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從自由到服從的轉變

有了“報恩主義”與“文人論政”的鋪墊，就不難理解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張季鸞的編輯思想的轉變，即以自由為本的英美報刊式理念向服從為本位的傳統文士的轉變。對於報紙的定位，他的認識也由獨立自由的言論機關變為以國家利益為重，引導輿論的宣傳機構。從他自身來說，擔負著在亡國滅種的危險面前挽救中華民族的重任。從外部條件來說，戰爭導致了《大公報》乃至整個中國報界的生存環境發生巨變，報紙的功能以及角色定位必將也隨之發生了轉移。他曾表示，自由主義本來自然應當是報業的根基，但是值此民族危亡的關頭，應暫時收起自由主義的色彩，為抗戰救過而奔走呼喊。認為作戰本就需要宣傳，人民需要報紙的動員，將士們需要報紙的激勵，其目的都是為了喚起中國民眾抗日的信念與熱誠，這是一份有擔當的報紙所義不容辭的責任。

1936年12月12，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楊虎城和張學良將軍扣押了親臨西安督戰的蔣介石，逼蔣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一時之間，國內政壇波瀾詭異，外患尚未解決，內戰又現端倪。張季鸞接連撰文三篇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奔走呼號，對於扭轉全局，消除內戰危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亡國滅種的緊要關頭，張季鸞之所以願意配合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其根本原因在於張季鸞將救國放在了第一位，這當中所表現出來的恰恰是張季鸞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堅決維護國家統一的決絕。在與友人徐鑄成的交談中，他就曾表示過，自己之所以擁護國民黨，是因為抗日戰爭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他的委曲求全就是為了有一個統一的抗戰中心﹔其次，他並沒有站在共產黨的反對面上。最直接的例証就是《大公報》連載刊發了范長江所採寫的陝北紅色革命根據地報道，即后來集結出版的《中國的西北角》。這些報道，第一次以客觀真實的筆法將共產黨介紹給大眾。

對於報人來說，言論的獨立與自由是要爭取的，但是在民族危難當前的時刻，需以國家為重，何況張季鸞在戰時也並未完全放棄獨立與自由的追求。它曾告誡同仁，雖然服從了通知，但是獨立、公平的精神是無論如何不可以丟失的。同意國民黨的戰時新聞統制政策，是在特殊時期的不得以而為之，不是一種可以常態化的政策。

三、對當代新聞業的啟示

張季鸞被稱為“民國第一士”，他所主筆的《大公報》是民國時期最成功的商營報紙之一。本文回顧總結百年之前報人張季鸞的編輯思想，是希望為當前傳媒業發展提供些許借鑒，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第一，做無我無私，關心公眾利益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倡導記者當注意自身責任以及公意培養，這一點與西方的“社會責任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近年來，央視主持人芮成鋼、21世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沈灝、《新快報》記者陳永洲等媒體人因收受財物而落馬的事件層出不窮。曝光之后，讓公眾嘩然，令新聞傳媒行業蒙羞。張季鸞的大公無私，是對媒體人員的警醒，也是對從事新聞金錢交易的偽記者的當頭棒喝。報道過“繁峙礦難”的《中國青年報》記者劉暢曾講過，他做深度調查多年，真切地感覺到“記者是一份內心災難深重”的職業。看過了太多的血腥和災難，容易讓新聞人失去希望。但是，每次一想到那些無辜的人民身上所遭受的巨大不公，他便生出一份責任感來，督促著他客觀公正的報道事實真相。劉暢身上所秉承的正義與責任感，是對張季鸞關於記者所具有的無私精神的最好注釋。

第二，在自由敢言與輿論引導為重之間游刃有余。近年來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傳統媒體著力於向新媒體轉型，民間各式各樣的自媒體也層出不窮。不論是網易、澎湃、搜狐等布局於移動互聯網的新聞類APP，還是如財經記者吳曉波、拿到兩千萬投資的papi醬、販賣互聯網生存理念的邏輯思維這一類的自媒體人。整個國家傳媒業發展從未曾這般火熱，而關於新聞管制與新聞自由的爭論也從未曾激烈如此。然而，自由越大，責任也就越大。新聞人本就是要遵守新聞操作規范以及國家必要的新聞管制手段。太過自由的言論環境，可能會導致一家媒體新聞失實以及文風虛浮，為讀者所不齒，如以“做有態度的新聞”而標榜的網易新聞手機客戶端，態度往往來自於標新立異，致使其出現大量的偽新聞、假新聞。誠然，管制太過嚴厲，一味讓媒體接受宣傳任務，不分是非對錯的引導輿情，則又可能令其喪失“報格”，在面臨重大新聞事件的時候反倒難以發揮宣傳作用。

張季鸞則在其中找到了平衡點，對於統制的遵從讓他避免了極端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個人主義，一以貫之的自由思潮又使他避免了絕對的集體主義。整個新媒體產業的野蠻生長造成互聯網新聞規范條例方面的缺失，使得諸多媒體人面臨著這樣一個困境，即因為難以摸清明確的“界限”而糾結於言論尺度的把握，以至於在思想上形成自我閹割。另一方面，以引導輿論、宣傳國家大政方針政策為主的主流媒體，為了順應新興媒體傳播特點，想盡快融入到新媒體當中，擁抱新媒體，致使某些媒體在媒介融合過程中出現了娛樂化、碎片化現象。如何在“黨管媒體”的現實下，平衡這種非此即彼的極端路線，找准傳媒業改革的方向？張季鸞的編輯思想也許就是答案，即對於新聞操作規范底線以及原則的堅守，在關乎國計民生等重大問題時候的堅守，更重要的是媒體不能為了絕對的獨立自由，而放棄正面輿論的引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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