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新聞界有一句俗語：最好的新聞在現場。《第一現場》是一檔以直播形態為主的新聞欄目，其中很多事件都是突發的，這就要求主持人必須有很高的現場應變能力，請問您是如何把握現場主持技巧的？

董超：這個培養的過程很難一兩句話說清楚，有時候人是需要被刺激的，以我的經歷來說，記得1996年第一次出去採訪，帶我的記者老師在紙上寫了三個問題，等到了現場，除了這三個被安排的問題，我居然問不出第四個問題，這份尷尬像一面鏡子，無情地照出了我的不足，它又像一塊磨刀石，磨礪著我去“知恥而后勇”。所以接著的多年工作實踐，我都在有意培養加強自己“在現場”的能力。包括金話筒獲獎作品，主要內容都是現場出鏡報道，就主持技巧而言，幾個基本原則可以遵循：

1.以鮮活的現場信息作為報道的切入內容，爭取引領受眾的關注點快速進入，少用鋪墊性信息。報道的開場階段要追求一種“舍我”的狀態，不要把自己拋頭露臉的成分比看得太重，讓現場報道真正回歸現場。

2.以簡潔的新聞語言作為報道的表述方式，以平實平視的風格和視角使受眾感受到報道的貼近性，“正在親臨現場”。報道的敘述階段要追求一種“無我”的狀態，盡量多的將鏡頭對准現場的獨特的鮮活的敘述載體，而不是死盯著報道者的面孔，要對著現場的“真憑實據”說故事。

3.以實用的評述理念作為報道的收尾評論，現場報道的評論切忌空泛虛幻越扯越遠，要力圖立足基本事實，把握現場節奏，表述短小精干，道理耐人尋味。報道的評論階段要追求一種“真我”的狀態，報道者以身邊人講述新聞事后，擺事實講道理，情真意切，耐人尋味，可信度高，感染力強。

特別說明，以上只是現場報道技巧上的幾點原則，充其量是個“術科”內容，而要真正把現場報道做到位，功夫在平時，功夫在積累，功夫在現場之外。總結起來，主持人要做好現場報道之類的工作，在職業生涯過程中需要著力培養幾方“力”：一是記錄生活的熱情和觀察力。把工作當作謀生手段和把工作當作一份理想去實現，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境界，怎樣進入一個較高的境界，主動的態度至關重要﹔二是評述事件的思維和語言組織能力。這一點上我隻有笨技巧，讀書看報和做筆記，而如今網絡和新媒體自媒體上會有各種維度的評論出現，隻要是一個閱讀和思考的有心人，所有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培養和健全思維的頭腦和語言的整合﹔三是接受受眾質疑的忍耐力。在職業生涯初創期，被受眾接受需要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這個時候需要和團隊一道培養起職業化的自信，用艱苦付出和點滴積累來面對受眾的質疑和自己的心理負荷。

也想和在校的同學們多說幾句：客觀地說，大學裡的一些課程可能和實際工作的崗位要求有些脫節，但這不應該影響到大學生活的質量。因為理想的大學生活狀態應該是這樣的：不僅學死知識，還要培養活思維。在大學校園裡，一個人能夠盡量作為一個社會現實的旁觀者來理性思考現狀，這樣的優勢是得天獨厚的。所以，“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處事態度恐怕已經不合適信息爆炸時代的生活，更需要的應該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因為人遲早要進入這個現實社會。

記者：您認為，一檔節目如何體現它的新聞價值？您可否結合您主持的欄目和讀者分享一下。

董超：這個問題比較寬，具體結合我們的欄目談一談。有人說長期以來民生新聞都是“家長裡短 雞零狗碎”的內容，看起來遠不是那麼“高大上”，這麼“矮窮矬”的節目談何新聞價值和社會價值？這樣的認識未免狹隘和絕對了，放眼全國，如果說哪檔民生節目能把進入節目視線的所有家長裡短和鄰裡糾紛都有效積極地幫助解決了，那對於和諧社會的建設是多大的貢獻，而且從近幾年的新聞實踐工作來看，各地的民生節目都在探索升級版，早已不滿足於早年的傳統套路了，更多的關注點放在公共熱點話題，主流公民參與和公共政策解讀。2008年以后，這就是我本人工作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向和著力點：比如在深圳兩會期間，大量基層熱點問題通過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集中反應，而怎樣讓落在紙面上的問題反映的更具體？怎樣讓這些問題的反應力度更大？我們積極探索突破常規報道方式，“董超兩會觀察”專欄適時推出，立足會場內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問題，放眼會場外的具體情況展開全方位深入調查，就體育場館市場化，自行車綠道設置，二級公路收費等問題探尋解決途徑，有效發揮媒體的監督職能。2010年和2012年我當選為深圳市和廣東省黨代表，作為宣傳文化戰線上唯一一名省市“雙料”黨代表，身兼“參會代表”和“新聞記者”的雙重重任，我主導策劃推出具有鮮明符號特色的專欄：《董超代表博客》《我是黨代表》。讓深圳市民及時全面了解黨代會的新精神和新時期“厚於德 誠於信 敏於行”的廣東精神。

通過欄目13年發展脈絡不難看出，在不同的發展時期，我們所發揮的社會功用、體現的新聞價值也是不盡相同的，而是隨著平台的不同，階段的不同，不斷提升和改良，在全面建設“美麗中國”的新時期，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城市的特區媒體，我想我們的未來價值體現，應該是再接再厲，為中國社會早日實現高素質的民主與法治而發揮積極作用。

記者：您一直比較熱心公益事業，可否談談您對公益事業的認識，以及您是如何參與公益事業的？

董超：公共媒體一個重要的基本屬性就是社會公益性，反映公眾生活，體現公共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每天的工作都體現了一份“公益”，當然這是就廣泛意義而言的，作為一名“拋頭露臉”的主持人，更有機會和條件，利用自身優勢為社會公益事業奉獻力量。

我是從2007年開始認真思考我的工作和深圳的社會公益事業如何有機融合，那年我們在思考策劃一系列活動，圍繞“綠色 健康”主題積極引導市民，機會來自於年初的一次無償獻血，我是無償獻血的參與者，深圳市血液中心聯系我，商量是否可以出任無償獻血的形象大使，這是一個純公益的代言，當時我認真研究了深圳無償獻血事業的發展情況后作出了一些思考：如果單純作為平面或者動態宣傳的形象代言出現，簡便易操作，但是社會效果可能比較一般，如何形成點面結合，立體深入地把無償獻血這項愛心光彩事業宣傳到位，接著我帶領團隊依托《第一現場》，面向全體市民推出主題策劃《愛心家庭體驗無償獻血》及一些相關流程，連續推出一周系列專題報道，深圳市民踴躍參與，取得理想的社會效果，我也成為深圳市第一位無償獻血愛心形象大使。

借著這次活動的先進經驗，2007年可以說是我的踐行公益年，推出了“綠色環保生活年度策劃”公益主題活動，這一年的工作讓我真切感受到了媒體的社會功用和公益性作為，感受到能夠利用自身的社會影響力和感召力為社會公益事業出力，對於我個人而言是非常幸運和難得的。

同時關於公益事業，目前中國的公益事業發展只是起步階段，在很多領域還沒有成熟的規矩和約束監管機制可言，這也是為什麼一個郭美美能把紅十字會攪的七零八落的重要原因，一說起公益，看上去一定很美，但是做起來其實很難，它絕不僅需要一腔熱忱，更需要法理規則和一份理性，理想的公益狀態不該是一座座火山，因為如果全憑火力壯總有熄滅的時候，應該是一條條涓涓細流，有連綿不斷的源頭活水，途徑之地還要保証不受有毒有害因素的污染，要做到這樣的理想境地，光靠政府部門很難，真正返權於民，民間組織自治要發揮重要的主導作用，政府是把關基本環節，法律來把住執行底線，全體公眾才是自己公益事業的主導者和參與者。

記者：“心在哪裡，收獲就在哪裡。”主持人的舞台可以說是觀眾給的，請問您是如果用“心”留住觀眾的？

董超：這麼多年，作為這檔欄目的主持人，我始終牢記一個關鍵詞——人性。把人性引入主持人的話語體系和具體行為，因為所有新聞都應該與人有關系。北京台著名節目主持人徐滔的一句話始終激勵著我——“民生新聞不是技巧，而是記者的一顆心”。任何一個優秀的新聞工作者都應該具備一顆變革時代的人文內心。為著這個中心詞，這十多年我做了太多具體而細微的努力。

當作為一個有心的新聞工作者，用心去記錄甚至介入了這些“身邊事 世間情”之后，我有一個特別鮮明的感受：在新聞這個觸角無限延伸的行當裡，“事不關己 高高挂起”已經那麼的不現實，當世界被形容成‘地球村’的時候，千裡之遙早已不是距離。而深圳這樣的城市，包容著無數來自千裡之外的人，他們進入這個城市的心理感受、情感落差會直接決定著他們下一步所做的選擇，是善意的回報還是惡意的爆發？所有這一切，無形之中讓城市人完成了一次對生活的自我審視：感恩生活，善待旁人。盡管彼此很陌生，盡管對方不起眼，但是這份善意不是為著旁人，也是為著自己。這也是我所理解的用心留住人的概念。

記者：主持帶給您最大的感受和收獲是什麼？從事主持工作以后，對您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有什麼影響或改變？

董超：作為一名職業主持人，特別是民生類節目的主持人，要對自己應該起到的作用有准確的理解——信息爆炸時代，電視已經由信息內容競爭變成加工方式的競爭，即每個主持人的話語方式語態表達和內在情感，信息是共享的，主持人是獨家的，主持人的發展從職業化越來越走向個性化。

還是把主持這個崗位放在新聞的大行業裡做點說明，首先我非常珍惜並感恩這個職業，否則也不會在這個崗位堅持將近20年，它給予了我出發時想都不敢想的職業榮耀，讓我很有信心的面對著這個紛繁社會，很有感覺地掂量著自己的存在價值。而近20年的新聞工作，對我的性格和人格重塑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新聞行業的接觸面上下貫通無邊無界，更有助於培養我們大視野的歷史觀生活觀，以及理性平實的處世風格，新聞工作帶給我的一大收獲還在於教會了我如何多維度立體的面對和思考問題：多元判斷的時代已經出現，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在新聞思維中少有“非黑即白”的判斷，新聞業是一份嚴肅的職業，因為它在記錄社會，這就更需要從業人員有一份職業敬畏感，樹立職業崇高的心態，懷著敬仰‘慎獨’的心態去做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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