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2年李普曼出版了傳播學著作《公共輿論》，同年他選擇離開《新共和》轉任《世界報》擔任社論版主編科布的助理。而於1923年擔任《世界報》社評版主編后，開始編撰《幻影公眾》。本文通過時間上的交叉點，細究1922∼1925年，李普曼在《世界報》任職期間所受到的影響，以此探究李普曼的思想轉變。

關鍵詞：進步主義運動﹔排猶主義﹔《世界報》﹔《公共輿論》﹔《幻影公眾》

中圖分類號：G2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6-0051-02

李普曼對於民主政治的思考，試圖運用理性的方式去解決現實的問題，並相信人可以運用理性去建構良好的政治秩序。而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二十世紀，李普曼企圖用“權威”去“拯救”民主、公眾甚至新聞業的願望最終破滅。由“暫存依戀”轉變為了“抨擊質疑”。

一、進步主義勢力被取代

進步主義運動從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末，在此期間，貧富差距、犯罪、種族、勞工與婦女保障等問題都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許多美國的知識分子均投身於這場運動，李普曼也作為進步主義人士參與其中。1918年李普曼作為巴黎和談中威爾遜顧問班底成員，切身參與勸德軍投降傳單的書寫。1922年前后進步主義勢力逐漸被保守主義勢力逐出歷史舞台。總統哈定努力使用現實主義及實用主義的方式解決問題：“在同同盟國各政府達成協議之后，哈定政府就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方式著手解決美國及其公民實際關心的那些國際問題。”對於國內政治的處理“國家選擇減少對大企業主和商業寡頭的干涉，增加精英們的權利。”而李普曼的思想受到以上兩方面的影響並開始轉變：“不管的政府不再是最好的政府，相反，隻有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公眾的政府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傳播學科的奠定：1922-1949，胡翼青，2012，p239、251）

二、猶太身份的避之不談

對於倫道夫•伯恩提倡的“雙重效忠”，即建立一個“跨民族的美國”，成為“第一個世界性國家。”李普曼表示困惑，並且某種程度上更傾向排猶主義：“他反而接受了排猶主義的前提，指責猶太人履行了非猶太人社會強加給他們的職責。…認為猶太人的文化傳統應該被淡化，而不是應被堅持。”（李普曼傳，斯蒂爾，2008，p167）李普曼對於自己的出身採取視而不見，更多贊成猶太人融合於更廣闊的文化之中，即“非猶太文化中”。他委曲求全的做法，更可以說是“自我否定的一種形式。”或許這種方式是李普曼對於自我的一種保護，亦或說消除民眾對其的敏感，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對自身身份的否定在某種程度上對李普曼后期觀念的形成有著巨大影響。正如斯蒂爾所言：“他變的越發謹慎，越發警覺。...他的個人缺乏保護也侵蝕了他的浪漫主義。”同時，在他對猶太人的態度上，或多或少可以看到其在《幻影公眾》中對公眾“不可期待”的影子。

三、1922∼1925：《世界報》任職期間思想的轉變

1.歐洲混亂狀態對《公共輿論》的呼應

在李普曼1922年正式任職《世界報》之前，曾赴歐洲進行實地考察。當時的歐洲處於一種極度混亂的狀態：“…戰爭奪去了60萬億意大利人的生命…意大利共和國瀕於奔潰的邊緣。”（李普曼傳，斯蒂爾，2008）這樣的狀態更加証實了李普曼《公共輿論》一書中所探索問題的必要性。

《輿論》提及了“頭腦中的世界圖景”與“刻板成見”兩個重要概念。“頭腦中的世界圖景”認為世界由媒介呈現，但是媒介不可能呈現真實全面地環境。同時媒介有自身的利益訴求，而媒介的受眾，即公眾是受到媒介所左右的：“人們一般都承認，新聞報道是接觸看不到的環境的主要手段。”（公共輿論，李普曼，2006）在這個基礎上，李普曼認為公眾無法做出全面真實的判斷。新聞機構被賦予的用途，已經超越了新聞機構的能力：“當新聞機構被看作是一個直接形成民主的機構，成為一個客觀公正的輿論法庭，這超出了新聞機構的能力，使之不堪重負，不能承受。”（傳播學科的奠定：1922-1949，胡翼青，2012）

“刻板印象”認為公眾自身和媒體自身都具有成見。並根據成見對事態進行有選擇的陳述：“成見系統是一個有序的、多少和諧的世界景象……它們不是世界的全部景象，但卻是一個合乎我們需要的可能的世界景象。”（公共輿論，李普曼，2006）

李普曼認為專家群體是知識精英而非政治精英，不進入政治決策。而專家建議的對象是政治精英。但誰又能保証專家和普通大眾不同，沒有“陳規陋習”呢？他們又怎能全然的超乎普通民眾而不具有自己“對外部世界的看法”呢？由專家向“特殊階級”提供信息這種方式，與民主思想相悖。“專家”的提出，可以說是李普曼基於“人性本善”的堅持：“他仍然想方設法地使自己觀點中悲觀無望的結論符合那種對人類性善所懷有的纏綿信念。”（李普曼傳，斯蒂爾，2008）

2.對報業及民眾的再質疑

如斯蒂爾在文中所言：“戰爭結束后的頭幾年，李普曼在一種揮之不去的浪漫理想主義和一種與日劇增的理智上的超脫之間搖擺不定。”《世界報》對李普曼來說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形式”。（李普曼傳，斯蒂爾，2008，p174）正因為在《世界報》的任職經歷使他逐漸拋棄浪漫理想主義。

李普曼加入《世界報》彌補了外交事務撰寫的缺陷。於1923年夏，李普曼成為社論版主編，在決策機構理事會獲得了一席地位。而同為決策機構理事會的另兩位成員斯沃普與克羅克與金融家巴魯克都有親密往來，並在報刊中過分夸張巴魯克的過人之處：“斯沃普是巴魯克的公共關系顧問，在《世界報》上把巴魯克宣傳成金融界的奇才。” “克羅克每個星期在他的專欄文章裡援引巴魯克的話，好像巴魯克是美國最有才華的人。” （李普曼傳，斯蒂爾，2008，p178）在以揭發丑聞和報道大量黃色新聞起家的《世界報》理事會上層，依舊有因個人利益訴求進行的新聞報道及社會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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