国原本就是个连环画大国,加上大学美术专业设置广泛,画家队伍力量丰厚。特别是一些年轻画家,自编自画,富于创新,出手不凡。同时,图画书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原创图画书研究中心,这是我国第一个专业的、学术的图画书研究机构,并且发布优秀原创图画书年度TOP10排行榜。

  四是图画书有了自己的奖项。过去,我国的童书奖主要是儿童文学图书奖和科普图书奖,图画书则没有专门的奖项。而现在,香港设立了“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台湾设立了“信谊图画书奖”,上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设立了专门的图画书奖,北京设立了“张乐平奖”,北师大和时代出版集团设立了中国原创图画书“时代奖”,北方出版集团和鲁迅美术学院设立了“小麒麟奖”等。这些专业奖项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原创图画书的发展。

  五是图画书市场既现代又接地气。图画书和其他童书不同,它的市场不在地面书店,而在网络书店和民间绘本馆。当当网、京东网以及遍布全国的数以万计的民间绘本馆和图书馆,是图画书的“超市”,并且现在出现了手机微信群、朋友圈销售的时尚模式。

  六是我国在互联网时代创新制定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ISLI标准,并于2014年创建了国际插画平台助画方略公司(lllusalon)。2015年10月,助画方略公司与法兰克福书展联手创立了全球插画奖。2016年6月,全球插画奖正式向全球发起征集。2016年9月,大奖组委会征集到了50多个国家逾万幅参赛作品,并将获奖作品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展出。助画方略公司推出插画师服务平台,为插画师、出版社、作者、作品等提供全球性的原动力。

  标志之六

  国际合作异彩纷呈

  我国的童书出版国际化发展很快,已经不是简单的你卖我买的版权贸易的单一模式了,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模式。

  一是合作出书。例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把波兰画家麦克·格雷涅茨请到南昌,整整6个月,合作出版了《好困好困的蛇》等一批图画书;与日本铅笔画家木下晋牵手,合作出版了图画书《熊猫的故事》。来自巴西的安徒生奖插画奖获得者罗杰·米罗与曹文轩合作创作出版了《羽毛》《柠檬蝶》等图画书。英籍华人插画家郁蓉与秦文君合作创作出版了《我是花木兰》。西班牙插画家哈维尔·萨巴拉与金波合作创作了《我要飞》。阿根廷插画家耶尔·弗兰克尔与张之路合作创作了《小黑与小白》。这些图书质量上乘,国际影响力大。合作出书,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二是合作办出版公司。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国际出版机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合作,2011年成立了北京二十一世纪麦克米伦文化公司,出版了“不老泉”系列等图书。这是一种重要的出版机构之间的合作模式。

  三是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德国的青少年文化研究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与德国的蒂奈曼出版社结为兄弟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聘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亚当娜做总社的战略顾问。

  四是举办中国的国际童书展,设立中国的国际儿童文学大奖。2013年,我国上海设立并举办了首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CCBF),在亚洲乃至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14年,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把原先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升格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不仅向中国的优秀作家颁奖,而且也向优秀的外国作家颁奖。举办中国的国际童书展,设立中国的儿童文学国际大奖,非常重要,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童书出版的国际形象。

  五是走出国门,构建“一带一路”童书出版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我国童书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2015年8月27日,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并购了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成为我国第一家并购外国出版社的专业少儿社,把中国童书出版的触角伸向澳洲市场。2015年8月28日,接力出版社成立了埃及分社,这是我国专业少儿社首次在国外建立分社。2015年9月3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黎巴嫩数字未来公司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合资成立了时代未来有限责任公司,迈出了推广“丝路童书国际合作联盟”的第一步。

  标志之七

  儿童阅读的春天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儿童阅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迎来了阅读的春天。据2018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权威发布,我国0—17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0.4%,人均图书阅读量为8.91本,与新中国成立之初17个孩子1本书相比较,毫无疑问,今非昔比,天壤之别。我国的儿童阅读的春天,是由“三大推动”带来的。

  一是国家推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国家推动毫无疑问是强有力的“第一推动”。中宣部在“五个一工程”奖的图书奖中,专门设立了儿童文学图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书的门类;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中国好书”月评和年评中,专门规定了童书的获评比例,并在每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国好书”颁奖晚会上重点推介。在所有国家级图书评奖中,都凸显了童书获评的比例。国家新闻出版署也联合各部委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实体书店的存在和发展。

  二是社会推动。社会推动,指的是社会团体、社会机构对儿童阅读的推动。中国版协、中国作协等,都结合自己的社会分工、社会角色、社会特点,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强、社会效果好、生动活泼的儿童阅读活动,如“少先队读书活动”“女童阅读活动”等,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合力,打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和阅读环境。

  三是民间推动。民间推动,指的是民间机构、民间个体、社区家庭对儿童阅读的推动。民间机构如北京的新阅读研究所,在广泛征集专家意见和发动网络民主投票的基础上,认真研制出了由40本基础阅读书目和60本推荐阅读书目组成的《中国幼儿基础阅读书目》,以及由30本基础阅读书目和70本推荐阅读书目组成的《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深圳的爱阅公益基金会为改善小学图书馆的图书品质,推出了由4000本书组成的《爱阅小学图书馆基本配备书目》。一批由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评论家组成的儿童阅读推广人、“点灯人”、“妈妈导读师”等,长年累月地活跃在学校、社区、家庭,与老师、家长、学生、儿童面对面地进行阅读推广,播撒阅读的种子,点亮儿童的心灵。雨后春笋般的绘本馆,以及成千上万的“故事妈妈”“故事爸爸”,为亲子阅读、书香家庭构建了最接地气的书香社会。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变革,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给世界带来了一股改天换地的强大的东方力量。中国的童书出版已经成功实现了21世纪初连续20年的两位数超高速增长,我们完全有可能迎来一个真正属于中国的童书大时代。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们期盼着在世界格局中真正属于中国的童书大时代,我们在新时代中不懈努力。

  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图书,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成了新时代童书出版的重要风向标。 本报见习记者 杨志成 摄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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