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办的“超学科视野中的数字人文与传播创新学术论坛暨《数字人文研究》学术集刊首发式”近日在复旦大学举行。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次学术论坛采用“云论坛”方式，集刊首发采用“云首发”方式，线下的主会场设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通过网络参加了本次论坛。中心秘书长张殿元教授主持学术研讨会，中心主任孟建教授致辞并为学术集刊首发揭幕。

孟建教授在致辞中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人文研究的影响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大。数字人文研究绝非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的简单应用，数字人文是可以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引发的传播革命相提并论的一场彻底的学术生产方式变革。数字人文研究所体现出的超学科方法正在不断地打破学科和非学科的边界，将知识生产和传播变革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人文”传播时代。数字人文研究不但创新着学术生产方式，而且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近年来，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中心将数字人文研究作为重要研究方向，并为此搭建高层次的研究平台，努力汇聚海内外的研究力量，凝心聚力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学术进展。由中心编撰的《数字人文研究》学术集刊（复旦大学出版社已正式出版）就是这研究领域的诸多成果之一。

参加论坛进行主旨发言的学者围绕数字人文的范畴边界、数字人文的核心内涵、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数字人文的实践探索、数字人文的现代反思、数字人文的传播创新等议题展开了学术交流与思想交锋。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郭良文以数字人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应用为例率先发言。他认为数字人文是科技发展与文化深度融合的必然产物，体现了学科交叉与跨域合作的重要思想。他透过数字化、数字典藏与虚拟文化进行的创新传播与互动体验研究，揭示出数字人文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途径。他积极倡导，要运用数字人文与数字叙事进一步讲好中国的非遗故事，传承好和弘扬好优秀的中华文化。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祁林以刘慈欣科幻小说《诗韵》为例，深刻阐述了数字人文与科技人文主义之间的关联。他认为人文主义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自由人文主义、社会人文主义（或进化人文主义）、技术人文主义。在技术人文主义主导的当下，各种媒介表现既争奇斗艳也众声喧哗，例如算法声称比人还了解人，这种“算法神人”主导的科技人文主义对人类的真正价值何在，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少晶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技术、数据、人文的融合，但是人类对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认识却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甚至极端性。通过对国际上主要媒体对人工智能技术报道的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后面包括国家、商业、科研等不同力量在博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些片面的媒体呈现急切呼唤着数字人文精神的传播和张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刘刊副教授认为，数字人文作为知识领域的学术生产“实践”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改变城市发展与建筑实践的成果。信息科学和文献数据库的不断发展，为科学计量和知识可视化分析提供了坚实基础。随着中国城市建设在精细化管理中数据资源的网络化，通过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可探测海量数据中的建筑实践谱系，并使数据资源应用于建筑文化研究之中。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杨铮关注了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斯诺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引发的“两种文化”之争，她分析了上世纪60年代“斯诺－利维斯之争”对于中国大学当下人文和科学的价值定位的重要参照意义。她认为，中国的大学在数字化等科技浪潮推动下正面临深刻的历史变革和文化转型。这些变革背后的思想逻辑都暗含着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在新时代、新平台、新格局中的交融和对话。

进行主旨发言的其他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阐述了数字人文与传播创新的紧密关联。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汤筠冰副教授从数字人文在艺术史领域的发展历程中总结了数字人文给当代艺术史研究带来的重大变革。她认为数字人文方法为艺术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使得人们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发展增加了全新的维度。山西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周婧梳理了数字人文的主要特征，包括在数字人文理论形成与发展中始终以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为前提，计算机技术与传统人文学科的结合模糊了文理之间的界限，体现出文理交叉的跨学科特点等。她认为数字人文既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新型学科领域，同时也意味着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拓展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学峰认为，数字人文引发的超学科方法论不再把学科边界作为预设前提，它带有反学科的特点但是不准备宣称学科边界不再合法，它通过将学术领域内外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不仅突破学科的边界，还要突破大学的边界，使得政府、企业、高校、公众等力量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生活世界的复杂问题。超学科是学科在高度综合、强烈激荡以后，形成的一种临界突破力量。这种临界突破带有“涌现”的特质，它的成果可能并非任何学术规划所能预期，而一旦实现将会极大推进知识创新的步伐。

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后徐生权则从修辞的角度反思了计算机“程序”作为数字时代一种新修辞手段带来的冲击。他认为相比于符号修辞的明示性，程序性修辞往往是一种隐性传播，并且程序性修辞往往消解了以往符号性修辞中信念与行动之间的落差，有时其对于被说服者行动的改变，就是在与程序互动之中完成的。面对数字时代的这种新修辞，一方面我们的传播学教育要让传播者学会利用程序修辞进行传播，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迈向批判性的程序修辞素养，实现对于程序修辞背后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的洞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黄汉认为，“可视化”是数字人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学术地图也是数据可视化的一种展现方式。数字人文研究为传统文献研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打开方式、呈现方式、阅读方式。同时还带来了学术思维的创新，即通过数据思考学术问题。我们既要对于数据和大数据的手段反复摸索，有所会意，运斤如风，又要绞尽脑汁，以更加广阔的学术背景去发现数据所反映问题，进一步、深层次地解读数据。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以及《数字人文研究》学术集刊的问世，预示着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正在逐步成为我国数字人文研究的重镇。据悉，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已将“数字人文研究”列为了中心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年内的系列研究课题、国内外学术会议等都已进行了全面规划和安排，第二辑《数字人文研究》学术集刊的组稿工作也已经展开。（胡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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