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電視問政對公共領域的建構

摘 要：電視問政自問世之日起就飽受爭議，究竟它只是行政管理的創新方式還是電視媒介致力於建構公共領域的嘗試，對電視問政的不同認識將生成不同的節目內涵與傳播效果。論文重點探討電視問政如何強化公共性，實現對民眾公民精神的啟蒙，推動公民社會的生成。

關鍵詞：電視問政﹔公共領域﹔公民文化

當下社會轉型期矛盾凸顯，不同群體亟需利益表達共享平台。一個承載公共意見的平台不僅能起到“排氣閥”作用，也可改善媒體及政府形象，改進官民關系。電視問政節目正是能擔此重任的平台，目前電視問政已呈燎原之勢，相繼出現於湖北、湖南、廣東、河南、安徽、寧夏、浙江等多個省份。電視問政盡管受到高度關注，但自誕生之日起就飽受爭議。如何使節目擦拭掉“做秀”的嫌疑？怎樣令觀眾不再只是嘲諷的看客，使其從消費的受眾轉變為批判的受眾？諸多追問直指電視問政節目建構公共領域的功能。

一、電視問政公共性的缺失

“公共領域”一詞由美籍德裔學者漢娜·阿倫特在《人的條件》中首創，經另一德國學者哈貝馬斯全面闡釋，哈氏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使公共領域理論研究受到廣泛關注。公共領域具有開放性、普遍性、觀點的多樣性，“公共領域的一部分由各種對話構成，在這些對話中，作為私人的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了公眾。……報紙和期刊、廣播和電視就是這種公共領域的媒介。[1]”作為國家與社會間的批判性公共空間，公共領域具有鮮明對話色彩，強調通過自由的理性對話，討論公共事務，達成共識，影響公共決策，監督公共權力。電視問政雖然具有一定公共性旨趣，但節目設置上的欠缺卻限制了電視問政對公共性的實現。

1.公眾參與度不夠。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1]，而目前問政節目的公眾參與度比較有限，參與人數往往是幾十人，雖然有的節目設了分會場，比如社區分會場和大學生分會場，也開通了節目官方微博和熱線電話，鼓勵市民積極參與節目，但無論在節目現場還是在分會場，民眾基本隻履行舉“笑臉”牌或“哭臉”牌的職責，在問題討論過程中即使有市民舉“哭臉”牌，主持人也很少對其不滿意原因進行採訪，深層次民意並未彰顯，節目成為主持人、官員、專家等等精英人士的論壇，“公共論壇”平台並未建構起來。

2.節目的行政意味較濃。“公共領域說到底就是公眾輿論領域，它和公共權力機關直接相抗衡。[2]”電視問政卻表現出濃重的官方行政色彩。某電視問政節目主辦方是市委、市政府下屬的治庸問責工作領導小組，該節目已作為市政府治庸問責的檢查方式之一被納入政府工作范疇。問政節目作為行政制度的創新管理成分要遠甚於其作為公共領域的建構成分。該節目的問題設置在大方向上源於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框架，即圍繞市委、市政府發布的年度“十個突出問題”展開，具體題目由記者尋找，目的在於促進政府工作。政府所關注的宏觀層面的城市發展問題，雖關乎民生卻並非緊系民生，譬如電視問政的動力來自於市委、市政府為治理城市“臟亂差”、優化投資環境、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治庸問責”動機。政府著眼宏觀大局的問題框架與民眾關注微觀利益的問題框架並不能完全重合，電視問政自上而下的議題設置導致節目在公共性上有所削弱。議題公共性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令節目無法對民眾產生內在吸引力，一些觀眾以笑看官員出丑的心態充當著冷漠看客，並不能參與到問政節目乃至公共生活中來。

3.理性色彩不夠。公共領域“理所應當地成為捍衛理性的場所”，“推理性和討論性”以及“強調理性的守護和展示”成為重要特征[3]。而問政節目的討論基本停留在主持人逼問整改期限、促使官員表態層面，對深入剖析公共問題根本症結，尤其是制度缺陷方面卻比較忽視，並未就解決問題的治本之道展開理性對話。有電視台曾做過一期有關某高校周圍商家無証經營、餐飲環境惡劣的問政節目，節目採訪並不全面，隻採訪了商家及政府部門人員，所提問題也比較表面，並未對問題做深度思考：面對如此惡劣的衛生條件學生們為何依然選擇在此就餐？商家是偷奸耍滑不想辦証還是程序繁多辦証受阻？是有關部門監管困難還是疏於監管？

二、電視問政構建公共領域的路徑

1.借鑒公共新聞的共識會議模式。在民眾深度參與商討公共問題方面，公共新聞的共識會議模式提供了一些可借鑒思路。公共新聞致力於創建市民自己能討論並解決問題的空間，其議題產生於民眾，媒體可通過電話調查、深度訪談、焦點小組討論等方式了解民眾所關心問題，以深度報道方式報道問題，組織民眾討論問題，並在報道中凸顯民眾視角及觀點。作為公共新聞工具的共識會議模式對立法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該模式先從感興趣並提出加入申請的民眾個人挑選人員組建成民眾專門小組，會議發起人先向民眾征詢意見以確定議題，議題確定后，專門小組會為主會議准備一段時間，包括增加小組成員對相關問題的知識、規劃相關議題的問題等，以提升其議程設置能力。允許小組成員參與挑選專家，在選擇專家方面會盡量邀請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多樣化專家。主會議一般持續四天，內容包括民眾專門小組與專家互動、小組了解並整合專家意見、形成有關解決方案的一致聲明，最后在記者會上宣讀聲明並提交與會官員[4]。中西方國情的差異，決定了我國電視問政節目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共識會議模式給我國電視問政所提供的啟示是觀念意義遠大於操作意義，其觀念精髓便在於促成民眾廣泛的深度參與。事實上，民主來自於話語過程本身，話語民主是一種“程序主義的民主”[3]。因此問政節目的議題設置可把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路線結合，尤其重視后者，由媒體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民調、訪談，而后建立公共議程，而當公共議程確定之后，可由媒體針對特定議題進行民調，形成公共意見，並把公共意見引入問政節目的討論之中。在節目開始前一段時間可讓市民代表深入了解有關問題的背景資料，甚至在節目設置上促成民眾主動收集背景材料的興趣，畢竟置公共問題於背景材料之中是達到理性思考深度的重要途徑。在擴大民眾參與度方面僅僅借鑒西方共識會議模式是不夠的，融合新媒體因素，擴大民眾參與度顯得非常必要。節目可促成官方微博與電視內容互參，相互融合。不僅節目內容及時在微博上進行直播，主持人也可定時把微博上民眾的提問、評論帶入節目討論。

2.重視主持人作用，引導民眾理性思考。主持人在電視問政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問題探討的層層推進、民眾參與度的調動、民眾與專家的互動，都與主持人對話題的深度理解及其訪談水平密不可分。主持人對話題探討不能隻停留在追問整改期限層面淺嘗輒止，而應使話題背景歷史化，把話題置於歷史發展、社會轉型進程中加以考察，對話題內涵作條分縷析的多維思考。主持人在節目現場要不斷設問，層層深入直指問題症結，引導嘉賓探討公共問題治本之道，讓市民代表與專家、官員形成理性對話，促成解決方案形成。主持人應在節目中穿針引線，引導話題步步深入，推動各方積極對話，最終促成公共問題的解決，不能讓問政節目隻成為主持人“個人秀”。

3.發揮媒介間議程設置作用，營造公民文化氛圍。社會轉型最終取決於人的轉型。現代化轉型亟需我國從非公民社會向公民社會轉向，對此傳媒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媒介間議程設置理論認為影響媒介議程的重要力量之一是其他媒介的內容，即某些媒介最先報道相關新聞后，其他媒介跟進報道，產生共鳴。電視問政可與報紙問政、廣播問政、網絡問政攜手同行，營造公民文化氛圍。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體聯動要走差異化路徑，不同類型媒介在特定時間段就同一公共問題交錯傳播，優勢互補，形成特色。紙媒重在提供公共問題的背景材料與深度報道，電視媒體重於對公共問題的形象呈現，努力建構面對面人際傳播交流語境，網絡等新媒體發揮開放性、互動性特長，在民眾的廣泛參與及深度參與方面形成著力點。當下問題不是沒有媒介間議程設置，而是媒介間議程設置的目的並不在於激發民眾對公共問題本身的關注，而更多表現為推廣問政節目。事實上，媒體聯動的目的更在於營造問政氛圍，形成輿論共振，激發民眾對公共問題的關注熱情，提升其理性思考能力，推動民主政治發展進程。

三、總 結

電視問政節目的開辦需要政府部門與電視媒體的勇氣與智慧，也有賴於民眾公民精神的培育。面對一些地方台開辦此類節目的亦步亦趨，需要明確的是，盲目跟風並不等於與時俱進。推動公民文化的發展，促成政府、媒介、民眾的良性互動，才是電視問政積極作用於社會的根本之道。

（作者系：四川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 汪暉,陳燕谷.文化與公共性[M].北京:三聯書店,1998.

[2] (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3] 李佃來.公共領域與生活世界——哈貝馬斯市民社會理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 (美)坦尼·哈斯.公共新聞研究:理論、實踐與批評[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