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 要：公安影视创作是公安文化建设中的主要部分，也是文化强警和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途径。在社会分化带来审美文化分化的时代背景下，公安的影视作品创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因此，研究旨在应用文化生产—消费模式把文化定义为一个符号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来动态考察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化需求多样化的情境下，公安影视作品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被创作，以得到市场的广泛接受。

关键词：公安影视作品创作；文化生产—消费模式；途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2-0000-04

文化现已成为了消费社会重要的符号要素，文化的价值在不断消费的过程中得以实现[1]。基于此，正确把握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是在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文化生产的必然要求。文化生产——消费模式正是适应这种社会关系的理论解读视角，它既不片面从生产者的角度去解构，也不只从消费者的立场去迎合，而是主张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看作平等的双主体，将文化看作是不断延续的动态消费过程，在不断变化的形式之中更为主动地去理解、挖掘文化，开拓文化产品的意义。公安影视作品在当前的消费语境下亟需以这样的新视角创新创作路径，以保证具备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符合大众的审美追求，实现作品的“叫好又叫座”。

一、 问题的提出背景

(一)文化领域的新特征带动主旋律影视作品的革新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社会分化程度正不断提高，社会形态正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平均主义走向分化差异，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化出现后，文化一定程度上从政府计划指令的控制中发展出相对独立的“场”，经济领域游戏规则和商业价值开始对审美文化领域渗透。这不单深刻地改变着文化生产，也对文化消费转型产生了极大作用，文化向世俗化发展。

与此同时，新媒介、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让文化界限不再明显，甚至呈现交融混杂态势。审美文化的崇高性渐渐被世俗性、娱乐性取代，文化艺术符号交换被卷入经济价值交换轨道。目前，电影市场呈现商业化、娱乐化和全球化特征，主旋律影视作品也开始舍弃严肃的叙事论调和宏大叙事模式，从观众审美情趣出发，借鉴商业电影多样化叙事模式，从不同视角体现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深层次文化精神[2]。《风声》就以丰满的人物形象、新奇的故事主线、紧凑的情节安排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悬疑谍战片，影片找出“老鬼”的情节，与“老鬼”需要在被发现之前传达重要情报的情节，人物斗智斗勇、极具趣味性，让观众在完全沉浸于故事，情绪随剧情起伏。《风声》成功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商业电影叙事结构，实现了价值与票房双收。新主旋律电影的成功探索为公安影视创作模式实现创新，提供了转型思路。

(二)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

文化领域出现的新特征为公安影视作品创作提供了新途径，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离不开这一领域的革新。为响应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公安部下发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施方案，要求从新视角新思路认识公安文化重要作用，满足广大民警的精神需求、实现文化强警、提升公安队伍战斗力和凝聚力[3]。

实现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然需要大力建设公安文化。从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建设、“公安部春晚”“公安文化基层行”等到各地的“警营开放日”，再到一系列公安题材影视作品，这些文化成果对内锻造警察精神气质，对外树立警察良好形象，起到了文化育警的巨大作用。上半年引起热议的《破冰行动》，改编自2013年轰动全国的“广东12·29雷霆扫毒案”，该剧因人物角色塑造丰满、情节安排紧凑、演员演技细腻精湛、场景和后期制作真实，获得了极高的话题度，一度抢占微博热搜榜第五。该作品发出了公安声音，讲好了公安故事，树立起公安队伍积极正面的形象。诸如此类的优秀公安影视作品在赢得观众口碑同时，激励了更多公安影视作品的创作，丰富了公安文化的内涵。可见公安影视作品的市场化运作，不仅没有削弱公安文化的建设，反而促进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文化生产——消费模式

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文化生产种类虽不断增多，但是文化产品缺乏精品、影视创作粗制滥造的现象普遍。一些作品仅聚焦于大众性和娱乐性，单向度地输出快餐文化，缺少文化场域的构建与打磨，作品流于平庸低俗。借鉴文化生产——消费（接受）模式对当前文化创作生态进行解构，既能关注到审美潮流和消费环境，又不忽略作品的质量保障[4]。

（一）理论借鉴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对称的主体间性”[5]。在任何话语行为中，言者和闻者都是一种对称关系，这是话语行为或交流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所谓主体间性强调主体之间通过交往理性建立起关系，过程中“传”、“受”关系不应是对立的主客体关系，因传播过程是双向流动的，信息接收者不是单向的被动体，传播主导者和信息接收者都是传播主体，二者在交流中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关系[6]。尽管哈贝马斯讨论的是交往关系，但这样的关系也正是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二）基本理念

借鉴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的观点，文化生产——消费模式认为文化生产者和文化消费者都是主体，生产者对时下审美追求进行捕捉，创造出符合审美趋势以及高于审美情趣的文本，而经过消费者的解读，文本被赋予了意义，得以重塑，实现了其文化价值。因此，文化生产者和文化消费者互相成就，是文化价值实现的双主体，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生产和消费这个连续体时刻发生着变化。尽管文化生产和创作受到消费规律的制约，但在把握了审美趋势和消费规律后，结合具体的作品，就能生产出为市场接受、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作品。总之，这种模式克服了研究文化问题的局限性，从生产—消费的动量演变中解读文化的意义，对我们综合、全面地探索文化创作与发展的合理路径有着重要启示。

（三）应用于公安影视作品创作的逻辑

公安影视作品的创作需要融入文化市场的世俗化倾向中，革新内容、叙事结构、拍摄手法等，从不断变化的生产消费关系中发展出既保留公安特色，又适应消费需求的影视作品创作模式，这就需要借鉴文化生产——消费模式，指导我们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既捕捉到市场消费需求、跳出传统模式创作公安影视作品，又能积极引领社会风尚，不失公安文化特色，让作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传播法治、弘扬正气、引导舆论、震慑犯罪。

三、在文化生产——消费模式下创作公安影视作品的途径

（一）坚持两个方向不动摇

公安工作的性质要求公安影视题材作品应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和价值立场。然而有一些作品以男女主人公的感情为主线，将公安作为强化主角感情状态的职业背景，迎合部分消费者的口味，弱化了公安的职业特色与政治底色。公安影视作为行业类的文化产品，首先须具备维护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道德。可以在刻画人物形象、构建叙事中丰富内涵，也可在影像的表达上增加视觉刺激，但正义的伦理观不能偏离轨道。

其次，公安行业的特殊性也要求创作强化身份意识，不因艺术加工而消解主流价值。作品雕琢应深入基层，挖掘有血有肉的人物故事，捕捉行业最真实的细节，用公安的艺术“方言”，创作出“正能量、接地气”的精品佳作，更为生动真实地展示人民警察的光辉形象。因此，首先应保持这两个基本方向不偏离，再以艺术手法创作、美化。改编自系列同名小说的《法医秦明》，就是基于作者秦明多年来真实的法医工作经历，用数个案件将剧情串联。男主人公秦明与警队的两个朋友通过现场勘验、尸体解剖与对案情的抽丝剥茧，破获了一桩桩案件。尽管剧情中后段犯罪分子略占上风，秦明也因个人恩怨险些游走违法边缘，但最终还是邪不压正，警察伦理道德取得胜利，社会正义得以伸张。

（二）顺应审美趋势

从文化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对于迎合其审美取向的影视作品，即便与主人公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但是主人公的价值取向、代表的利益群体以及情感表达，他们是可以感同身受的，从而刺激了消费行为。因此，第二条途径就是创作符合消费规律和受众消费心理的作品。

影视作品的创作者追求的是实现与观众的对话，尤其是在文化由仪式走向实用，世俗化倾向明显的趋势下，更应生产出符合审美需求的影视作品。对现在审美文化的变化进行回顾就会发现，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表现的传统崇高地位[7]，英雄主义让位于大众文化，一种世俗实际的生活场面和行为模式变成中国当代审美偏好的基本景观，甚至为反英雄式人物的出场提供了机会。《湄公河行动》作为主流类型片在消费语境里借鉴商业片的成功典范，影像表达上迎合了消费者视觉盛宴的审美追求，剧情叙事上也因主线清晰、情节编排紧凑、无处不在的戏剧张力让观众的审美体验得到满足，是人民警察和人民群众都喜闻乐见的优秀公安题材影视作品。电影中的方新武就是一个非典型的英雄角色，作为缉毒警的他为给爱人报仇，杀掉毒贩，最后因救队友牺牲而得到救赎，这种非传统式大团圆结局使得善恶观得到了维护，文化内核更深刻，不再是单纯的邪不胜正、不再清晰地界定英雄与恶人，代表正义一方的警察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复杂情感，不是单薄的好或坏就能塑造出一个形象，这样的人物刻画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三）规避创作悖论

从文化生产主体的角度来看，公安影视创作里一直存在着过真与过假的悖论[8]。过真主要是为了吸引观众眼球，种种公安技术手段如红外线取证等，常被无比真实地展露在观众面前，这些细节在吸引观众的同时，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增强其反侦查能力，给公安机关之后的侦破工作带来困难。过假的悖论则表现在一些不合理的形象塑造上。一些影视作品，比如《玉观音》为了增加噱头，添加卧底爱上毒枭的情景；或是像《征服》里夸大犯罪分子的影响力，一些黑帮老大称霸一方，在势力范围内为所欲为，罔视纲常法纪，这样一种虚假的拟态环境难免会使观众对现实治安秩序认识发生误解，对公安机关的执法能力产生怀疑，公安机关的形象大打折扣。

过假的悖论需要创作者考量现实，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人民警察职业规范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传播正确的价值观。而过真的悖论是需要借用鲍迪里亚提出的拟真、超真实两个重要概念来进行解释。拟真是从模型出发的复制，以符码拟像取代真实。在真实世界中，对真实世界重现和反映的“表现”(representation)发挥核心作用[9]。而超真实世界作为拟真的产物，“表现”让位于“呈现”(presentation)，通过媒介手段，用虚构或模仿的事物来代替“真实”，从而规避了过真的悖论。当前公安影视作品的创作也可以部分超越现实，建立在超真实的情景下，通过符码拟像，避免暴露在真实的公安工作中所采用的手段和技术。《毒战》的导演为了解决审查问题，设计让其他缉毒警将孙红雷扮演的卧底警察抬进装满冰水的浴缸里，压制他毒瘾发作。于大众而言，这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在超真实世界中，观众是在回应符码指令，不是主动地追寻事物的本真存在，是一种复制/回答的单向程序[10]。这样既能保留必要情节、满足艺术效果、吸引观众的眼球，又能符合公安题材影视作品特殊的审查标准，实现对公安工作特殊操作的保密。

（四）保证作品质量

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影视产业兴盛背后是文化的苍白与部分价值观的扭曲，文化传承让位于票房红利。所以，文化生产者对作品质量的把控依然不可松懈。以文化生产——消费模式的观点来看，首先，市场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多样化，消费者的审美追求经过不断拣择，潜移默化地进行了升级。观众不再为只有震撼场面、大咖演员、情节单一的作品买账，他们开始追求作品的叙事结构、演员表现力以及文本深度。其次，消费者对作品质量的高要求反过来亦能优化文化消费环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曾论述过，艺术产品的质量会因主体素质的提高而达到更高的水准，而艺术产品质量的提升又不断促进主体的艺术欣赏水平和思想境界乃至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11]。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制片人郭现春对公安影视创作提出3个“坚持”的要求，其中一个便是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12]。

当前的公安影视作品中也不乏精品。它们植根于时代土壤，尊重现实，又进行了合理的艺术创作和升华。2017年开始播出的《巡逻现场实录》系列纪录片，通过镜头真实展现上海市基层民警执法一线情景，播出后获得了一众好评。摄制组深入基层用心调研，历时4个多月，同巡逻民警一样三班倒，昼夜蹲点在上海36个基层派出所，拍摄了748个出警案例，跟拍了近200位一线民警，观众们直观地看到了基层民警忙碌于处理街头巷尾的琐碎纠纷，对于公安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创作者俯下身、深入生活去挖掘这些素材的态度，既让观众产生了认同感，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又保证了作品的质量，使作品具有了灵魂，对后续公安影视作品创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四、结语

公安题材影视作品是弘扬社会正能量、缝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手段[13]。公安文化因其独特的大众吸引力、社会影响力和时代感染力，一直都是主旋律影视市场里的重要构成。为了使公安影视作品更受市场欢迎，我们往往片面关注如何能最有效地迎合消费市场，而忽略创作原因和目的，导致价值观模糊和产品内容低廉。所以，要创作出优秀的公安影视作品不仅要在市场份额和大众口味上下功夫，还应保留公安特色、坚定作品价值观立场，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同时拓展公安影视作品的传播空间，扩大其影响力。过度向文化生产主体或是接受主体倾斜都是我们应避免的倾向，以文化生产——消费模式观点，动态地从二者关系中摸索作品创作路径，才是当代文化背景下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Munch,Richard, and Neil J. Smelser, Theory of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244-286.

[2]周汉杰,曲玮婷.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特征与思想价值研究[J].电影文学,2019(5):26-2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安部制定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施方案新思路新举措推动公安文化大繁荣[EB/OL].[2019-05-15]. http://www.mps.gov.cn/n2253534/n2253535/n2253537/c4141098/content.html,2012-01-18.

[4]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18-24.

[5]Jurgen Habermas, Social Analysis an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n Charles C.Lemert（Ed.）, Social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1993：416.

[6]华金香.公共传播背景下传播关系范式的转变——基于对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内涵的解析[J].传媒,2018(3):90-93.

[7]（法）鲍德里亚著. 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04.

[8]华婷.公安影视文学的创作悖论及解决对策研究[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6):149-152.

[9]仰海峰.超真实、拟真与内爆——后期鲍德里亚思想中的三个重要概念[J].江苏社会科学,2011(4):14-21.

[10]张劲松.拟真时代:鲍德里亚媒介理论的后现代视角[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6(2):130-135.

[11]刘晓哲.马克思主义文艺育德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

[12]搜狐新闻.郭现春：时代给公安题材影视创作提出的6个要求[EB/OL]. [2019-05-15].http://www.sohu.com/a/307871172_505759，201-04-14.

[13]杨艾明.消费语境下国产主流电影的审美追求[J].电影文学,2019(4):27-29.

（作者简介：王薏菡，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安思政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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