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張季鸞先生是民國時期聲名顯赫的一位報人，他所主筆的《大公報》被公認為是我國民營報業成功的典范。本文以張季鸞辦報活動中的自由主義思潮與報恩思想為研究對象，結合具體事例分析兩者在不同時期對他編輯活動的影響，論述其中所包含的對當代新聞業的啟示，力求以張季鸞為觀照，督促當代新聞人躬身自省。

關鍵詞：張季鸞﹔自由主義﹔文人論政﹔報恩思想

中圖分類號：G21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7-0059-03

一、引 言

張季鸞生活在列強入侵，軍閥混戰的民國，這是中國近代的一段亂世，同時也是各種西方先進思潮在封閉了千年的古老中國蓬勃生長的時代。他因早年接受的私塾教育以及留日經歷的影響，其編輯思想兼具來自傳統關學的文人家國情懷和歐美自由主義思潮。這兩者分別在不同時期，分離抑或交叉著伴隨在他一生的辦報活動中。自1911年日本留學歸來參加《民立報》開始，至1941年在《大公報》的總編輯崗位上因病去世，三十年的報人生涯，他共撰文三千余篇。或直陳時弊或為民吶喊，敢言敢做的風格為他贏得了大批的讀者。其中粗略來分，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民族危機上升為主要矛盾為轉折點，他的以自由為本的英美式報刊理念，逐步轉變為以服從國家利益為本位的傳統文士思想。但是他從來都不是一個純粹的傳統主義者或西化的自由主義者，更多時候，在碰撞產生的矛盾中，他選擇了中和。正是因為中和所形成的溫潤宏厚的力量，不僅使《大公報》一躍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具有影響力的民營報紙，也幫助他個人在民國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本文將他編輯思想中最核心的兩者總結為自由主義思潮和報恩思想，結合其形成的時代背景，以具體事例進行了論証。

二、自由主義思潮與報恩思想概述

（一）獨立的自由主義職業報人

1.自由主義思想緣起

在張季鸞主持了《大公報》之后，《大公報》敢言的風格為人們所稱道。其自由主義思想基礎的形成，大概可以分為三個原因。

首先，時代原因鑄就。鴉片戰爭后中國國門被打開。西方的自由主義理論進入中國，開始了其本土化的過程。1903年，年僅十八歲的鄒容寫出了《革命軍》，同年身在日本的陳天華筆耕不輟，《猛回頭》與《警世鐘》兩本著作接連面世，控訴將帝國主義列強與清廷的丑惡罪行，在青年學子中引起極大反響。其次，1905年張季鸞留學日本的五年時間裡，接觸的是日本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說，深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他在日本結識的留學生朋友也同盟會的成員為主，如同盟會陝西支會會長井勿幕，張群等人，在這樣的環境下耳濡目染，更加堅定支持孫中山的主張。最后，張季鸞曾加入同盟會，擔任陝西分會革命刊物《夏聲》主編，積極鼓吹資產階級革命。但是不久他便退出了同盟會。緣自於孫中山規勸他，不要因為黨派而影響了金融貿易的獨立性，因為金融商務是一個國家民生的根本支柱，此后一生，他未曾加入任何黨派。

2.因言獲罪，兩度入獄

1912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登台執政。受軍閥政治的高壓影響，敢於仗義執言，揭露政府倒行逆施的報人，屈指可數。1913年，剛剛創辦了北京《民立報》的張季鸞主要以英美報刊的自由主義思想為主導編輯思想，立志要在政黨報紙林立的北京，開辟一條獨立於袁世凱，國民黨，立憲派之外，真正為人民發言吶喊的的辦報道路。同年，袁世凱未經國會同意，秘密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了出賣中國主權以換取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善后借款合同》。張季鸞從日本友人處偶然看得了借款合同。激憤之下，在上海《民立報》上披露了這樁交易，國內外輿論嘩然。當晚，張季鸞即被投入監獄，雖然后來經過積極營救重獲自由，但是被逐出了北京。牢獄之災並沒有讓傲骨錚錚的張季鸞低頭屈服，返回上海后，他擔任了《大共和日報》國際版的主編，繼續猛烈抨擊袁世凱復辟惡行。兩年之后的1918年秋，皖系軍閥段祺瑞以膠濟鐵路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懷著對新聞自由的最求，毫不畏懼的張季鸞繼續在報紙上披露了這一喪權辱國的消息，直接導致報紙被查封，他本人再度入獄，半個月后恢復自由。

3.創辦《大公報》，繼續獨立自由的編輯思想

因發行不暢，資金拮據等問題，張季鸞初期屢次辦報失敗。同時他也對當時報界的各種亂象深感不滿，“且中國報界之淪落苦矣。自懷黨見，而擁護其黨者，品猶為上﹔其次，依資本為轉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賣，並無言論，遑論獨立，並無主張，遑論是非。”[1]為了做出理想的報紙，他從兩方面著手努力，創辦了《大公報》。

第一，在他看來，當時的報紙在財閥和政客的重壓之下，苦苦支撐。而要想破除這一弊病，必須首先達到資本獨立。因此，在《大公報》創立之初，他與胡政之，吳鼎昌便約定資本必須獨立，不受政治投資，不納外人資本。報社的啟動資金由吳鼎昌獨自出資5萬，聘請張季鸞和胡政之為總編輯和總經理，每人月薪三百元，此二人專心辦報，不再兼任其他職位。第二，在解決了資本獨立的問題之后，他覺得報紙還缺乏像歐美大報那樣積極發表自己的言論主張，從而引導公眾輿論的精神，中國的報紙應該具有英國的《泰晤士報》那樣大的影響力。1926年9月1日，張季鸞發文《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了獨立辦報的“四不”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其中的“不黨”，便是專門為支持言論獨立而提出。就是“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2]而這其中的“不黨”便是希冀《大公報》能夠擺脫多年來國內報紙為政治斗爭工具的傳統，純粹以獨立的身份來維護國家利益。

在《大公報》創辦了13年之后，張季鸞曾對他辦報初期的這些想法做過較為系統地闡釋，他認為民國以來誕生的諸多大報，雖然商業的定位為它們加上的先天性的桎梏，但是經濟上的充裕同時也保証了“報人”這一職業的獨立性。

（二）“文章報國”的愛國志士

1.“報恩主義”思想根源

張季鸞的“報恩主義”思想是致使其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重新定位自己的編輯思想的重要原因。國難之下，他轉而認為報紙是輿論宣傳工具，應該服從國家利益而存在的重要根源。要研究他后期編輯思想的轉變，必須先從他的“報恩主義”思想的根源說起。

幼時，張季鸞因為天資聰穎，受到當地貴人相助，得以跟隨關中學派的大儒劉古愚學習傳統國學，他后來在報紙上的評論撰寫因此受益匪淺。劉古愚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情節對他影響頗深，曾教導他們重外患而輕政體，這也埋下了張季鸞后期以國家利益為重，對於國共兩黨沒有明顯愛好偏憎的種子。1905年，張季鸞又依靠陝西學台沈衛推薦赴日留學，從而提供了他開眼看世界的條件。可以說，張季鸞在求學經歷中受貴人提攜的經歷，奠定了他后來編輯思想中的“報恩主義”思想。1934年張季鸞曾重返故土，歸來后曾在《國聞周報》發文《歸鄉記》，其中提到自己的人生觀，它是這樣總結的。“我的人生觀，很迂淺的，簡言之，可稱為報恩主義。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3]

2.“文人論政”思想

近代中國所辦的報刊，並不是本土化報業發展演變的結果，而是在國家民族危亡的情況下，中國士大夫傳統及現代知識分子言論救國的產物。也正因為如此，自其自誕生之日起，就背負了更加沉重的責任，孕育出了鮮明的“文人論政”風格。深受關學和西學影響的張季鸞是兼具傳統愛國情懷與追求民族富強獨立的知識分子，躬逢其盛，受其所感。《大公報》在1940年5月10日的社評曾寫道：“今日中國知識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層知識分子，必須脫去沉默旁觀態度，堅握當前的政治責任，發為聲音，造成獨立健全的輿論，方能與政治相輔相成，並軌前進”。[4]在他的帶領下，由《循環日報》王韜所開創的“文人論政”的傳統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言論獨立自由與恩主義思想的融合，使得“文人論政”成為了貫徹《大公報》編輯思想的一條主線。表現優異的《大公報》獲得了由美國密蘇裡新聞學院頒發的“密蘇裡新聞事業杰出貢獻榮譽獎章”，張季鸞在其后撰文表示，中國的報紙並不僅僅是作為實業機關而從在的，更多時候文人論政的傳統才是它的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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