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新闻史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举办，以“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为主题的线上暑期工作坊，就新闻传播的问题意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图谱、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方法等新闻传播学术研究问题展开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蔡雯表示：“全人类当下面临的危机需要更充分的沟通和理解，新闻传播学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感兴趣的‘显学’，本学科的理论创新是国家的期待，也是研究者们所向往并有可能去实现的目标。”

新闻传播问题源于专业研究

“学术不是技巧。”在“新闻传播的问题意识”专题讲座环节，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表示，目前学界存在3个问题，即提不出问题、提不出有新意的问题、不知道问题是否有价值。黄旦表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大量阅读，找到问题所在，改变提问方式，不断追问。其次，除非必要，不要提关系类的问题。最后，解决问题的意义一定要落在问题的特殊性上，不要把问题作为一个个案，应验证一个普遍的结论。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看来，问题源于研究。“学问的道理很朴素，发现问题的道理也很朴素，讲出来就是常识。问题来自研究，做的研究越多，问题就越多，就越有可能发现有价值的问题。研究就是找问题、找办法、找答案，学习的目的在于最终创造自己的思想。”关于问题的其他来源，杨保军指出，问题来自阅读、来自观察、来自思考、来自交流，还来自写作，作为研究者应该多读书、多思考，找到自身核心的、稳定的兴趣。

“学术不是技巧而是一种人生，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我们所阅读的很多西方经典理论，它们都是针对西方社会的某一个问题，如果把经典产生的背景了解清楚了，我们就能够更明确地理解它的指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润泽这样总结。

就跨学科视野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指出，跨文化传播来源于全球化，又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伴随着社会流动，人们为了生存进行文化适应，这就引出了“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的追问，不同的学科在特定语境中进行追问，形成主体间、群体间、语言间、文化间的问题框架，构成多元的问题意识。

新闻学研究应用性较强，应重视在新闻工作和媒体实践中发现问题。蔡雯表示，确定具体的选题时，要更加全面地考虑可行性，如研究者是否掌握了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是否能够得到外部条件支持；比如接触到相关媒体和专业人员，接触到最重要的当事人，获得需要的数据等。还有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工作经验、时间保障等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论坛上，评议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朱春阳指出，要敢于对既有的理论、争议做出回应，而不是对既有的研究结论当作思维睡眠的枕头。论文中文献综述的意义重大，如果文献综述做得好，就会发现问题然后做出回应，这就等于做出了学术贡献。

新传播环境需要新研究方法

围绕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彪总结：“新的传播环境需要新东西。”李彪认为，目前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是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大众传播环境下产生的，所以拿以前的理论、方法解释现在的社群，情绪传播就会捉襟见肘，无法很好解决现在的问题。当前，我们所进行的传播学转型主要是学科主体性的问题，建立学科归属感就要保持主体性，但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视角来重构我们的学科。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图谱”分论坛环节，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周茂君、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邸铭就“我国广告研究知识图谱再现：基于CSSCI 1998-2019年文献数据”展开讨论。周茂君、邸铭都表示，从最新研究热点来看，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广告将集中于广告形态、广告媒介、广告规制方面的研究。广告形态的革新化，如原生广告、信息流广告等；广告媒介的智能化，如程序化广告、精准广告、大数据、机器学习、机器算法等；广告规制的理性化，如广告法规、广告伦理等，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

中国传媒大学张毓强教授认为，“具有学术价值和意义的问题，我们才会去研究。以研究学者之间的合作问题为例，我们应该关注学者之间合作处于什么状态，为什么大家是这样一种合作状态，与其他领域相比，这个领域的合作形态是不是有差异性、有独特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合作研究的目的，这些思考的背后需要有大量文献支持，要把它提炼成概念性的问题才能对学术有所贡献。”

据悉，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新闻史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举办的暑期工作坊项目，旨在促进学术知识普惠，为新闻传播研究者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学术对话空间。（见习记者 李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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