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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互聯網公益眾籌對公民參與的促進作用

王佳煒 初廣志
2016年07月26日10: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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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會自治能力是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標志之一,而公民參與是提升社會自治能力的重要前提。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傳播技術的革新正在給公民參與帶來嶄新機會,互聯網公益眾籌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技術賦權的產物,互聯網公益眾籌通過降低公民參與成本,為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提供便捷通道﹔通過增強社會自組織程度,推動公民自治﹔實現由公共權力解決的問題回歸由社會自身負責﹔通過培育社區意識,增加人們對集體的責任感和對社會公共事務的興趣。互聯網公益眾籌勢必會成為我國社會大眾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有效途徑之一。搭建高效、安全的互聯網公益眾籌平台,互聯網公益眾籌的合法性和監督機制的盡快落實形成,都是保障互聯網公益眾籌在未來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關鍵詞:社會自治﹔互聯網﹔公益眾籌﹔公民參與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7-2-0056-04

公民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關心和參加社會公共事務的行為,公民參與對於提升國家社會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繼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之后的“第五化”。強調動員包括法制、市場、社會、人民等多方力量推動實現國家治理的預期目標,其中社會的自治能力高低則是體現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標志之一。在尊重法制的基礎上,推動社會自治,一個具有足夠自治能力的社會,其自治功能在社會管理中會發揮重要作用,通過公民的積極參與,實現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的能量整合,讓公民參與迸發的力量協助推動社會發展,實現國家治理各項事務的預期目標。

然而,我國由於社會公共精神的缺乏直接影響公民參與的主動性、有序性和有效性。我國目前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正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轉型過程“將‘勞動、貨幣、土地’的商品化壓縮在同一個時空進行,三波市場化浪潮共同席卷而至,極大地擠壓了‘社會’的空間”,[1]整個社會在收獲經濟快速發展碩果的同時,道德危機、信任危機、信仰缺失、環境污染、貧富分化等諸多轉型期社會矛盾與問題紛紛浮出水面,公共意識與公共精神的缺失成為更普遍的流行病,就像托克維爾曾經的描述“有一種深思熟慮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驅使公民離開同胞而獨處,退入家庭和朋友的小圈子。從此他安於這個根據他個人口味建立起來的小社會,心甘情願得對更大的社會放任不管”。[2]托克維爾所描述的正是羅伯特•帕南特所說的《獨自打保齡》現象。

發達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會治理的決定性因素,傳統的強調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無法孕育發達的公共精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所強調的治理模式的轉變為我國社會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也對發達的公共精神有了更為迫切的需求。與此同時,當下我們正在經歷的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化浪潮,是繼“工業時代”之后,人類攀登文明高峰的又一次重大時代變遷。這場革命以超越時空和組織的方式正在重組人類生存與社會活動的各種關系,重塑社會和生活。傳播技術的革新正在給公民參與帶來嶄新機會,新興的媒體技術能夠激發新的公民參與方式和參與機制,互聯網公益眾籌就是其中之一。

一、互聯網公益眾籌是技術賦權的產物

互聯網眾籌模式起源於美國,該模式創造性地顛覆了傳統融資模式,使得普通大眾成為融資來源。互聯網眾籌模式在歐美成熟后,推廣至亞洲、中南美洲等地區。互聯網技術讓人們可以超越種種傳統的物理限制,靈活而有效地採用多種社會性工具聯結起來,一起分享、合作、甚至集體行動。就形式而言,互聯網公益眾籌先由項目發起人預設該公益項目所需資金數額,繼而通過互聯網發起眾籌,如果能夠在預先設定的時間內籌集到預設的資金,則該公益眾籌項目視為成功﹔相反,則視為失敗,已籌措資金則會進行退還。不同於眾籌商業的回報性需求,公益眾籌屬於沒有金錢回報動機的集體行動,身處互聯網時代“群體在沒有金錢動機和缺乏管理監督的情況下所能從事的工作數量和種類都在增加”,[3]其原因在於“妨礙群體行動的大多數障礙倒塌了,失去這些障礙,我們得以自由的探索集結在一起做好事情的方式”。[3]

新媒體技術的普及應用使得群體行動的創新性方法開始崛起,從“微博打拐”到“關愛抗戰老兵”“冰桶挑戰賽”……這些事件都顯現了一種從網絡虛擬世界到現實世界的力量轉化,互聯網成為求助、救助、召集行動的有力平台。每次行動不需要專人通知,隻要發布訊息,就會有大批網民響應參與。作為社會公共物品(public good)的公益事業,互聯網為其帶來的不僅僅是傳播形式和渠道的工具型創新,更對激發公共精神、培養公民參與起到有效促進的作用。尤其在中國,由於公民參與願望和體制所能提供的空間之間的矛盾,我國缺乏制度化的公民參與渠道,這也是互聯網公益眾籌能夠在中國引發廣泛參與熱情的原因。

互聯網公益眾籌是培育中國社會大眾公益參與意識的起點,其社交屬性成為促進公民參與的重要影響因素。

二、互聯網公益眾籌的特征

互聯網公益眾籌依托互聯網誕生,其特征體現為以下幾點:

(一)真正實現人人可以參與的公益

對公益事業而言,如何成功解決資金問題是核心之一。公益事業的運營資金以前主要依靠政府撥款、企業慈善家捐贈解決,互聯網公益眾籌實現了人人可以參與的公益,它讓每個人的力量都顯得很重要,“世界已經從‘少數人做很多’變為‘每個人都做一點點’”。[4]2011年,在缺乏資金的前提下,鄧飛等500多名記者聯合中國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共同發起“免費午餐”公益行動,倡議按照3元一餐的標准為貧困學童提供免費午餐,迅速在互聯網上掀起一股民間公益眾籌熱潮,成功解決項目資金問題。

基於互聯網的公益眾籌,不但能夠有效拓展公益事業發展所需的資金問題,讓公益事業的資金支持者從政府、企業、慈善機構等團體組織渠道轉向無數普通民眾﹔同時,移動互聯網及智能終端設備的普及壓縮了互聯網公益眾籌的時間周期,打破了傳統公益資金的撥款周期長度。

未來,互聯網公益眾籌的對象不僅是募集資金,也可以是某種基於個人的專業技能和專業知識,借助互聯網讓社會個體能夠平等、自由地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中,互聯網公益眾籌讓人人參與公益不再是遙不可及,真正實現人人都能參與的公益。

(二)社交屬性拓展公益參與的時空距離

傳統的公益活動都有一個受到時間和空間因素限制的物理參與半徑,超出這個時間半徑或者物理空間半徑范圍的人群將無法參與其中。互聯網技術在壓縮信息傳播的時間和空間距離的同時,也在重塑“社會關系的總和”,在現實生活社交網絡的基礎上,將其延伸、拓展、重塑。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將人際關系分為“強關系(strong ties)”和“弱關系(weak ties)”,社交媒體在維系強關系的同時,更多地促進了弱關系的發現與交往,這種關系具有無邊性和高效性的特點,這也擴大了互聯網公益眾籌的信息傳播半徑、擴展了參與響應的人群范圍,為社會大眾提供了更多公益參與的可能。

2014年夏天,美國ALS協會發起的“ALS冰桶挑戰賽”通過Facebook和Twitter,在短短兩周內風靡全美國”。[5]借助互聯網病毒式傳播,該活動很快在全球掀起了參與熱潮,在更大范圍內讓人們了解“肌肉萎縮性側索硬化症”這種罕見疾病,同時達到快速為該類疾病患者募款幫助治療的目的。

(責編:霍昀飛(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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