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肥皂劇受眾：不同文化認知基模影響下的混亂理解

因為“文類逼真”裡一些狂想是可以被允許的，但是“文化逼真”則會調動人們在現實世界累積下來的認知，並以此為基礎解讀象征，然后產生認同。但是當“文類逼真”與“文化逼真”同時放在受眾面前，並且不按照他們各自的邏輯去呈現的時候，受眾就無法順利判斷應該用何種認知基模去理解當前的“真實”。

比如曲筱綃在故事中和復旦博士畢業的年輕才俊趙醫生展開戀愛關系。在類型片中，女主人公的戀情通常會遭遇挫折，這屬於“類型逼真”。但是趙醫生和曲筱綃的“戀愛挫折”並不是類型片中常見的 “產生誤會-誤會爆發-誤會消除”套路，而是源於不同教育背景和文化涵養之間的碰撞。趙醫生在牌桌上發現曲筱綃不學無術后，第一次提出分手。這意味著，階層和教育背景、內涵素養的巨大鴻溝是造成他們無法繼續親密關系的原因。這種“矛盾”的產生，不再屬於“類型逼真”，而屬於“文化逼真”。

但是如果觀眾在“文化逼真”的認知基模下理解趙醫生和曲筱曉的情感，那麼，他們過於戲劇化的相識與相愛就無法用“文化逼真”的解碼邏輯來解釋。觀眾隻用從“類型真實”的基模來理解，趙醫生和曲筱綃之間跨越階級、文化背景的浪漫愛情才能成立。這樣毫無預兆的置換將讓受眾感到無所適從——既不能用日常“浪漫愛情”的故事邏輯判斷劇情的走向，也無法遵循日常生活中現實文化的邏輯看待劇情的發展。

又比如，女性角色之間的關系也是肥皂劇“類型逼真”重要的組成部分，五個差別如此巨大的人物聚在一起的背后邏輯就隻能是“類型逼真”，也就是所謂“劇情需要”。但是他們相處在一起的細節，卻常常遵循“文化逼真”的編碼規則。比如，愛慕虛榮、家境普通的樊勝美和富二代海歸曲筱綃，在第一次見面就暗自比拼身上的名牌服飾﹔曲筱綃背地用“富二代”的口吻輕蔑地稱想釣金龜婿的樊勝美為“撈女”﹔大企業高管的安迪，縱使維護樊勝美的“虛榮心”，但是內心也鄙視樊勝美是“辦公室油子”……當這些“文化逼真”的細節展示給觀眾之后，五位女主角還要重新遵循“類型逼真”的規則，依舊親密無間地維護彼此，觀眾就無法自如判斷自己是應當用哪種“逼真”的邏輯來解讀當前的劇情。

四、思考：肥皂劇在大眾文化建構中作用的再認識

“類型逼真”在肥皂劇中較易被辨別，但是其中混雜的“文化逼真”則更為隱秘也更具有說服力。“文化逼真”也被用來加強“類型逼真”的說服力，這讓觀眾在不自覺中就被並不反映現實的肥皂劇所暗示和勸服。

實証研究發現，如果觀眾長時間接受肥皂劇中不幸角色的不幸命運，他們對個人生活的滿意度、對現實生活的評價以及對世界的認知以及什麼是合理化的目標成就的判斷都會受損[8]。作為一種潛藏的“說服”方式，肥皂劇對觀眾的“暗示影響”並不能忽視。

甚至有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肥皂劇具有非常強的“培養性”（Clutivation Effect），這種強培養性不但會促使他們認知的改變，還會改變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行動，比如促使他們去異地旅行、甚至改變他們的婚姻觀念[9]。該研究發現，越南女性在收看韓國肥皂劇的時候，雖然並不認為其中的主人公就一定真有其人，但是會認為電視劇中的社會環境更和平寧靜、更適合浪漫化的生活，從而促使喜歡看韓劇的越南女性在生活中較其他越南女性更為青睞通過婚姻而去韓國[9]。也有研究者認為，在面對兩種“逼真”產生的混亂時，受眾會通過內化的主動理解，並且積極設想肥皂劇中的場景發生在現實生活中，自己應該如何應對。這種行為之普遍，甚至超越了種族之間巨大的階級與文化鴻溝[10]。格布納（S.G.Gerbner）認為電視中的故事是對現實的“表征”，雖然人們認為故事的情節是虛構的，但是依舊會認為故事中的社會“背景”、“教訓”和“道德”是真實的。然而事實上，即便社會“背景”是尊崇了文化真實的，“教訓”和“道德”也有可能選擇性遵從“類型真實”。

而且，因為“文化逼真”經常出現在以“擬態真實”的大眾媒介中，而大眾媒介曾被賦予“社會守望”、“價值評價”等責任，這也培養了受眾在接受日常“文化逼真”型文本時，會將這些文本中所隱藏的價值和文化認為是主流文化。

肥皂劇中的“文化逼真”在被受眾用“類型逼真”的循化解讀中，受眾在兩重真實中不能完成同一個象征物在意義地圖的耦合，反而引起怪異的錯位，最終造成了“矛盾”的讀者：一面被人物的命運和逼真的細節所吸引，但是看完之后又內心深處並不認同這一系列敘事的“真實”，並且擔憂“扭曲了的重現會變成對某種價值觀的推崇。”

這也就能解釋，為何明知是虛構，觀眾依舊會對肥皂劇中角色的言行舉止進行強烈的“三觀指責”。《蝸居》之后，批評者認為對“貪官”宋思明和“小三”海藻的塑造會影響觀眾現實中對貪腐與婚外情的價值判斷﹔《奮斗》播出后，即便是為其中青年人奮斗的青春熱血叫好者，也詬病他們的“成功”太過容易，並不能作為現實“北漂”青年的學習榜樣﹔《歡樂頌》也被認為太過美化夸張富有階級和特權階級，對階層固化進行粉飾。

在肥皂劇的創作、傳播、影響力日益廣泛、編碼解碼更為隱秘精巧的今天，肥皂劇構建的真實、這種真實所帶來的影響值得研究者重新思考。我們不能再單純將肥皂劇視為提供“純娛樂”的消費品，而應該重視它作為大眾文化中的重要部分的價值，並重審視其背后所連接的受眾與生產者、文本象征與社會意指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1] (英)斯圖亞特·•霍爾編.周憲,許鈞主編.表征:文化表征與意指實踐[M].上海:商務印書館,2013.

[2] Jelle Mast.New directions in hybrid popular television: a reassessment of television mock-documentary[J].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09 SAGE Publications (Los Angeles, London,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Vol. 31(2).

[3] 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4] RENÉ WEBER. Soap Opera Exposure and Enjoyment:
A Longitudinal Test of Disposition Theory[A]. Media Psychology. 2008.

[5] Michael Morgan and James Shanahan. The State of Cultivation [A]. 2010 Broadcast Education Associ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4(2), 2010.

[6] 劉新慧.解讀肥皂劇消費的“快感機制”[J].當代傳播,2010(2).

[7] 劉濤、蔣欣、王子文、楊紫、喬欣加盟《歡樂頌》/侯鴻亮、孔笙、簡川訸聯袂打造都市女性成長大戲[EB/OL].http://weibo. com/p/1001603877581588939775?from=page_100606_profile&wvr=6&mod=wenzhangmod

[8] Barbara B. Stern, Cristel Antonia Russell, Dale W. Russell . Hidden persuasions in soap operas: damaged heroines and negative consumer eff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6(1), [C]pp. 9–36. 2007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9] Hong Tien Vu, Tien-Tsung Lee. Soap Operas as a Matchmaker: A Cultivat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South Korean TV Dramas on Vietnamese Women’s Marital Intentions. [C]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terly 90(2).

[10] Joost de Bruin. Dutch Television Soap Opera, Ethnicity and Girls’ Interpretation[C]. Gazette Vol.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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