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蜀生

　　是战地记者，是资深编审，也是美国史研究专家。对新闻工作，他说：“新闻记者是个了不起的工作，可大可小。”作为资深编审，他谦称是“半路出家”。

　　薛德震

　　52年从事出版事业，初心不改，集中精力做好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他说：“做出版，内心要爱书、爱读书，有一种激情。”

　　张惠卿

　　参与编辑出版500余种马列著作，严谨是他的工作准则。他说：“书出得好，我们就跟书分不开了、浑然一体了，这就是缘分。”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共和国的伟大事业，铸就起党和国家事业的宏伟丰碑……

　　70年过去了，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创立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8位老同志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其中，黄书元同志作为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荣获奖章，其他27位老同志都是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都曾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挥洒青春热血，又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兢兢业业、默默奉献。

　　9月26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先后到获得纪念章的邓蜀生、薛德震两位老同志家中进行了采访，并对远在上海的张惠卿同志进行了电话采访。他们是人民出版社乃至整个新闻出版界获此殊荣的代表。

　　邓蜀生：从战地到史林

　　上午9点，记者一行来到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家里时，96岁的邓老早早等待、起身迎接。

　　“短短几年内得了两个奖牌，一个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个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我心里特别高兴。”得知记者此访的目的，邓蜀生谦和地说，“很多和我一起的人都先走了，他们的故事比我多得多。”

　　邓蜀生是战地记者出身。他曾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从缅北到缅中》等战地通讯名篇，成为研究中国远征军的重要史料。为了采访，他曾翻越中缅边境的野人山。他回忆说：“1944年时，日本人战火已经比较弱了，各山之间展开炮战，我们在一个山头，日本残余部队在另一个山头，好几次和危险擦肩而过。”

　　抗战胜利后，邓蜀生先后在重庆及上海《新民报》《新民晚报》《新闻报》等任记者。

　　1950年，邓蜀生从上海被派到新华社军事组。朝鲜战争一爆发，他就去了抗美援朝战场，加入了新华社在朝鲜成立的由3名记者组成的志愿军总分社。“由于制空权全部在美国人手里，物资运不进来，整天吃的是高粱米。”尽管条件艰苦，邓蜀生在防空洞里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

　　对于记者职业，邓蜀生谦虚地说：“新闻记者是个了不起的工作，可大可小。没有什么经验可传授，只有一条，就是要抓新闻，要特别敏感。”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他被派到中宣部办的《时事手册》，这个小册子当时发行达300多万份，人民出版社接手领导后，邓蜀生也于1961年调进人民出版社，此后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外国历史组工作。

　　除了是资深编审，邓蜀生还是学界公认的美国史研究专家，对此，他谦称自己是“半路出家”。他主持编辑、策划和责任编辑的有影响的著作有《美国内战史》《美国通史简编》《美国对外政策史》，特别是历时24年的6卷本《美国通史》等。此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等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薛德震：一生做好一件事

　　上午10点15分，当记者一行来到87岁的薛德震家里，他特意将刚刚获得的纪念章装在精致的盒子里，放在客厅桌子上。

　　1947年4月，15岁的薛德震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党在苏北解放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华中工委设有宣传部，其下领导的新华书店、报社需要工作人员，就到解放区的学校去招考。还在读中学的薛德震报了名，被录取进入华中新华书店工作。

　　薛德震告诉记者，新华书店那时出书、出杂志，其中有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的通俗政治读物，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出小说、诗歌等文艺读物。

　　1949年4月，新华书店作为后方机关跟着解放军部队渡江。薛德震先到无锡的苏南新华书店工作，1951年被调到刚刚在上海成立的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编辑部。

　　时隔近70年，薛德震仍为承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印制发行任务感到自豪。他说，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将书稿编好后，非常隆重地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后各地群众踊跃购买。他告诉记者，那时工人根据原稿排版，按照书的开本浇成一块一块的铅版，进行出版印刷。

　　1954年，薛德震被上海人民出版社选送到中央党校学习，1956年毕业后留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直至1999年离休。上世纪60年代，按照中越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合作协议，他还担任过越南外文出版社中文专家。

　　从15岁在家乡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薛德震一生与人民的出版事业紧密相连。他深情地说：“我热爱人民的出版事业，在52年中，集中精力做好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校对、编辑、出版、发行的服务与管理工作，离休后才全身心地投入著述活动。我的著述活动是围绕着‘人的哲学和哲学的人’这个主题展开的，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的，力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哲学的解释和说明。自己在工作中则努力践行之，做一个独立思考、有头脑的人。”

　　52年，薛德震初心不改。他说：“做出版，内心要爱书、爱读书，有一种激情。”

　　张惠卿：参与出版500种马列著作

　　下午3点，记者如约拨通张惠卿上海家中的电话，电话那端，95岁的张老声音洪亮、思路清晰。1937年年底，13岁的张惠卿刚刚小学毕业，家乡浙江海宁硖石镇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张惠卿语气悲愤地说：“我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残杀我们同胞，亲耳听到严刑逼供的惨叫声，还透过门缝看到日本人拖着血肉模糊的尸体从我家门口经过。我们全家天天处在惊恐之中，我深感当亡国奴的悲哀。”

　　张惠卿全家逃难到上海后，在贫民窟里求生。他干过报童、小贩，当学徒、当工人，同时靠上夜校和自学求取知识，并接触进步思想。1944年10月，他跟党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

　　张惠卿清楚地记得，1945年6月，他被日寇抓进日本的沪南宪兵队，受到了灌水、火烫、毒打等多种酷刑，但他咬紧牙关未吐露一个字。日本宪兵队没能从他和一起被捕的同伴那里获得任何口供，再加之日本侵略者很快就投降了，他们得以死里逃生。日寇投降后，经组织批准，他于1946年4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对抗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前，张惠卿学过俄文。新中国成立后，懂俄文的人较少，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给他分配工作时提出两个选择项，一是到上海外事处做苏联侨民的工作，二是到华东新华书店做俄文的书稿翻译审稿工作。喜欢做文字工作的他选择了后者，就到了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1953年，他被调到北京，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主要负责马列著作和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的编辑工作。

　　张惠卿在人民出版社参与了各类马列原著（包括全集、选集、书信集、专题文集、单行本等）的出版全过程，共计500多种，1.4亿多字，印行1.9亿多册。谈到这些经典著作，张惠卿如数家珍。“最早出的是《列宁全集》，一共出了两版，第一版39卷，第二版60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50卷本，除了苏联以外，我国是出版马列著作最多的国家。”

　　采访中，张惠卿提到吴国英、林穗芳、王以铸等一起共事的老编辑的名字。他认为：“新编辑最应向老编辑学习的就是‘严谨’二字。”主持工作时，他向大家提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审稿和加工一定要严格慎重，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过。

　　“我本身就很喜欢这个工作、喜欢书，书中都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书出得好，我们就跟书分不开了、浑然一体了，这就是缘分。”张惠卿这样形容做出版的心境。他告诉记者，尽管现在年龄大了，看书有时不太方便，但他还是经常要看看书。

　　精彩的人生故事还有很多，记者没有直接采访到的纪念章获得者、百岁抗战老兵殷国秀同志，早在1939年，她就在重庆生活书店编辑部担任校对文书。抗战时期，她的战斗脚步遍及重庆、香港、广东、广西、上海、安徽等地。抗战胜利后，她先后在山东《大众日报》、山东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店、华东人民出版社工作。鲜为人知的是，山东解放区曾经也有过一份《新华文摘》，由山东新华书店编辑出版，从1945年11月创刊到1949年3月停刊，总计出版38期。当时主持编辑此刊和担任编辑的人中，就有殷国秀和她的丈夫、出版家叶籁士等人。尽管这份刊物和现在的《新华文摘》只是同名的两种杂志，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出版传统、出版精神与出版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出版的手段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担当。

　　这些老同志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十年来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兢兢业业，他们见证和亲历共和国70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他们的故事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素材。在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让我们向他们献上最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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