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裡路雲和月》劇照：陶金（左）、白楊分別飾演男女主角

　　抗日戰爭勝利后，上海影壇曾流行這樣一副對聯，上聯：八千裡路雲和月﹔下聯：一江春水向東流﹔橫批：山窮水盡。這是當時上海右翼文人對1947年拍攝的反映當時社會現狀的電影《八千裡路雲和月》與《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嘲諷。然而，這兩部電影上映時大受歡迎，引發萬人空巷的場面，是電影人對這種嘲諷的最好反駁。

　　《八千裡路雲和月》的導演史東山，在抗日戰爭爆發后輾轉后方，和大批杰出的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一起，集合在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史東山在第六處（藝術處）負責中國電影制片廠的籌備。在此期間，他拍攝完成了《保衛我們的土地》《好丈夫》《勝利進行曲》《還我故鄉》“抗戰四部曲”。這幾部電影，在抗戰期間激勵了大批青年走向戰場，保衛國家。抗戰勝利后，一些進步民主人士和文藝界人士從重慶返回上海，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正在上海，他提出：“要在上海建立一家電影制片機構，作為黨的文藝陣地。”於是史東山、陽翰笙、蔡楚生、鄭君裡等一些電影界進步人士成立了聯華影藝社（后改名昆侖影業公司），《八千裡路雲和月》便是第一批拍攝的影片。

　　由於時局混亂以及當局對電影放映內容的嚴格控制，《八千裡路雲和月》拍攝的環境和所需物資、設備十分緊張。據當時劇組人員回憶：“昆侖影業公司設備的破舊當年在電影界是出了名的，拍攝這部影片時，隻有一架‘獨眼龍’式的攝影機、幾十盞燈和一個破舊不堪的錄音機。攝影棚也是四面透風，用的電影膠片不僅是過期好幾年的，而且還是三本五本地從商人手裡買來的，攝制工作常常處於等米下鍋的境地……”在這種情形下，電影工作者們還是咬牙堅持，《八千裡路雲和月》於1946年9月開拍，1947年2月就完成上映，由於它深刻地揭露了社會現實，轟動了海內外。

　　這部電影真實地紀錄了抗日戰爭勝利前后國人的生存狀態。1947年3月17日，史東山在《新聞報》談到執導《八千裡路雲和月》的感想：“抗戰勝利以來短短幾個月的現象，讓我感到無比傷痛。”史東山更借女主人公江玲玉之口，對抗戰勝利、腐敗加速的冷酷社會現實，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譴責：“這個世界，都像你們這樣搞下去，還成世界？明敲暗詐，強奪民產，人人都在切齒痛恨你們，個個敢怒不敢言……”

　　作為電影工作者，史東山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記錄了抗日期間社會的方方面面。在電影中，江玲玉沖破家人的阻撓，參加上海抗日救亡演劇隊，與隊中的音樂家高禮彬相愛，並隨著演劇隊在各地輾轉演出、宣傳、戰斗等的畫面，將抗戰的艱辛和殘酷與愛情的甜蜜和溫馨做了對比，導演這樣的情節設置，讓影片充滿了人性的光輝。田漢說它“替戰后中國電影藝術奠下一個基石，掙到了一個水准”，臧克家說：“可以從銀幕上的‘二隊’裡，找到每一個抗戰初期救亡青年的影像。”

　　戰爭是殘酷的，史東山用自己的電影保留了歷史的記憶，讓今天的人們得以銘記歷史的教訓。正所謂：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裡路雲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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