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職早期，李普曼對“智力檢測方法”進行過強烈抨擊，他認為，智力是先天能力與后天知識積累的共同體，而對於“科學家”宣稱可以測定先天決定的學習能力，他認為：“智力測驗由持這種教條的人來進行隻能導致一種智力等級制度。”（李普曼傳，斯蒂爾，2008，p185）

同時，20世紀20年代美國對迷信的狂熱已經到達了危險的程度。李普曼與魔術師胡迪尼聯手策劃魔術表演力求使人相信：“任何有天資的魔術師都能表演猜測出別人心思的技巧。他所做的根本不是什麼超自然的東西。”（李普曼傳，斯蒂爾，2008，p184）民眾對於此類不可信事物的輕易相信應証了李普曼對於民眾的質疑，而“普利策在實驗后仍舊不肯輕易放棄對迷信招魂術的信仰”與先前的“智力測試”實驗，幾乎肯定回答了質疑者的問題：對於“專家”而言，也與普通大眾一般，具有“陳規陋習”。這或許開始動搖李普曼對於所謂“專家”這一“精英人群”的劃分。

3.理想的幻滅：《幻影公眾》的悲觀論調

在李普曼的領導下，《世界報》社論版不再那麼“黑白分明”，變的更為理智且細微。維拉德對此毫不留情的抨擊指出：“社論版不能選擇一個立場並把它堅持到底。”

李普曼並不屑於對論戰進行立場選擇。他對新聞機構及民眾由早期的質疑轉向不抱期望，亦或說，早期所抱有的一絲可以被稱之為“浪漫理想主義”的堅持在《幻影公眾》中難尋蹤跡。

這種悲觀論調在《幻影公眾》中展現的淋漓盡致。李普曼對公眾理性的懷疑達到極致，他的觀念具有強烈的懷疑主義色彩：“當理性主義被推至極致時，它會進入兩個相反的方向：一是形而上學的方向，即試圖用一種純理性的因素來說明那穩定內在的結構﹔二是引出激烈的懷疑主義或相對主義。此時李普曼所訴諸的理性便完全進入了后一種方向。”（理性的駕馭與拯救的幻滅：解讀李普曼思想的價值與困局，單波羅惠，2008）。李普曼認為，公眾“只是偶爾了解、評判或影響他們達成的某些共識”，不應對普通大眾寄予更多的期望，認為：“公眾應該適得其位，這樣他們就可能行駛其權利﹔我們每個人才能得以擺脫那幫懵懵懂懂的烏合之眾的蹂躪和喧囂，得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公眾在他看來，更多應該是秉持公共事務旁觀者的身份：“公眾作為公共事務的旁觀者，無法成功參與討論，幫助解決問題。”（幻影公眾，李普曼，2014，p72）

李普曼對“多數人統治”提出質疑，並不認為人數眾多便代表具有最高權力：“在政治上為多數人統治辯護的做法並不具有倫理道德方面的優勢，一場以多數人統治原則為基礎的選舉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都是一種變相的和非自然屬性的內戰。”同時認為媒介在公共事務中“做的最好也就是提供簡單、清晰的標記，為人作出合理行為進行指導。”（單波黃泰岩，新聞傳媒如何扮演民主參與的角色？——評杜威和李普曼在新聞與民主關系問題上的分歧，2003）

相比於之前在《公共輿論》中對專家所抱有的幻想，在《幻影公眾》中李普曼已經摒棄了對專家的信賴。更多的是將人劃分成了“局內”與“局外”兩大類，而局內人對於事物掌握足夠多的知識與信息，並因此對事物做出判斷與處理，而局外人，即所謂的大眾，更多是以“跟隨”的姿態在“局外人”之后。

四、結 語

由此，李普曼已不再是社會主義者或者說是進步主義者了。他以限制公眾而得以保護民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美國主導性思想，即“留民享，去民治”相一致：“是一種具有中央集權色彩的國家約束和控制的治國思想，從民主的概念中驅逐出民治的內容而保留民享的成分。”（傳播學科的奠定：1922-1949，胡翼青，2012，p49）就如《傳播學科奠定》中所述的那樣：李普曼的思想成為了美國統治方式轉型的重要理論基礎，美國開國時那種朴素的自由主義觀念和世紀之交的進步主義觀念被李普曼之流轉化成輿論共識的思想和社會控制的觀念。

參考文獻：

[1] 李普曼,閻克文,江紅譯.公共輿論[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2] 李普曼,林牧茵譯.幻影公眾[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3] 羅納德.斯蒂爾.李普曼傳[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4] 胡翼青.傳播學科的奠定:1922-1949[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2.

[5] 單波,羅慧.理性的駕馭與拯救的毀滅:解讀李普曼思想的價值與困局[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1).

[6] 單波,黃泰岩.新聞傳媒如何扮演民主參與的角色？——評杜威和李普曼在新聞與民主關系問題上的分歧[J].國外社會科學,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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